说中国缺乏科学精神,不如改成“需要”

科技日报社总编辑刘亚东最近演讲说,中国1919年缺乏科学精神,2019年依然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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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总编说中国缺乏科学精神,虽然可以争议,但相信不少人还是认同的,网上读者的评论也确实如此。但演讲中,刘总编把许多别的问题都归结为科学精神的缺失,比如:

“与科学精神缺失伴生的还有学术腐败、造假,浮夸浮躁等很多丑陋现象。”

“诚信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我们的社会……什么才能造就独立人格?古希腊人给出了经典的答案:科学。”

“契约精神与科学精神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有着一种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

而且刘总编特别强调了两点,来说明他心目中的科学精神,一是科学精神不能和科学成果划等号,二是科学精神不能和科学家划等号。这就厉害了,因为他心中的科学精神和你掌握了多少科学知识、产出了多少科学成果都不是划等号的,而是达到了“独立人格”、“契约精神”的境界,所以他在演讲中,追慕到古希腊,欧洲的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

因此我们要理解,刘总编说中国缺乏科学精神,实际上是缺乏一堆精神,质疑精神、理性精神、契约精神、独立精神,什么都缺,他追慕到古希腊、文艺复兴的先贤,恐怕意味着人文精神中国也缺,真不是一个筐能装下的。

所以你要找刘总编抬杠,就要做好准备了,因为他描述的是一种不能量化的东西。

科学素质是可以量化的,一旦用某种标准去衡量,可以说,科学素质全世界都缺乏。

比如说中国的公民科学素质,即便按照美国人的测试,中国也和美国差距不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18年用10个简单问题测试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美国公众正确率是60%,中国是40%,发达国家的公众科学素质也不咋地,而且其中判断题“地球绕太阳转”所有国家正确率都很高,这题中国的数据却空缺,一定程度上拉低了中国的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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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民科学素质,中国是可以乐观的。2018年中国大学毕业生820万,到2020年,全世界25-34岁的毕业生中有29%都来自中国,不难推断,按照量化知识测试的标准,中国人的科学素质会不断提高,因为说到底这就是一个受教育问题,而中国教育规模摆在这里。

但科学素质并不是刘总编说的科学精神。

基础科学研究实力是可以量化的,比如《自然》杂志的自然指数,2012年以来,美国就一直是第一,中国一直是第二,德国一直是第三。随着中国科研经费增长,中国在自然指数上的表现会越来越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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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础科学研究实力也不是刘总编说的科学精神。

生产力是可以量化的。最近饱受争议的胡鞍钢就是做综合国力量化的,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整体实力超过美国了,但劳动生产力没有达到。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需要依靠产业不断创新、不断升级,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则需要依靠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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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015年,中国企业研发支出年均增长22%,美国年均增长9%,欧盟是4.9%,日本几乎停滞。中国企业总研发支出已经仅次于美国和欧盟。当然和美国相比,中国差距还比较大,2016年企业研发支出总量只有美国一半,研发规模前2500的企业(集中在高端产业),则进一步下降到只有美国的1/4。特别是高端领域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最大的生物医药、硬件设备、汽车和软件服务,比起美国、欧盟和日本,中国还只能在“其他国家”里。但中国的增长率高,意味着从趋势看,也是可以乐观的。

但生产力更不代表刘总编说的科学精神,刘总编特别指出:“说技术是生产力,没有问题;要是说科学是生产力,它就有一些限制条件。……有些科学是生产力;有些现在不是,将来有可能是;还有一些永远都不是。”

刘总编说的科学精神,是不能量化的,而他认为“科学是舶来品,不是我们的土特产,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水土不服。”更是否定科学是世界各文明理智成熟后的共同体现之一,而认为是特定文明独有的。

世界上第一次有关陨石雨的详细记载来自中国,《左传》解释说,“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星陨为石的科学见解。《左传》用简洁、理性的回答揭示“陨石”、“鸟飞退”这些异象背后真正的原因,而对宋襄公从巫术思维出发对异象的询问,周内史直言“君失问”,因为这些现象可以通过自然之理解释,不必诉诸神灵。这难道不是科学精神吗?

