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第一位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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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在他的日记中有这么记载：“吾女名素斐，即用莎菲之名”。“莎菲”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

　　1920年8月，胡适的夫人江冬秀为他诞下一个女儿。胡适为女儿起名素斐，音译自英文名Sofia，这正与民国时期一位有名才女的笔名“莎菲”取自同一音源。那是因为胡适希望女儿长大之后能具有这位才女般的性情与才情。

　　胡适与江冬秀

　　这位笔名为“莎菲”的女子究竟是谁？她究竟有何魅力能够得到胡适的欣赏呢？

　　出生乱世

　　1890年夏天，武进县陈家大宅里出生了一名女婴。父母对她的降生并没有多少喜悦。他们本期待这是一个男婴，这样才能传宗接代，日后有机会光耀门楣。这对夫妻万万没有想到，将来使陈家为世人所关注、真正实现光宗耀祖的正是这名女孩。她的名字叫陈衡哲。

　　陈衡哲从小天资聪颖，长辈们经常感叹，说她要是个男孩子，日后的前途将不可限量，作为女孩，在事业发展方面肯定会受到限制。陈衡哲一家并非武进本地人，他们家祖上是湖南衡山有名的耕读世家，直到陈衡哲高祖那一代，凭借科举考试步入朝堂做了官。从此之后，陈家数代男丁都延续着读书——科举——仕途这样的人生轨迹。

　　陈衡哲

　　然而到了陈衡哲出生前后的中国，清帝国已进入暮年，正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在这样的乱世之中，每个人都不免收到冲击，陈家亦然。陈衡哲出生时，她21岁的父亲还在潜心读书，想要有朝一日科举考试金榜题名。等到陈衡哲5岁的时候，清政府推行的新政却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废除了。

　　一些传统家族的生活方式一下子陷入断层。很多人失去了以往从读书人到士大夫的那种环境和道路。断绝仕途的陈家开始走向没落。陈衡哲的父亲无业在家，便把所有的精力倾注在子女身上，亲自担负起对女儿的教育。

　　陈衡哲的父亲对她的要求很高，把她当儿子一样培养。陈衡哲四岁开始识字，读的第一本书是《尔雅》。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本辞书。父亲的严格教导为陈衡哲打下了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化基础。

　　父亲的仕途被阻断了，女儿的未来却被打开了一扇窗。1901年，清政府签署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欠下了巨额赔款。然而这笔庚子赔款却为未来中国的一批青年，打开了通往西方世界的大门，也为像陈衡哲这样的优秀女孩，走向海外创造了可能。

　　赴美求学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咨文并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的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中国留美学生之用。一年后，清政府就在皇家园林清华园内建立了留美培训学校，也就是清华学校的前身。

　　为什么当时美国人想退掉赔款给中国办学呢？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取得最大的收获。于是，从1909年开始，每到秋天，“中国号”邮轮都会载着一批中国学生到大洋彼岸，学习西方国家的文化。

　　1914年8月15日，和往年一样，“中国号”的蒸汽机船从上海出发，准备驶向大洋彼岸的美国。然而这一年又有所不同，因为在这批中国留学生中，首次出现了女性的身影。她们是中国历史上首批女留学生，而陈衡哲就在其中。这次漂泊海外的经历，成为她人生的分水岭。她将彻底告别母辈那种裹着小脚的传统家庭生活，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名字。

　　1915年，在美国留学界兴起了两股文化革新运动，一个是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一个是任鸿隽的科学救国运动。任鸿隽是当时留学生中的老大哥，虽然留学时间稍晚，但年龄比胡适还长几岁。辛亥革命时，他曾追随孙中山，担任过中华民国总统府的秘书。袁世凯上台后，任鸿隽弃官求学，前往美国。胡适和他在出国前就曾是上海中国公学的同班同学。1910年胡适考上第二届庚子赔款留学生，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农学。两年后，任鸿隽也随之进入康奈尔大学。1915年，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杜威，开启了全新的人生道路。若干年后，胡适写了一篇文章《我们三个朋友》，讲述了他与任鸿隽、陈衡哲的友谊故事。

