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刚·印度纪行9】学霸精英,宁有种乎?

作者丁刚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7月12日澎湃新闻。本文为作者印度纪行第九篇,前八篇见文尾推荐阅读。

到孟买的第一天早上,我就去了当地最著名的景点印度门。吸引我视线的并不是那雄伟的建筑,而是灰蒙蒙的尘雾中,不时走过的三五成群背着双肩包的年轻人。他们像是刚刚起床,要去什么地方,又像是漫无目的地在街头闲逛。墙角处,一些露宿街头的年轻人依然在沉睡中。

早上起来时我看过天气预报,当天的最高温度是摄氏40度。

在印度旅行,即便知道人多是这个国家最突出的特点,也总会为站在街头的那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感到有些惊奇。在斋普尔,早上七点来钟就看到有不少年轻人坐在草地上闲聊,而那一天并不是节假日。

人民日报驻印度记者苑基荣告诉我,印度人口中有大约60%是低于25岁的年轻人,按总人口12亿多算,这大约就有7亿人之多。这看上去真是一笔巨大的劳动力财富!但是,据当地外企人士反映,印度年轻人受教育水平偏低,尤其是年轻女性和低种姓者。在莫迪政府努力吸引外资之时,劳动力素质成为无法满足外企需要的关键问题。

印度教育的不平等不仅阻碍了经济发展,也导致贫富差距的加大,成为困扰这个国家发展的顽疾。

一位看上去有20来岁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住在孟买郊区,小学没上完就辍学出来打工,做的全是零散工,周围的年轻人也大都这样。“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他耸耸肩反问。

在我们路过市中心一幢看上去挺有气派的楼房时,他指着大门说:“上这样的私立学校是需要很多钱的。”他的话让我立刻联想到在街头行乞的学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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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一乡镇街头树立的波士顿公校招生广告

印度的中小学教育很早就普及了。2009年,印度通过了《教育权利法(Right
to Education
Act)》,强制性要求私立学校将25%的位置预留给低收入、贫困和残疾学生。但朋友告诉我,表面上私立学校执行了这项法案,实际上却通过征收其他费用设置了隐性高门槛,让贫穷家庭的孩子无法入学。设在边远地区和贫民窟中的学校,更是教育水平低下,管理松散,难以确保学生完成学业。

根据印度非政府组织“儿童权利与你”的最新报告,印度在15岁到18岁这个年龄段的童工多达2300万人,其中1900万人因这样那样的原因从学校辍学了。920万15岁到19岁的少年已婚,240万女孩已经做了母亲。

教育的普及是任何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当然也是制约很多发展中国家无法进入现代化的关键。从我行走50多个国家的经历看,有两个因素值得一提,一是在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中,教育究竟占有多大的分量;二是通过努力学习从低层上升的通道是否畅通。

不是所有民族的血液里都有重视教育的基因。很多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向发达的转型,就是因为历史传统形成的民族文化中缺少教育动力。由于长期受制于固化的社会结构,缺乏上升的通道,大大削弱了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动能。

在印度文明形成的历史中,曾有过对教育的看重,但那主要是宗教的教育。比如,建于公元五世纪的那烂陀大学被称为世界最早的大学,但那其实是一座佛学院,和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相去甚远。

英国殖民者在统治印度后开始介入教育体制,打破了教育受宗教支配的传统,引进了现代教育理念。1834年麦考利赴印度,任英国东印度公司官员最高理事会高级官员。麦考利将世界分为文明国家和野蛮状态,英国代表文明的高峰。在印期间,他主持制定了法规,将英语作为印度教育的唯一官方语言,认为英语化是印度走向现代文明的第一步。由此开始,有上百种语言的南亚次大陆的各部落各民族才有了统一的语言。

语言的统一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也维系了逐步走向现代社会的各种族之间的沟通,形成了现代印度人的国家观,但同时也确立了英国文明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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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流浪儿童在孟买一间快餐店前避雨

印度的教育体制总体上是为殖民者服务的,英语教育也首先是从精英和高种姓开始的,它并没有解决穷人愿意上学并上得起学的问题,更没有完全打通低层人群通过教育上升的通道。即使是在独立后印度实行了对低种姓和少数民族的配额制,也依然是一种类似于“恩赐”与“照顾”的体制,并造成了权力的滥用。

2018年的“世界不平等报告”显示,在1980-2016年间,印度顶端的1%占据了全民收入的28%,而底端的50%则只有11%(在中国,对应的数字分别是15%和13%)。贫富差距的扩大,反过来又固化了社会等级,加剧了各个层面的不平等。在印度,获取有质量的教育,日益成为一件“拼爹”的事,而非每个孩子的平等权利。

印度之行后,我去了江西婺源。在当地博物馆的历史陈列室里,我看到这样一组数据:宋代以来的千年间,婺源考中进士的有500余人,举人1100余人,有2600多人出任仕宦,其中七品以上官员达1100多,还有一大批学者、名医和多个领域中的专家,留下了3100多部著作。婺源不是一个个例,在很多中国乡村,都有相同的记录。“学而优则仕”体现的绝不仅仅是要争取当官,而是通过个人奋斗可以通往社会上层的一种追求。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为此提供了可能。

在婺源,当那些状元第、状元桥、进士村……的路牌出现在眼前时,我想到的是印度的教育。这是历史的对比,更是现实的对比。当印度将中国视为其主要竞争对手而发誓要赶超时,当西方学者总是在用龟兔赛跑的寓言来比喻中印崛起,并断言印度将会像乌龟一样取得最后胜利时,他们的眼光一定没有伸展到像婺源这样的中国乡村,从过去几千年来形成的家庭观、教育观来理解亚洲两个大国的不同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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