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版《我不是药神》：天价药与脏钱的故事

来源：微信公众号：财经杂志

现实世界远比电影残酷很多，比假疫苗与天价药更可怕的事情是，在美国版天价药背后，没有找到任何违法行为

这不是一个新故事，但现在讲述大家更愿意听。

这是一个真实版的《我不是药神》的故事，这次故事的主角，是华尔街的大空头香椽（Citron）与制药公司威朗（Valeant）的斗争。

这个故事可以清楚看到天价药是怎么形成的。

过去两年，已经有很多媒体从金融的角度报道了威朗制药的案例。Netflix今年出品的纪录片《脏钱》（《Dirty Money》），它记录了企业逐利与公众、社会之间的深层矛盾，并抛出了一个无解的社会问题——企业因逐利在法律监管的灰色地带游走，导致药价高涨。

可悲的是，就算一切真相公之于众，威朗的股价下跌了90%，市值蒸发800亿美元，依然无法解决患者的境遇。

这部片子是从香椽的一个基金经理的视角拍摄的，她以为药品和科学都是好事，但她发现不是这样的，资本是贪婪的逐利的。很多人不喜欢她，也不喜欢空头，她说做这件事的目的，就是要去帮助被威朗利用的人。

马丁·史克莱利把达拉匹林的价格从每粒13.5美元提高到了750美元，他最后以证券诈骗罪被抓。但是比起这集背后真正的主角，威朗公司的CEO迈克·皮尔森，他只是个小人物。

故事有三条时间线交叉空头、威朗制药与患者：

在迈克·皮尔森（Michael Pearson）接手公司时，这家公司的股价不到15美元，市值21亿美元，运营艰难。

根据大空头的描述，皮尔森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见华尔街的投资者，如果哪个投资者对威朗的股票不太放心，只要跟皮尔森聊聊，就可以安心。加入公司三年，他做了22次并购。

并购背后并不简单。一般情况下，制药公司会花费18%的收入用于新药的研发，而威朗只用了3%。每种被它们并购后的公司药品，药价就会大涨。

简单说，威朗的策略是，找到能够垄断市场的药品，买下这家制药公司，不做任何研发，药品涨价来获取利润。他的目标，就是为股东赚取利润。

镜头前是一位威尔森氏症的患者，过去她每个月花30美元买药。

突然有一天，她发现每片药的价格高达200美元。打开冰箱，她的冰箱里大概有着价值7-8万美元的药。

威朗将她的药，价格从每个月650美元提高到了21000美元。

继续吃药，她总有一天买不到医疗保险；

如果失业，她的医疗保险太高，几乎不可能找到工作；

不吃药，会死。

此时，威朗公司的市值从21亿涨到了780亿。 

空头在威朗给投资人的财务报表中的脚注中找到了股价高涨的原因——罕见药物销售的增长。但空头发现，罕见病病人并没有增加。销量增长的实质是，他们大幅提高了价格。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皮尔森在国会接受质询被问到，去年公司排名前30的药品中，平均价格上涨了78%，而这些涨价不能归过于研发，因为研发没有太多花费。

当参议员问到，在你并购以后没有涨价的？说出一种就行。皮尔森说：“美国没有”。

空头研究了几年威朗制药，当下班时间大家都在读小说看剧时，他们在研究威朗制药的所有材料。

当一切资料收集好之后，剩下的就是等待时机，做空市场需要好的时间点——总统竞选成为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2016年，希拉里盯上了药价，她给公众念了一封病人写给她的信：当时某患者从80年代就开始注册某公司的药品，当年每十针180美元；现在，同样十针，14700美元。

希拉里称，要阻止这种掠夺性价格。这时，空头们同步行动了，给媒体和华尔街基金发去他们的做空报告。

一个月内，威朗制药大跌，损失了260亿市值。 

同时，这种现象并不只存在于威朗制药一家公司，所有的药品公司都在使用这种手法。

胰岛素价格自2008年以来上涨了3倍，肾上腺素价格上涨了4倍。 

事实上，每当有媒体质疑威朗制药时，他们会以保险免费为借口。

从2008年开始，美国的保险费上涨了43%，这些钱最终分摊在每一个美国居民身上。

“我们给董事会发了邮件要求调低价格，你以为这场仗你打赢了，结果一年后价格还是这样。有时候，你会问为什么要去打这场仗，如果是我们的女儿，他们不幸得了这种病呢？如果她们每年都要背负30万美元的账单呢？”

