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喜光晕血，乃为政大忌（四）

【本文为张文木教授《战略学札记》心得之六，部分精彩内容在社区定期更新，敬请关注。】

31.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认识到了农民问题，但对策却十分不同：蒋介石在农村搞“新生活运动”[1]，毛泽东则搞土改；蒋介石给农民送去的是“糖”和洋货，毛泽东则给农民送去土地和枪；蒋介石给农民输“血”，毛泽东则帮着农民造“血”。农民有了生产资料就有了自我造血的功能，就能自主劳动。毛泽东由此建立了新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蒋介石也在台湾搞土改，送农民以土地，并由此在台湾立住了脚。

32. 历史反复表明，大规模财富的国际转移本质并不是靠交换而是靠暴力完成的。马克思说：“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2]马克思还说：“资本来到这个世界上，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

33. 当代中国军人要有“两个大局”[4]的意识和战略眼光。今天中国经济已走向并融入世界，中国文化正在大步走向世界，中国军人也应该走出去。闺女嫁出去了受欺负，大多是娘家不行。海外华人华侨的“娘家”就是中国，中国要成为世界全体华人信心的支撑点。国家有事，当年的苏联军人和现在的美国军人先展开世界地图，从世界政治的变动分析国家政治，我们中国军人也会有这么一天。

34. 宣传战的最高境界是用对手的嘴说我们的话。

35. 软实力研究的底线是不能软得没有实力。软实力研究不能软到“发嗲”的程度。发嗲就让人瞧不起。有人拿今天的中国跟新加坡比，绝对不行，那是两回事。新加坡能“发嗲”，中国则不能：五大三粗的，发嗲是没人信的。

36. “损有余而补不足”似乎是上帝对人类的照顾。离大海最远的俄罗斯得到了世界最大的陆地版图的补偿。俄罗斯民族的悲剧在于它拥有巨大的黑土地的同时又做着蓝海的梦。

37. 喜光晕血，乃为政大忌。

38. 血抽得过多了人就会发抖，石油抽得过多了地球也要颤抖。

39. 国事如家事，若要求事事透明——如没有特别的目的——是政治幼稚的表现。有些事情可以而且必须透明，但还有更多的事情，一透明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这样反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两口子吵架，一定要将家里伤心事放在大庭广众中“晒晒”，那么家人的感情肯定就被“晒”完了；底部尽是烂泥的西湖要是放在阳光下“晒晒”，那杭州就没有人去了；人体要是透明了，那么气管以下的体内腑脏就不能保留，这样选美大赛就搞不下去了；尼克松与中国结盟的想法如先放到国会“在阳光下运作”，那中美关系可能现在还在冷战之中；与玫瑰花三天两头要连根拔起在阳光下晒晒的结果一样，戈尔巴乔夫搞政治“公开化”，将党内矛盾和历史上的问题全拿出来“晒晒”，结果苏联瞬间解体。家事也如人事。许多很有成就的人——比如卢梭——在青年时也做过一些不恰当的事，但他后来在自己成长过程中认识、忏悔并自我改正了这些错误。如果这些事在当时也被拿出来“晒晒”，这个人很可能就被毁了。而毁掉卢梭这样的思想家，那才是人类的悲哀。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反腐败口号排山倒海，反腐标准越提越高，以致最后将发动并一直站在这场革命最前沿的罗伯斯比尔送上了断头台并继而不得不由拿破仑•波拿巴皇帝来为这场革命收尾。[5]历史上最激进的革命以如此保守的方式结束，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40. 在宪法范围内，尽可能地包容并善意留给公民或国家领导人一定的认识和调整失误的时间和空间，是一个民族的民主素养成熟的表现；同样，能够理解和支持敢于顶住舆论压力的领袖，让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比如毛泽东挥师过江统一中国的1949年——为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而放手一搏，并愿意为此付出相应的牺牲，也是这个民族的民主素养成熟的表现。

黑格尔说：“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所做的是时代的内心的东西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谁在这里和那里听到了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蔑视它，这种人决做不出伟大的事业来。”

黑格尔还说：“公共舆论值得重视，又不值一顾。”[6]

参考文献：

[1]“新生活运动”，指1934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推出的国民教育运动。蒋介石要民众把“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方面。“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举办各种如升降旗礼、清除垃圾和污水、灭蝇竞赛等活动，针对愚民陋习、不良风气开展如识字、禁烟、禁毒等运动。但由于它不触动产生中国落后生活方式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加上对新生活运动的过度宣传导致形式主义泛滥，其间出现许多虚伪作假的乡愿风气，随国民党政权的失败，“新生活运动”遂成一场闹剧。

[2]［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90页。

[3]［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

[4]“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27/c414395-29613458.html。

[5] 1799年12月15日，拿破仑·波拿巴在他当选首席执政官后宣布新宪法时说：“大革命是按发动革命时的原则确定的，现在革命结束了。”转引自弗朗索瓦·傅勒著，孟明译：《思考法国大革命》，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页。

[6][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第三篇 伦理》，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