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幸存者口述|一线医护子女的七十余天

钟南山院士含泪说:“武汉是座英雄的城市。”我想,没有谁比武汉人更懂钟老的眼泪。不知不觉中,我个人的命运与武汉这座城市的命运早已血脉相连,难以分割。我伴随武汉1998年夏天的特大洪水出生,听说妈妈生我的时候医院停电,一度十分凶险。资料显示,当年全国受灾人口2.23亿人,洪涝带走了4150条生命。而在我本科毕业即将离乡远赴英伦求学之际,2019-nCoV来了。

 

这个庚子冬春,我收到伦敦政经学院两个offer后,经历了武汉封城、家人上一线、亲朋感染离世、家中煤气泄漏……两个月比二十年的人生都精彩。事后我和朋友说,我终于也算有故事的女同学了(笑)。

 

为何现在才提笔记录这一切呢?

直接原因是封城之初,大部分时间忙于生存,无暇写作。封城之下,搜寻各种食物、医疗物资已令我身心俱疲,而剩余的时间又被纷繁芜杂的各色信息和诸多复杂情绪填满。我期待看到“加缪”或是“马尔克斯”,却撞上一群“孔乙己”。各路媒体、自媒体的文章操纵了我的情绪,一会儿不刷新手机就跟不上这个魔幻的世界的节拍。被话语淹没的我反而失语了。

后来,厄运接踵而至。我彼时的心境和中年时为生计奔波的张爱玲如此相似:“暗夜里在屋顶散步,不知你是否体会我的情况,我觉得全世界没有人我可以求助。”唯一的慰藉就是家人和我还活着,我还有饭吃,有梦做。我尝试写作,但是删删改改,难以成篇。可能刚刚听闻从小看我长大的医生离世后悲愤痛哭,下一秒又因为找到医疗物资而开心雀跃。我们不缺一次次情绪的放大,我们需要的是诚实且不断反思的记录者。在这种状态下的我甚至不是一个正常生活的人,更毋论做一个好的记录者。

我一度非常悲观,但我知道我不能停下来。我讨厌惶惶不可终日,躲在被子里哭泣的软弱的自己。我要做和病毒赛跑的人。

趁我还没有被病毒打败,是时候把这七十余天的记忆留存了。

 

化用《一代宗师》的一句台词:如果人生有四季,二十岁前,我的人生都是春天。

 

二十岁前,我是不识愁滋味的小孩,平庸又幸福。我的人生顺风顺水,最大的忧愁也不过是青春期的为赋新词强说愁。

 

我唯一的一点不甘心,是还没来得及活成自己想成为的样子。“懂事”的标签是束缚自我的茧。我规规矩矩读书、学琴、学画,又因为学业繁忙十分“懂事地”中断了我的兴趣。毕竟音乐家、画家的培养既需天赋又耗财力,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和很多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从小到大我只能做应试教育下批量生产的“乖孩子”,但我不甘心被规训。如黑塞所说,“世上总有几个这样的人,他们对生活要求很高,对自己的愚蠢和粗野又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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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看看外面的世界。妈妈也希望我可以拓宽人生的边界,但她告诉我:“由于家人身体的原因,可能没有足够的钱送你留学了。”但我怎么会轻易放弃呢?“也许我能找到奖学金。”现实非常残酷,但我至少要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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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自2019年开始不再实施国家公派硕士项目

首先,我检索穷尽了所有可能获取奖学金的渠道。遗憾的是,国家留学基金委2019年起取消了公派硕士项目的奖学金。但我的本科学校按照其认可的海外名校的排名为收到offer的学生提供数额不等的奖学金。伦敦政经学院(LSE)在奖学金列表里的第一档。此外,LSE自身也提供一部分奖学金。

其次,为了全面评估留学的可行性,我筛选了部分名校作为目标,将其官网上的学费、奖学金、录取率以及课程安排等等关键信息和各大留学论坛上的录取者背景整合在EXCEL表格里。为了避免选择困难,我将考虑的因素设置权重以计算每个大学在我心目中的分数。综合分析得出,六折逐梦LSE不是梦!于是,我一边准备国内考研,一边自己申请伦敦政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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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政经学院(LSE)在2020年QS世界法学院排名位列第六