　　远在他乡的三位留学生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1916年初秋，东美中国留学生年会在马萨诸塞州召开。作为瓦沙女子大学大二的学生，陈衡哲也参加了此次年会，并在高手如云的演讲比赛中获得了第二名。从此，她成为新一届东美学生会的书记，也是学生会中唯一的女性成员。在东美留学生年会的第二天，任鸿隽任社长的中国科学社也举办了一场年会，陈衡哲也参与其中，并留下了一张与任鸿隽的珍贵合影（下图）。

　　任鸿隽与陈衡哲

　　陈衡哲与任鸿隽因一份留学杂志而相熟。原来陈衡哲文学功底非常好，经常给留学生杂志《留美学生季报》写稿，而当时任鸿隽正是杂志主编。1915年的夏天，时任《留美学生季报》主编的任鸿隽第一次读到笔名苏菲的文章，推崇备至，认为“文辞斐然，在国内已不数觏（遇见），求之国外女同学中尤为难得”。文章很快刊登出来，这也成为两人交往的开始。因为任鸿隽的赏识，陈衡哲很快成为《季报》的主要撰稿人，并开始在留美学生中绽放光彩。

　　文学运动

　　正是借着这次中国科学社的年会名义，任鸿隽邀请圈中好友游湖泛舟，与陈衡哲达成了首次会面。在这次会面中，任鸿隽对陈衡哲一见倾心。他在文章中如此记载：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深。与此同时，在这次康奈尔大学的游船会上，还发生了一件影响中国未来的重要争论——文言和白话究竟哪个更好？

　　这场争论中，任鸿隽、梅光迪等人支持文言文，胡适则支持白话。梅光迪指出，白话再好也不能用来写诗。胡适表示反对，并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白话诗：“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首诗后来还被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成为中国新诗的开始。

　　《新青年》杂志

　　当时陈衡哲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在文言白话讨论的初期，陈衡哲因为和胡适并不熟悉，并未参与到讨论中。后来在任的大力推荐下，胡适才开始与陈衡哲有书信往来。1917年的春天，任鸿隽带着胡适，去瓦萨女子大学探望陈衡哲。这是胡陈二人第一次见面，但却分别在即。数月后，胡适乘坐“日本皇后”号邮轮回到上海，不久返回安徽绩溪老家，屈从母亲的意愿，娶了小脚夫人江冬秀。

　　与此同时，在与胡适通信一年后，1917年6月，陈衡哲在《留美学生季报》夏季号上发表了白话小说《一日》，用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之后她在《季刊》上发表的文章都开始使用白话。胡适后来在文章中说，陈衡哲给予他的不只是安慰与鼓励，更是他的一个最早的同志。

　　胡适还将发表在《季刊》上的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寄回国内，也被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陈衡哲也紧随其后，以莎菲为笔名，在《新青年》上接连发表数篇白话文学，如白话诗《人家说我发了痴》，以此支持白话文。文学改良运动随之从海外蔓延至国内。

　　返回家乡

　　1918年，任鸿隽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化学工程专业硕士学位，随后回国工作，而陈衡哲当时还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但任鸿隽对陈衡哲的爱慕之情一直未曾消失，后来特地从中国到美国来求婚，陈衡哲最终被他感动，嫁给了他，与之相携归国。

　　1920年8月，在回国一个月之后，陈衡哲和任鸿隽前往南京参加中国科学社的第五次年会，杨杏佛、赵元任、胡适等人也出席了这次聚会。借此机会，陈任二人举办了订婚仪式，订婚当晚，还请胡适吃了顿饭。

　　回到北京之后，胡适看到了出生不久的女儿。江冬秀让胡适给女儿起个名字，他思来想去，决定给女儿起名素斐。关于这个名字的来历，在他的日记中是这么记载的：“吾女名素斐，即用莎菲之名。”

