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想象力的恶，是最大的恶

一

在想象力范围内出现的问题，我其实是不慌的。哪怕覆盖范围再大也一样。

就像奶粉，因为偶发性的存储不当，变质了、发霉了，然后吃出问题了，这是在我认知区内的，我觉得我有能力面对它；但如果说生产厂家为了达到某个指标含量开始添加三聚氰胺了，哪怕孩子吃到头大如斗也不以为意，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超过我的理解力了，我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就会崩塌。

疫苗也是同样道理。你忘记放冷库导致失效了，哪怕数量几百万支，听起来很气人，但不至于恐慌。但如果你的出发点就是利润率，然后为什么失效也语焉不详，我的脑内存就开始不够用了。

我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怎么可能？”，然后颤抖地一边检查孩子的接种记录一边说“人可以怎么坏到这个地步？”

这时候要求人们保持理性是冷血且可笑的。我一直说，人性大于理性。只要不是恶意造谣，这些情绪应该得到表达和照顾。有人貌似理性地说，“假疫苗”不是“毒疫苗”，“最最最坏的结果是没有预防效果”，“请某些自媒体不要瞎带节奏”。

道理的确是这个道理。但无效疫苗的结果是什么？

是让一个人以为自己一身铠甲可以去冲锋陷阵，但实际上他身无寸缕。对狂犬病这种事后疫苗来说，无效，就意味着死神的临近。

这样的结果，难道还不够坏？

这样突破我们想象力的恶，难道还不算恶？

二

还有几位读者，非常义愤填膺，说还不如回到毛主席的时代，严刑峻法，杀杀杀。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一个老虎倒下，又一个老虎倒下，但我们的想象力依然在不断开拓。

人家的想象力在给孩子做动画片上，我们的想象力在利益最大化上。

其实我们从不缺乏严刑峻法，我们焦虑的应该是裁量的尺度。谭秦东医生一开始也是觉得自己无罪，但两个星期之后一样“我有错，我有错”。

我们其实并不缺规章制度，也不缺打虎的磅礴气势，只不过真要了执行阶段，可能是总理最新的“突破道德底线，必须给人民一个交代”，也可能是“不予公开”、“加强舆情监测”，就像山东在去年10月，针对252600份问题疫苗发的文那样。

正常的路径是什么？是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已经接种这批疫苗的孩子，公开具体的接种数量和销毁数量，该道歉的道歉，该辞职的辞职，该入刑的入刑，哪怕被骂到狗血淋头，这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因为，252600里的每一个数字，都可能意味着一个身无寸缕却以为自己一身铠甲的孩子。

但监管的有可能的选择是：你不必知道。

说起来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但很多时候，我们连面对问题的自信都没有。当那些突破想象力的恶在不断被掩盖，那些情绪的表达在不断被禁声时，恶便有了帮凶。

通过制度解决？有时候，制度自己也在亟待解决的路上。

三

还有读者问，灰鸽，能不能带一点正能量？

我说，正能量三个字已经被用烂了。不是每件事都一定要总结出正能量。

如果非要说点鼓舞人心的话，那我就援引幻妖的话吧。作为知名段子手，他很罕见地在朋友圈里没有说段子。他说：

每当看到坏人谋得暴利祸害社会的事情就会想，坏人做坏事的成本太低，具有先天优势。好人们只有比坏人加倍努力，才有希望扭转颓势。每个好人都更努力一点，社会才有希望更好一点。

就像总理最新的批示，药监局明显更为严厉的责令，多少和这种努力有关。

尽管我说过，“如果恶意不被惩罚，善意将无处安放”。但我，与读这篇文章的你，总会把想象力用于正途，并且，更努力一点。

我相信，所有的“厉害了，我的国”，都离不开善良与正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