威朗答应国会降价，但最终也没有降价。实际情况是，他们降低了药品价格，就没办法支付债务。

在片子的结尾交代了这个故事的结局：“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违法行为，这才是这件事可怕的地方”：威朗的CEO皮尔森没有违法行为，法律制裁不了这家公司。

市场的力量开始显现，这家公司相比于巅峰时期，股价跌去了97%；威朗在华尔街的支持者——比尔·艾克曼损失40亿美元；空头法米·夸迪尔的做空大赚，但她仍然没有“拿钱走人”，她在等这家公司跌至0。

整件事最可悲的是，患者的境遇没有任何改变。

现实生活中，没有人喜欢调查记者与空头，香椽因为做空，让那些投资了威朗的人利益受损，被大量的泼脏水。

他们用市场的力量，创造了价值。

这部的纪录片一共六集，每一集背后都是企业利益与社会道德边界之间游走的一个具体案例，威朗只是其中的一例。

对社会有利，还是对投资人有利，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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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投资是良药吗？

正好在上周，我跟着一家非营利组织社会价值投资联盟，连续拜访了硅谷的诸多慈善基金会与公益组织，包括陈·扎克伯格基金会，洛克菲勒慈善基金顾问。

我发现，大公司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公益的方式也正在发生改变，从过去单纯的捐赠变成社会影响力投资。

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在过去几年，做了这样一件事：他们发布了A股上市公司的社会价值报告——“义利99”榜单，经过18个月回测，这个榜单指数不仅跑赢沪深300，涨幅还在持续扩大。

对社会有利与投资人有利，可以是同步的，这被公益机构称为——“义利并举”。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硅谷。

这次，我们拜访了斯坦福教授Ian Monroe，他在斯坦福教授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的课程，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并知道哪些坏公司的存在导致了这些环境问题。

他点名批评了大众，这也是《Dirty Money》第一集中点名环境污染的公司。

同时，他发现有超过70%的投资者希望能够投资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但是只有极少数的基金表现不错。于是，他成立了自己的二级市场投资基金Etho Capital。

他的投资理念是，不好的企业，最终在财务上的表现也是不好的。

因此他的投资榜单中坚决不投烟草、酒精、武器、石油、煤炭、赌博、犯罪等相关的企业。

比起义利99的榜单和投资组合，他的投资分类中，化石能源与天然气公司的数量为0，他太熟悉环境问题，这些公司不符合他的价值观。

从2015年11月到今年6月，他的基金回报指数上涨46.72%，远远大于标普500的34.14%。

这种趋势在二级市场兴起只是第一个阶段，它在试图解决股东利益与社会价值的平衡。

除此之外，在科技公司与投资人活跃的硅谷，“影响力投资”也在公益组织与基金会中兴起，它更加偏向于一级市场。

“影响力投资”最早是2007年，由洛克菲勒家族慈善基金会提出的。它是指资本通过经济效益投资来做公益。

在如何界定是否是影响力投资，有一套联合国的通用标准，各个公益基金也会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不停完善。

界定这个投资的主要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做的事情具有社会价值，比如你可以解决50万人的生活污水问题；另一个是业务能不能指数级增长，比如是只解决10个人问题，还是解决10万个人问题。

如果要结合威朗的案例，有一个点很有意思，就是怎么去判断一家公司是不是社会价值企业？特斯拉的例子非常有趣。

类似于特斯拉这样的电动车企业，往往都被称为“绿色出行”，由于可以不再使用传统的能源，它到底算不算社会价值企业。

这个观点我与奇点大学的教授Ramen Nanm讨论，他认为特斯拉的存在是为了赚钱，因此并不算社会价值企业；而同行的朋友称，虽然可以用充电代替汽油，但是生产电池过程中的耗能和污染，并不比直接使用汽车更好。

因此，在企业做的事情是否真有社会价值，还是逐利，既有专业的投资标准评估，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

友成基金会创始人零慧深耕慈善多年，她告诉我，她一直在帮助中国的一些扶贫项目，慈善基金依赖于捐赠模式影响力有限。

如果能够自我运转养活自己，才能让扩张速度更快，覆盖范围更广。

这次我们拜访的国际社会影响力组织Impact Hub、洛克菲勒慈善基金会、陈·扎克伯格基金会，几乎所有的硅谷慈善基金都在尝试“影响力投资”，并尝试自负盈亏。这也是美国西海岸硅谷与美国东海岸纽约的运作方式的区别。

