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对立？

【本文摘选自作者最新力作《中国道路的历史基因》。7月28日晚19:00，寒竹老师将作客“观天下”，带领大家回溯历史，探索社会主义中国的必然性。报名方式见文末，也欢迎大家提前收藏我们的直播间。】

在20世纪初，世界上有两个幅员广袤、虚弱衰败的帝国。一个是奥斯曼帝国，一个是中华帝国。这两个帝国的国运在20世纪初都跌入谷底，濒临亡国。在20世纪初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下，奥斯曼帝国逐渐分崩离析，最后在1923年正式解体，有着六百多年历史、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庞大帝国从此永远地从世界上消失了。中国的命运却大不一样。虽然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遭受到西方列强一再的侵略和掠夺，不断地割地赔款。但具有五千年文明传承的中国最终没有亡国，反而在20世纪上半叶开始了现代建国的历史进程。百年之后，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民族复兴的目标已是近在咫尺。

2017年2月，经济咨询公司普华永道（PwC）发布了《2050年的世界：全球经济秩序如何改变？》（The World in 2050——The long view: how will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change by 2050?）。这份报告对世界32个最大的经济体进行了比较和预测，这32个国家的经济总量目前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5%。

这份报告提供了两种评价标准对比和预测各国GDP的情况。如果以购买力平价（PPP）作为计算标准，中国2016年的GDP总量已位居榜首。排名第二至第十位的依次是美国、印度、日本、德国、俄罗斯、巴西、印尼、英国和法国。

如果以以市场汇率（MER）来计算，2016年，中国的GDP为11.392万亿美元，美国的GDP为18.562万亿美元，目前仍然落后于美国。但是，按照普华永道的预测，到了2030年再以MER计算GDP，中国将以26.499万亿美元超过美国位居首位，美国则以23.475万亿美元排名第二位，印度第三（7.841万亿美元）。

表一、表二分别为按购买力平价和市场汇率对比预测的GDP数据排名：

表一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各国经济排名

表二 以市场汇率（MER）计算的各国经济排名

数据来源： The long view: how will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change by 2050?

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在2010年就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目前，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位。

根据《2016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截止2016年底，中国高速公路里程为13.10万公里，早已超过美国的9.2万公里，居世界第一。高铁运营里程突破2万公里，占世界总里程60%以上。

为什么命运跌入谷底的古老中国能够在20世纪凤凰涅槃，成为一个繁荣强盛的大国？这是当代社会科学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在它的发源地欧洲遭遇重大挫折，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相继崩溃，原先跟资本主义阵营势均力敌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冷战结束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只剩下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一共5个国家。但就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中的命运而言，并未因此呈现出整体走向衰落的颓势。当社会主义制度在它的发源地欧洲的部分国家相继崩溃的同时，在中国却欣欣向荣，风景这边独好。为什么社会主义在它的发源地欲振乏力，但在中国这个遥远的东方古老大国却新枝迸发，尽显出青春活力？这是当代社会科学需要回答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从世界历史的进程看，中华民族的复兴与社会主义的再度辉煌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复兴同时就是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再度辉煌；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再度辉煌是以中华民族的复兴来实现的。目前，关于中国崛起论述很多，认为中国经济总量会在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的预测和论述也很多，但基本都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其实，很多人忽略了，中国经济总量在未来超越美国在全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这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最大经济体将从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到社会主义国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民族复兴也就是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再度辉煌。

从宏观的历史发展看，近代500年来全球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主要是由资本主义

国家引领。从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再到英国、美国，资本主义的成长与发展基本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同步。到了18、19世纪，英国确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资本主义制度，英国因此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到了1894年美国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美国经济在全球的龙头地位一直维系到今天。但是，500年来的世界各个大国的兴衰，只是资本主义世界在内部此消彼长的过程。近代几百年来，世界经济的头号大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中国的崛起将会改变世界500年的这个基本格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候，并不简单是一个经济大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另一个经济大国，而同时也是一种政治超越，因为这意味着世界经济总量的引领者将从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到社会主义国家，意味着一种制度在经济总量上超越了另一种制度。