而刘总编眼中的科学精神是来自古希腊的。希腊文明是地中海文明圈中的一员,埃及、巴比伦、波斯、亚述、赫梯、腓尼基、犹太……这些文明通过贸易、文化交流,在地中海文明圈内互相影响渗透,身处交汇地带的希腊文明,本身就是地中海各大分支文明交融的产物,希腊语的书写符号系统也是对腓尼基字母的借鉴。是文明的多样性,而不是独特性,造就了希腊文明的理智成熟,希腊文明的例子恰恰证明,“舶来品”、“水土不服”这样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在许多场合并不适用。

相比希腊文明,华夏文明面对有挑战性的多文明交流机会要少得多,但上面关于陨石的例子表明,华夏文明同样孕育出了用理性方式思考宇宙万物的思维方式。当然,可以说这种思维方式没有占据华夏文明的主流,但考察基督教文明时,我们同样很难说科学精神占据了主流,刘总编已经说了,这事和科学家的数量不能划等号。

除了不能量化,起源上的独特化,刘总编说的科学精神,还被过度抽象拔高,被他塑造成了一种独立人格的特质。

科学精神缺乏,可以体现在具体的社会活动上,比如疫苗信任危机。美国“反DPT运动”,日本抵制HPV疫苗都是科学精神缺乏的体现。美国总统特朗普相信疫苗会导致儿童自闭症,更是世界第一强国的大统领反科学的生动写照,很难想象中国会发生这种事情。中国在执行层面,做到了疫苗接种学校监督,而美国的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是根本不监督的,这说明在疫苗接种上,中国将科学精神落到了实处。

而按照刘总编的意思,疫苗造假才是因为科学精神缺乏,“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科学精神缺失造成的。……与科学精神缺失伴生的还有学术腐败、造假,浮夸浮躁等很多丑陋现象。”推而广之,三聚氰胺、地沟油之类问题,恐怕也要被划到缺乏科学精神上了。

实际上,这些就是道德人品问题,刘总编也说了,“即便你是一位著名科学家,崇尚、践行科学精神,也不能成为科学精神的化身。因为在一定条件下,你依然可能做出违背科学精神的事来。”这种现象,并不是科学家缺乏科学精神,而是因为道德人品的缺陷,因为利益的驱动,他做了违背科学精神的事情,他自己心里可并不糊涂。你给他“灌注”再多科学精神,也救不了人格的缺陷,这是大众都明白的浅显道理。

解决造假问题,要依靠的不是在高处无法保证的科学精神,而是要用更严厉的处罚机制,更健全的法律去守卫底线。

再说刘总编诟病的网络谣言多,这主要也不是因为科学精神缺乏。《科学》杂志今年刊登了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分析了过去12年间的12.6万则新闻在推特上的传播情况,结果发现:假新闻跑得比真新闻更快,而跑得最快的假新闻类型则是政治新闻。被人们转发的假新闻有一个明显的特质:新鲜。

对此,《科学》杂志的作者提出的解决之道,不是培养公民的科学精神,因为这条路走不通,研究表明人在认知上存在偏见——更容易选择和接受自己已经相信的东西。那怎么办?他们提出的具体措施是对社交媒体平台的干预:调整算法,给予真实、高质量的信息更多的权重,也就是让它们更频繁地出现在更显眼的位置上,而让那些错误、低质的信息出现在更不显眼的位置上。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刘总编所说的科学精神,承载了过多、过高、过大的内涵,我当然不敢贬低其“神圣性”,但如此神圣的精神,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是不缺乏的。如果我来做这个演讲,我会说中国需要科学精神,除了换成“需要”这个词,我还会说,中国更需要将科学精神落到实处的办法。我们的机制有自身的合理性,保证了不会出现美国那样一个反科学的领导人,这是我们的优势。而对“造假”、“谣言”、“浮夸”这些现象,我们需要更多科学的办法来探索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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