在硅谷，他们希望以投资的方式来资助有价值的社会企业，让这些企业能自负盈亏有扩张性。

在仔细聊过一些案例以后，这种方法与传统的风险投资很像，不同点是，在基金会的评估体系中，他们以能维持基金会的正常运转为主，而不像风险投资只评估财务回报。纽约的基金会大多还是以传统方式为主，因为可以避税。

洛克菲勒慈善基金顾问公司副总裁Heather Grady认为，基金会对一些好项目正在采取“以投代捐”的方式，但是他们并不会强制要求对方接受哪种方式，不管是咨询的方式、投资还是捐赠，都会以对方舒服的方式为主。

基金会本身也在改变，目前完全独立运作，去年运营成本为1000万，他们通过帮助这些基金会找到好的投资标的、并提供一些慈善方向的项目方法，实现了1100万美元的收入，维持现金流正常运转。

急救组织“第一反应”就是典型的影响力投资。

一次跑完马拉松赛事中，创始人陆乐看见身边的人心脏骤停以后，成立了这家公司，它为中国的马拉松体育赛事提供急救。

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在一些公共楼层里布局现场急救装备，并对志愿者进行培训。

但是，这样一家看起来本可以做成公益的组织，在通过公司的方式运作，他们通过培训费和企业端课程销售建立了自己的商业模式，并且获得了腾讯的第一笔投资。

合伙人陆俊告诉我，这笔投资是腾讯创始人马化腾亲自批复的，他认为这样的公司除了具有商业价值，还有社会价值。

事实上，他们本可以用马拉松赛事养活这样一个小团队。但由于中国懂得急救的人的比例大大低于国际比例。

他的第一要务是扩张，通过投资，他可以快速把业务布局到各个省市，甚至出海。

跟他聊完我不禁感叹，市场化运作的方式，资本的进入，都是比慈善更有效的普及急救的方法。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硅谷，我曾经写过多篇教育的稿件，不管是个性化教育Altschool还是位于硅谷红木城的Summit公立中学，这两个案例中都有陈·扎克伯格基金会的影子。

以Summit高中为例，当硅谷的老师们找到一些个性化教育的方法，并且经过时间检验，这些方法对升学率有显著的提升时，全国各地的老师会到这所学校取经。

后来，为了节省老师一对一辅导学生的时间，同时把这个模式扩张向美国全球，扎克伯格为这所学校捐赠了工程师，开发了一套教育软件，将这所学校的教育精华和个性化管理做成模块，提供给美国其他一些公立学校使用。

通过教学软件，好的教育方法也可以快速在美国扩张。

所有这些，都不再是简单地捐赠，而是在科技手段下，找到新的方式让有意义的事情更快地扩张。

这种扩张不依赖于一方持续的没有回报的付出，而是企业能自负盈亏甚至略微盈利。

这让我想到做这次采访的动机，社投盟曾跟我聊起来：有一些符合社会价值投资的公司，需要最新的思想和科技的方法让业务规模化，有很多双赢的事情可以探索；另一边，有很多科技创业者，他们并不能下沉到普通人的世界，有很多更底层的真实需求需要被发现。

比如一家区块链公司，为非洲国家提供低廉甚至免费的太阳能电，又用富余的电去挖矿，这样既提供了廉价的电，甚至让不能用电的人用上了电，推广了清洁能源，又同时让生态链的合作伙伴们通过挖矿赚到了钱，很多人有能力但又发现不了这类机会。

科技正在指数级增长，如果公益不跟上，也会落伍。

这件事给我的启示是，社会的发展不是一个零和博弈游戏，而明明有很多双赢的商业模式和投资方法。

不管是最近的性骚扰、天价药还是假疫苗，还是有很多人在想办法让世界变得更好。

正如我跟这些社会企业家在奇点大学上课，他们告诉我，最大的启发不是某个知识点，而是这群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从思维上启发了你。

一个好的社会，少不了政府与监管的作为，好的制度的设计。但抛开这些，好的社会是所有人共同构建的，比如对学者与知识的尊重，对作恶的勇于发声，对工作的专业。调查媒体、空头、有效的资本市场、公益组织、甚至是普通人炒股时每一次价值选择，一个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