当然，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整个社会现代化程度，或者发达的程度已经完全超过美国。但是中国的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一，体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引领者。19世纪末，当美国超越英国时，英国仍然还是世界的主导力量，美国成为世界领导力量是在二战期间。但19世纪末美国超越英国体现的是一种历史趋势，这意味着世界的主导力量开始从英国向美国转移。同样，中国超越美国也体现出一种历史趋势，具有历史意义的，预示人类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中国即使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之后，中国的人均GDP可能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落后于发达国家，但这并不影响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时对世界发展方向的影响。人均GDP只是体现社会富裕程度的指标之一，但不是影响人类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影响世界发展方向的是经济总量。在世界人均的排名榜，卢森堡、瑞士、挪威、卡塔尔都排在美国前面，卢森堡111062美元的人均收入超过美国的60014美元差不多1倍，但影响世界发展的显然是美国而非卢森堡和卡塔尔这样的国家。因为影响世界发展方向的是经济总量。

为什么社会主义道路能够把一个积弱贫穷的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变成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巨人？这当中的奥秘何在？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制度都是发源于欧洲，中国并不是社会主义发源地。中国是到了上个世纪初，由于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才从苏联引进了社会主义思想。当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时候，科学社会主义在欧洲的产生已经超过了一百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也已经差不多四十年。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年轻成员，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也不过半个多世纪，何以取得如此巨大成就？

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再度辉煌，需要从两方面来进行阐述。一方面，必须分析和阐述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探索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和政治文化传统。只有把这两方面的问题研究清楚，才能理解为何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蓬勃发展。

对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有一段论述非常深刻。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1]。习总书记这句话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跟中国传统、中国历史有很深厚的关系；同时也跟中国的社会现实、13亿中国人的利益诉求有很密切的关系。这段话对于分析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是，要理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有两个问题需要厘清：

第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渊源”这一陈述中的历史究竟是所指为何？这个历史是从1921年中共成立之日算起，还是从辛亥革命算起？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起还是从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代算起？简而言之，这个历史渊源所指的历史需要界定具体的时间。

第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渊源这一陈述中的渊源究竟所指为何？社会主义究竟和中华历史传统中哪些文化因素产生了共鸣与对接，社会主义在中国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合适土壤？简而言之，中华民族最核心的历史基因究竟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核心基因使得中国的发展与社会主义高度契合？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外学术界对这两个问题并未阐释清楚。

第一，几乎所有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追溯，都是从20世纪开始。具体说是追溯到俄国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这种解读当然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作为一种制度，并非产生于中国的本土，而是来自欧洲。甲午战败后，中国人痛定思痛，开始全方位向西方学习，西方各种思潮与理论纷纷涌入中国，而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社会主义从苏联传到了中国。要在中国追溯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当然是应当追溯到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发芽之时。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这种对历史的追溯存在着一些问题。中国在20世纪初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如何救亡图存，如何完成现代建国。中国人在对各种西方理论进行选择的依据是，哪一种理论能够帮助中国完成现代建国这个根本目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如果把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起点理解为20世纪初，那么这种历史界定其实是在论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现实命题，而并没有真正追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渊源。这就是说，把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起始点界定为二十世纪五四运动前后，并没有回答社会主义在中国历史渊源究竟所指为何。

上述观点是中外学界的主流共识，很少有学者会继续往前追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渊源。这种观点有一个理论逻辑在支撑：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而中国古代并非资本主义社会，因而社会主义在20世纪之前基本不存在于中国。既然中国历史上并无社会主义，何谈社会主义在古代中国的历史渊源？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渊源通常被追溯到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五四运动这一段时间。

所以，到现在为止，中国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渊源的研究做得远远不够。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讲清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渊源，一定要从中国悠久的历史入手，至少要追溯到中国古代基本制度形成的秦汉之际才有说服力，否则社会主义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这个说法就不能成立。

第二个问题：社会主义在中国历史渊源的内容究竟所指为何？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一直有人把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最近，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今天的中国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因为一方面中共仍然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但另一方面中共又有意愿复兴中华文化的传统价值。福山认为，这两大意识形态不一定互相兼容。[2]