　　早在陈衡哲回国之前，胡适就曾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建议邀请陈衡哲来北大任教，蔡也已经表示可以考虑。等到科学社的年会结束，已是八月底，开学在即。于是，会后胡适与陈衡哲先行回到北京。回到北京的第三天，两人就去拜访蔡元培。

　　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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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以前，全国没有任何女子在大学任教的先例。蔡元培历来主张男女平等，民国初年任教育总长时，他就首开小学男女同校的先河。但让中学、大学对女生开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仍是困难重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大家普遍认为“男女七岁不同席”，七岁以上的男孩女孩混杂在一起是对道德生活的挑战。

　　1920年初，蔡元培率先招收了6名女学生作为北大旁听生。他酝酿着这年秋天为这几名女孩转正，因而陈衡哲的到来正合时宜。1920年秋季，北大正式男女合校，聘请陈衡哲作为历史系的教授，教授戏剧与西方历史——她由此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女教授。与此同时，任鸿隽也收到蔡元培和教育部长范静生的双重邀请，正式投身中国的教育事业，先后任北大化学系教授、教育部教育司司长。当年美国留学生圈的三位好友终于在北京相聚。

　　后来在任、陈二人的婚礼上，胡适送上一副对联：无后为大，著书最佳。前四字是希望朋友早得贵子，生儿育女，后四字是期望陈衡哲不要因为结婚而沉浸于家庭生活，忘记了对学问的求索。他还不知道，这样的担忧不久即将成真。

　　事业与家庭难两全

　　胡适真是未卜先知。家庭和事业的矛盾很快出现在陈衡哲身上。

　　首先是生育问题。陈衡哲在北大只教了一年书就怀孕了。当时她已30岁，属于大龄孕妇，为了安胎，她先后辞掉了戏剧课和西洋史课，这使得推荐人胡适倍感为难。胡适在日记中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情：莎菲婚后不久，即以孕辍学，确使许多人失望，此后推荐女子入学教书，自更困难了。陈衡哲后来又生了两个孩子，中间也短期教过书，但总体来说她的教书经历是比较短暂的。

　　除了受生育影响，她在某种程度上还为丈夫事业做出了一些牺牲。任鸿隽后来先后被调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在南京东南大学担任副校长，到四川大学做校长等等，全家人一直是跟着他走的。

　　任鸿隽与陈衡哲

　　当然，陈衡哲虽然不教书，但也并非在家做全职太太，而是开始做著述。从北大辞职后，陈衡哲一度开始考虑妇女家庭与职业发展的问题。此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找到她，请她为高级中学编写一部《西洋史》教科书。自此，陈衡哲便开始著书立作。当《西洋史》编写完成后的两个星期，她的二女儿出生了。

　　陈衡哲选择在家著书，纯属无奈。她并不爱管家庭琐事，因而每日除了必要的家事，都待在书房里写作。她渐渐开始从女教授转变为女学者，试图在家庭与事业间取得平衡。

　　然而就在此时，一个不幸的消息彻底影响了陈衡哲对于未来的选择。1925年，胡适的小女儿胡素斐病逝了。素斐的死让陈衡哲开始反思对子女的教养问题。在这之前，她是有一定的女权思想的，觉得女人要有独立的人格。然而，她毕竟是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下成长的，在她后来的作品中也提到，“如果让父亲来看看书，就要放下去照顾一个爱哭的孩子，这个对女人来说是说不过去的”。她的思想还在传统的框架里，觉得带孩子、管理家庭应该是女人而非男人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当事业和母职的矛盾再次浮现在陈衡哲生命中时，她感叹道，“女子不做母亲则已，既做了母亲，便应该尽力去做一个贤母，一个良妻”。在她的支持下，丈夫任鸿隽成为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她大女儿任以都于上世纪50年代获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成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第一位华人女性终身教授；二女儿任以书，毕业于美国瓦萨大学；小儿子任以安是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

　　任鸿隽、陈衡哲订婚日与胡适的合影(1920.8.22于东南大学)

　　就这样，为了家庭，她先后多次放弃在著名大学任职和教学的机会。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教授，在经历短暂的辉煌后，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