2019年是申英最难的一年。由于中美关系,香港问题以及英国PSW工作签证利好政策,2019年全球申请留英的学生人数暴涨,众多高校提高了录取门槛。以LSE法学院(2020年QS世界大学法学院排名位列第六)为例,申请人数逐年攀登的情况下,其录取的人数却在下降。我对女神校的高冷早有耳闻。为得“佳人”青睐,一个月内我将文书修改了三十余稿,又请朋友和长辈提意见。激烈竞争,苦苦等待,在圣诞节前,我终于等到了LSE的两个offer。这是我开启人生新篇章的高光时刻。可以说求仁得仁,皆大欢喜。

 

然而世事难料。短短一个月内,我的生活跌回谷底。家人好不容易出院后,新冠在武汉爆发。我家和妈妈工作的医院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仅十几分钟车程。一月初,附近的医院已经一床难求。同事偷偷告诉妈妈:“这个病和SARS太像了,很多病人的肺都是白茫茫一片。”大家还没来得及有所警觉,妈妈同科室已陆续有十名同事感染。十几天后,一位同事与世长辞。很快,妈妈所在的医院被设为定点医院,经历过非典的她再次上了战场。记得上一线的第一天,妈妈五六点起床,晚上十点多还未回家。后来,妈妈隐约感到不适,又见我牵挂奶奶,哄我道:“你去和奶奶住吧,别让她下楼。”把我赶到奶奶家不久,妈妈便发烧了。我的人生从未如此恐惧。日夜祈求,辗转反侧。所幸,病毒暂时放过妈妈。退烧后,妈妈又回到医院。她说:“不能人人都怕死。”

 

后来,我有近两个月没见过妈妈,直到某个清晨,我被电话铃声惊醒。

“快下楼!我来给你和奶奶送吃的。”

是妈妈的声音!

“这么早?!现在还不到七点呢!你今天休息吗?你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怎么不在家睡个懒觉?”

“妈妈今天轮休一天。没关系,这段时间我已经习惯五点醒了。”

“哎呦你放心,我前些天不是告诉你了吗,我去超市帮奶奶抢购了食物,省一省可以吃一个月呢。”

我匆忙下楼,看到门口人群中一个包裹严实的娇小背影。只见她拎着四大包白菜和猪肉,像是搬空了货架。她戴着塑料帽子,棉袄外裹了件男士的旧雨衣,着实有些古怪,但封城期间武汉人打扮得再古怪也是寻常。我想到了朱自清的《背影》,一瞬间鼻酸。尽管她只露出眼睛,我也一眼认出那是我妈妈。我大步奔向她,妈妈却大声喝止我。

“你莫动!我把菜放在这儿,我走了你再过来。”

我还是哭了。封城数月来唯一的一面,却是咫尺天涯。妈妈何尝不知道我的生存能力。因为医护人员加班是常态,平时都由我提前买菜做饭等爸妈下班,以免把晚饭吃成夜宵。线上线下哪家超市的菜新鲜实惠,我比妈妈更清楚。她一大早负重走这么远的路,只是想见我一面罢了。明天,她又要穿上“铠甲”冲上没有硝烟的一线。但今天,她只是一个思念孩子的平凡母亲。当我们歌颂宏大概念时,请不要忘了那些具体的人。他们不是百毒不侵的超人,只是负重前行的凡人。

 

初期,武汉医疗圈里点不完的蜡烛让我一度濒临崩溃。为了互相安慰,武汉医护子女们建了一个小群。进群时,我能感受到彼此的焦虑。我们各自在不同的时区里,发消息却能秒回。大家都已经失眠了一个多月了。

“我去年过年还跟他(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医生)吃过年饭”

 

“江叔叔(武汉市中心医院江学庆医生)是我爸妈的老朋友了”

 

“我认识的好多哥哥姐姐都感染了”

……

 