其实福山关于马列主义跟中华传统文化不兼容的说法并非创新。早在1949年，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和中国的国民党人都把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看作是苏联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1950年，在美国的胡适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很有影响力的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斯大林的侵略策略如何在中国抵抗了25年之后成功》(《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该文章时标题为《在史达林战略下的中国》（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这篇文章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解读为苏俄对中国侵略的成功。[3]胡适的这一观点被冷战时期的美国政界和学界广泛接受。

胡适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专门给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再次阐述中共在中国的胜利实际上是苏联在中国的扩张。蒋介石对胡适的观点完全赞同，并在1956年出版了《苏俄在中国》一书。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把中共解读为苏俄的附庸，断言中共的最终目的是要把中国大陆并入苏维埃俄国的赤色版图。为此，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4]。

由此，将中国革命的胜利视为苏联模式的扩张和复制的观点，在海外学界政界广为流传。时至冷战结束后的今日，西方学术界主流，包括一些深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中国学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今天的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看成是苏联道路的移植，看成是中华文化的中断。

如果，把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长与发展看成是中华传统文明的中断，那么中国传统文明最本质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主义究竟是在哪些方面中断了中华文明呢？对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和政客并未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其实，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国家，西方自近代以来就一直试图用自己的语言来解释这个从未中断的古老文明。而中国在鸦片战争战败以后，许多中国的学者也一直在试图套用西方的各种理论来解释中国自身的历史。于是，一些原本基于对西方社会观察而产生的理论开始在中国问题研究中泛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皇权主义、奴隶社会、漫长的封建社会、官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等概念，像标签一样贴在了中国社会上面。直至今天，西方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等基本上还是在用西方文明的框架来解读中国社会。

也有一些学者试图走出西方文明中心论。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坦承，西方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基本是以西方发展作为标准来探索为何其他文明未能走西方国家之路，而他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则反其道而行之，是把中国作为国家形成的范本，进而探索为何其他文明未走中国之路。在福山看来，“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其在欧洲的浮现，则晚了整整一千八百年”。[5]但福山认为，中国从未建立起法治和责任制政府，而西方则幸运地建立起了一套新型的、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责任政府。福山的观点跟大多数经典理论一样，更多的是从政治层面来理解秦王朝的建立，而没有进一步探索社会制度背后的文明基因。其实，与世界各国政府相比，中国政府承担的责任是最大的。这一点恰恰是福山所忽视或误读的。关于这一点，本书的最后一章将会阐述。

按照汤因比的分类，中国文明属于世界上的原生态文明之一，也是亚洲辐射力最强的文明。[6]尽管汤因比对中华文明做出了高度评价，但他关于中华文明的论述大多为描述性的而缺乏理论阐释。究竟何为中华文明的本质？汤因比并未作出明确的界定和论述。

相比较而言，一般中国古代学者基本是按照儒家学者的经典理论来理解中华文明。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注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7]。《战国策》中的《武灵王平昼间居》也讲到：“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8]。

受传统的影响，当代中国政府一些文化官员也大致持类似观点。2008年，中央电视台制作了一部大型纪录片《中华文明》，从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这部纪录片也按照儒家的传统把中华文明的核心界定为“礼乐教化，严华夷之辨，推崇仁义礼智信”，认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是独特的道德礼仪。

把中华古代文明的核心解读为儒家经典所提倡的纲常伦理和道德规范并非没有根据，但是，这种概括和界定却有严重不足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用观念形态的仁义礼智信道德规范来界定中华文明的本质是不确切的。修身养性的品德和道德规范只是文明的一个部分，而非文明的基础和本质。一个文明的本质和核心必须要在它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中去寻找。而这正是本书试图探索的。

鉴于此，讨论中国道路的历史基因，必须要正本清源，阐释清楚这样几个基本问题：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依据是什么？中国以中央政府为核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历史根源是什么？本书最终的结论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当代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并非移植国外模式，并非主观设定，而归根到底是中华文明的逻辑发展，是十三亿人的意志体现。

注释：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来 交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答卷》，《人民日报》，2013年06月27日，01版。

[2]寒竹：《福山对中国的质疑有破绽吗——点评弗兰西斯·福山与李世默的对话》，载观察者网，2015年03月30日。

[3]胡适：《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胡适纪念馆，1974年版。

[4]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版，第7页。

[5] （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6]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7] （晋）杜预、（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7页。

[8] （汉）刘向：《战国策》卷一九《赵策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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