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看50年代顾颉刚吐槽尹达的日记，就能得出这神结论？

顾颉刚和尹达同为中国现代杰出史学家，但两人的治学理路却有着极大的不同。今天看到一自媒体博主在晒顾颉刚50年代的日记，其中记述尹达的部分，堪称忧怨满满。

在这儿，给大家贴一下：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八号星期三（六月初二）（第二卷187页）

到莘田处，与同到孟真处，未晤，莘田邀饮雪糕。

一九七三年七月补记：予于解放后到北京，任职历史所，彼谓我“讨价还价”，谮于尹达，尹遂藉所长权力压我。彼于一九五八年死亡，使我释一重负，谗人之可畏如此。

一九五四年十月九号星期六（九月十三）（第七卷600页）

尹达告我，有寄匿名信讦予者，不知何人所为，可发一噱。此见予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只有走进商界，方得免此闲是非耳。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七号星期四（二月廿四）（第七卷第666页）

尹达对予态度，一若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令人难受。“到此方知狱吏尊”，洵然！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号星期日（八月十二）（第八卷118—119页）

予之病，已界衰年，一也。受经济之压迫，卒卒无闲，二也。受尹达之侮辱，三也。静秋易怒，常致反目，四也。予若工作轻些，家庭和乐，领导方面有相当之礼貌，则虽届衰年，尚可有水平线上之健康也。

一九五七年七月卅一号星期三（七月初五）（第八卷第288页）

本月十四日晓，梦见尹达，板着脸，对予言曰：“我所以不要你作事，为的是你一作就把事情作坏了！”醒而思之，其言良是。……尹达之不要我作事，无论其动机如何，而客观效果却是延长了我的寿命，使我在小范围里还能得些成就，所谓“塞翁失马，未必非福”也。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五号星期二（九月十四）（第八卷第335页）

招我到北京而不给以助手，此尹达之宗派主义，害事、害我，至于今日之局面者也。

一九五八年二月廿八号星期五（正月十一）（第八卷第390页）

一九五八年三月廿五日《新苏州报》刊登《懒汉怪庄稼》

此一寓言正写出了尹达对我的样子。我所以能受到一点政治教育，亏得加入了民进。尹达只要我自生自灭。

一九五八年九月八号星期一（七月廿五）（第八卷第488页）

今日读《李将军传》，觉得我遇尹达，宛然李广遇卫青，不知他日将如何得罪耳。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六号星期一（十月十六）（第八卷第719页）

大字报许多条批评尹达，总结其说，约为下数事：

一，越稳越右——自谓稳步而实际停步，故本所业务迄未开展。

二，以“不学无术”为挡箭牌。

三，不问所中职工之政治思想及生活，只在党的命令下敷衍布置。

四，《历史研究》为全国瞩目之思想性刊物，而从不建立中心思想，起不了作用，使外间失望。

五，说话多，实行少，“但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总而言之，一切固步自封，对本所工作毫无具体办法及远大理想，过一天日子撞一天钟耳。

有霍适之者，为尹达作一诗云：保守思想，“平平稳稳”。干劲不大，拖拖拉拉。甘居中游，疲疲塌塌。骄傲自满，常常自夸。总路线呀，没照尹达。

尹达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又为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又为《历史研究》主编，负责全国历史科学指导之重责，而从不发表一篇文章，作一回学术演讲，亦未曾为研究工作定出一份有效的计划，徒以沉默为持盈保泰之手段，此全所之所以群起而批评之也。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廿七号星期五（十月廿七）（第八卷第725页）

凡写大字报四张，两张为《忠告尹所长》，两张为《质问尹所长》，约四千字，以舒积郁。

据此，这自媒体的作者感慨道：

​前辈的恩怨自不应多加置喙。两位学者的水平孰高孰低，大家见仁见智。不过，若说顾颉刚的郁结缘于五十年代的阵痛，这有点尴尬呀。

毕竟，从30年代开始，顾先生的学术心结就形成了好吗！看时人的回忆，常提及顾氏心结，他觉得自己应该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但又常怕被别人瞧不起。这种心境在他的日记里也时有反馈。

其实，翻翻民国学术史即可知顾先生在当时的处境。那时，他先和傅斯年撕逼，遂使得胡适开始冷落他。“趋新”的他又不被陈寅恪、钱穆这样的旧派看得上，新旧之间都没收获多少认同。所以，抗战前夕，他就投靠蒋公，成了半个御用史学家。弄得抗战胜利后，根本无法回北京教书，所以辗转于上海的几个不知名高校间。

细想想，后来他再次成为大佬，其实离不开新中国的影响。新中国建立以后,毛主席提出标点二十四史，即由顾颉刚牵头，组织全国学者对二十四史进行点校。于是顾先生在史学界的地位瞬间提升。

从这个角度说，若非要论证“50年代的知识分子改造压抑了民国学人”这一结论，举顾颉刚的例子恰恰是自己打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