已故的医生们不是数字,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他们也有亲朋挚友,亦为人父母,有爱子娇女。我难以想象他们在临别之际有多留恋,有多难以释怀。明年春节,武汉医疗圈有多少花圈?若相见,如何相互问候?一句“新年快乐”都显残忍。

后来,国内英语考试全面取消,英国签证中心关闭,疫情在全球蔓延。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逐梦伦敦。LSE是否会同意大规模defer offer(顺延到下一年入学)?选择gap(间隔一年)又会面临怎样的风险?全球或将面临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加严峻的衰退,我毕业后又是否能找到满意工作?还有更多无解的问题,因为无人能够掌舵历史的进程。眼下最担心的是,我是否能负担得起逐年上涨的学费和生活费。因为按照我本科院校目前的政策,学校只能为全日制在籍学生提供出国交流资助。这意味着如果我毕业后间隔一年再赴LSE求学,很可能会失去奖学金。也许是思虑过度,也许是受了风寒,我也开始有些不适。担心奶奶被我拖累,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和奶奶分开吃饭。那时的我几乎二十四小时戴口罩。但后来事实证明,只是刷豆瓣和微博时被气得呼吸困难罢了,所谓“随时随地发现新生气”。

 

发生了这么多戏剧化的事情,深夜里隐隐的闻到煤气味时我甚至有些麻木,还以为只是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打开手机,凌晨三点。煤气的味道越来越清晰,我立刻跳下床检查阀门,拉了家中所有的电器插头,开门开窗,用肥皂水确定了泄露的位置。第二天一早,我拨通了居委会和天然气公司的电话并将煤气泄漏的事告知了左右邻居。我过了一段暗如长夜的生活——闻着煤气味儿在黑暗中吃泡面,黑暗中洗漱,黑暗中握紧奶奶的手。煤气味道似乎越来越浓,但我没有像从前一样在黑暗中哭泣了。虽被悲哀和愤怒的洪流裹挟,但我知道,选择逃避和臣服于此都是可悲的。慢慢地堕入黑暗,被黑暗俘虏乃至吞噬是容易的。寻找光明的路却很艰辛。但夜越黑,光越亮。因此,荣格说:“人类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要在纯粹的自在的黑暗中点燃一盏灯火。”叶准师公也说:“拼一口气,点一盏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有灯就有人。”黑夜蒙住我的眼睛,内心的声音却愈发清晰。我还有约要赴,有梦要做。在人生的至暗时刻,我要为自己点一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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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7日,武汉封城第五日,我拍到仍在坚守岗位的交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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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5日晚七点半,从年前工作到现在的清洁工阿姨还没有下班。武汉最难的那段日子里,空荡的大街上移动的事物只有她们和救护车。最近楼下的救护车也“放假”了,她们依旧在工作。

听到维修师傅敲门声的那一刻,我突然被治愈了。窗外的城市依旧灯火辉煌,清洁工阿姨在清扫大街,交警和小区保安仍在坚守岗位。除了前方的医护人员为它疗伤,有太多平凡的人们一起默默维持这个城市的体面,他们是我们最需要感恩的对象。在这样巨大的灾难面前,单凭个人力量是无法自渡的。但人们携起手来却可以造一座诺亚方舟。我开始思考我可以做些什么来抵抗这一切。

我无法扭转时代的车轮,但我至少可以做一些微小的事。

第一,我们不缺情绪宣泄者,我们需要建设者。所以,做一些实事,让这个糟糕的世界变得好一点。

 

从小到大,每当焦虑时,我会跳脱出小我,站在上帝视角来审视自己为什么难受。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我会在睡前做一小会儿瑜伽,就着倦意很快睡着。如果事出有因,我会陪着内心深处那个焦虑的小人儿聊天,一步步问出深层原因。大多数的愤怒和悲伤,都是基于对自己和世界的不满意。在封城初期,哪怕朋友圈最岁月静好的人,每天都在暴走——作为受害者的湖北人却遭歧视,早期医护缺少防护几乎“裸奔”,在家如困兽对一切无能为力……等等,人除了独善其身真的什么也做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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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妈妈工作繁忙,我用妈妈的账号加入了一些物资捐赠群,帮医院联系物资,也为自己对抗焦虑和愤怒的情绪。一开始,我对国内口罩的防护级别完全一头雾水,短时间恶补相关知识后对各国医疗物资的标准也能如数家珍。起初我只联系到十来瓶酒精和大多不合规的医疗物资。后来,除了数千只口罩和防护服,还有爱心企业为医护捐赠蛋糕、女性用品和护手霜,甚至有做早点的师傅自愿来医护隔离的酒店免费给他们现做热干面。有这么多人凝聚在一起,我知道武汉不是孤岛,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幸福。这是我封城期间最大的安慰。

第二,筛选信息,做好情绪管理。疫情期间,微博大v和自媒体各种信息纷至沓来,其中不乏吃人血馒头带节奏的文章,鲜有真正的批判者与建设者。有师长说:试问情绪的积累有转化为经验吗?在一场悲剧中,谁成了器呢?我们不缺一次次情绪的放大。可以愤怒,但不止于愤怒。否则是秃子骂和尚,后人复哀后人也。所以,我选择筛掉那些纯粹情绪宣泄的文章,把批判性和建设性的文章分类保留下来。它们理应被历史记住。

 

第三,承认自己的渺小也是一种解脱。封城初期,爸爸朋友的父母疑似感染、情况危急,打120却被告知前面有数百人排队;妈妈的同事感染去世,她同为医护的女儿也感染了……大年三十夜,在晚会的喜乐声里,我开了一瓶原打算过年送给亲戚的红酒,整瓶酒都化了眼泪。当时的武汉被形容为“人间炼狱”,我被深深的无力感包围,甚至为自己仍苟活着却什么也做不了感到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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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是……经过

也许无常才是常态。扩散的疫情、熔断的美股、失业的人们……我们搭上2020这趟魔幻开局的列车,不知它会驶向何方。清冷的街市上,鸟儿依旧鸣唱,法国梧桐如期舒展出了新叶,汉口的老建筑还像百年前那样默然屹立。也许人类应收起万物之灵的傲慢,学会谦卑。我无法逆转疫情,没办法留住那么多逝者的生命,承认自己的渺小和脆弱也是一种解脱。但自怨自艾纯属懦夫行为。我要在被病毒打败之前变得强大,照顾好身边人,实现自己的梦。

 

最后,阅读是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所。在灾难面前,人更应该保持独立阅读和理性思考的能力。当觉得世界荒谬时,我就去书里,去历史中找注解。哪怕在室外病毒肆虐,室内煤气泄漏的“内忧外患”之时,我还有无数书中知己隔着时空鼓励我。

托尔斯泰对我说:“必须活下去。过去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甚至还教过别人应该怎么生活,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请你教我。”

林奕含对我说:“不用读多少康德,也该体会到生命就是最高的道德。即使生命是无限的痛苦,我竟还是无法决心去死。”

黑塞对我说:“我知道我口袋里装着成千上百个生活游戏的棋子,震惊地预感到这场游戏的意义,我准备再次开始这场游戏,再尝一次它的痛苦,再一次为它的荒谬无稽而战栗,再次并且不断地游历我内心的地狱。我总有一天会更好地学会玩这人生游戏。我总有一天会学会笑。”

 

加缪对我说:“没有一种命运是对人的处罚,只要竭尽全力去活,就应该是幸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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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和一位学霸朋友X聊天。X也是武汉伢,已被哥伦比亚大学硕博连读项目录取并获得奖学金。2019年10月X回汉时赞叹,武汉的城市建设越来越好了。彼时我们都处于等待offer的阶段,觉得一切美好的事都在后头。我们感慨道,谁能想到家附近的一个平平无奇的菜市场成为了全球灾难的中心呢?

 

听闻武汉解封在即。解放公园草木葱茏,长江大桥上车流川流不息,江汉路行人熙熙攘攘。岁月依旧静好,一切如昨。但我不会忘记,在我短暂地被困于家中的日子里,有些人永远地被困在了这个庚子冬春。

 

“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原作者 洵子 洵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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