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俄罗斯族从哪里来?

19世纪上半叶,伴随着沙俄对我国西北边疆侵略的步步深入,俄罗斯人迁入新疆,形成大漫布、小聚居的局面。1917年十月革命后,又有大批俄罗斯人逃入新疆定居下来。这些俄罗斯人绝对数量不多,仅占新疆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他们积极地融入近代新疆的社会生活,最终形成新疆的俄罗斯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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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俄罗斯族

19世纪开始迁入西域

俄罗斯人定居新疆,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18世纪,沙俄东正教内部旧教与新教斗争十分激烈,彼得大帝竭力支持新教,其太子则拥护旧教,反对新教。结果,旧教被残酷镇压,无数旧教徒被迫出逃。这些来自伏尔加河支流——克尔热涅茨河流域的旧教徒及其后裔被称作吉尔加克人,他们一部分躲到乌拉尔的深山老林,一部分经过哈萨克头人喀喇乌斯满台吉的允许,在阿勒泰布尔津的禾木、冲乎尔一带定居下来,逐渐形成俄罗斯村落。人口日益增长,由最初的500多人增加到4000余人。后来一部分人迁居喀纳斯海流滩和哈巴河一带。

1851年8月,沙俄利用欺诈手段强迫清政府签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先后在伊犁、塔城、乌鲁木齐等地建立了贸易圈,根据条约,俄罗斯商人可在贸易圈内盖房、存货、居住、放牧、圈定坟地,而且免税通商,再加上领事的处处庇护。条约签订后,迁入新疆的俄罗斯商人不断增多。贸易圈周围逐渐形成俄罗斯聚居区。比如当年塔城西北,文化街以南、人民公园以北是俄罗斯族聚居区;乌鲁木齐南门外,以沙俄领事馆为中心,北至二道桥、南至三屯碑、东至延安路、西至新华路,形成了俄商居住区和贸易市场。

阿古柏入侵新疆期间,俄国于1871年以“代收代守”的名义出兵占领伊犁。为了加强实力,沙俄将大批俄罗斯人迁居伊犁,其中主要是商人,他们垄断了伊犁各地城乡牧区的商业贸易。同时,俄罗斯人利用战乱在整个天山以北地区自由活动。在沙俄看来,这是他们在中国西部地区进行贸易的“黄金时代”。天山以南虽然也有俄罗斯人,但受俄国与阿古柏关系的影响,更多的俄罗斯商人对经营南疆贸易裹足不前。

清政府收复新疆后,在各地经济的恢复和重建中,俄罗斯商人利用占有伊犁的优势捷足先登。1879年,北疆重镇库尔喀喇乌苏有80多家俄国人开的店铺,本年度内的贸易额高达200万卢布。库尔喀喇乌苏一地就有这样高的贸易额,伊犁地区俄商贸易的规模之大可以想见。有人评价说:“尽管他(左宗棠)取得了胜利并且俄国人最后撤离了除伊犁以外的全部地区,但俄国早就在经济上控制整个新疆了”。而这种控制又恰恰是通过迁居新疆的俄罗斯商人来实现的。

1881年2月,中俄签订《伊犁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免税范围扩大到新疆全境,设领区域增加了吐鲁番,后改为乌鲁木齐,凡设领事的城市都划定了贸易圈,开辟了新的通商路线等,给予了俄罗斯人更多更大的特权。新疆的俄罗斯人数量急剧增加,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势力也进一步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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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20年代,蒙古地区,出没在荒漠中的俄人商队。

以塔城和伊犁为例。塔城1883年划拨贸易圈时其面积有380多亩,后来贸易圈扩展为一条狭长的地段,长约一俄里,宽约半俄里,面积超过 1883年面积的三倍多。谢彬看到的塔城贸易圈“周约八里,自东而西,横亘汉满二城之北”。而在俄国占领伊犁时期,就有大量俄国商人居住,中国收复伊犁后,一部分商人回俄国去了,但还有不少人留了下来。在伊犁刚设立领事馆的时候,那里的俄国侨民区的规模就已相当可观了。到了1911年,宁远县共有俄国侨民890家。城外他们原居住的三段侨民区也向四处扩展,基本连成一片,从北面和东面包围了宁远城。特别是位于金顶寺领事馆周围的侨民区发展更快,修建了一排排整齐的住房,街道笔直,绿树成荫。

20世纪初,沿边一带,特别是伊犁、塔城已开始出现俄罗斯化的迹象。橘瑞超在塔城看到“俄国人的势力在这里影响很大,通行俄语、俄文。纯粹的俄罗斯人,在街上散步游玩,感觉像是走在俄国偏僻的乡村。”“今日塔城的建设,其情调不似迪化,其风光不若伊犁,十足的俄国化。”伊犁也是如此,谢彬来新疆时,“度量衡法公布已久,农商部度量衡制造所亦已成立,而伊宁的商场用器,度曰当子(值我二尺),衡曰哈塔克(当我十一两),皆俄器也。账簿、算盘、银钱、货单,皆俄式也。发售俄国商品,沿用俄国习惯,求之形式,无一有类华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解放前。

十月革命后大规模涌入新疆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对俄罗斯人迁居新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沙俄垮台,之前在新疆的俄罗斯人失去了政治、经济上的特权,不得不开始“归化”中国;另外,又有一大批俄罗斯人纷纷迁来新疆。

在苏俄为巩固政权而进行的国内战争中,大批俄罗斯族白军官兵和难民涌入新疆。当时退入伊犁、塔城一带的白俄残军约两万余人。这是俄罗斯人迁居新疆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以此为基础构成新疆俄罗斯族的基本来源。他们中有的人定居农村从事农牧业生产,有的在伊犁、塔城、乌鲁木齐落户。俄罗斯人自身具有的较高素质使他们的生活很快超过当地居民,这也与当时主政新疆的杨增新对他们的宽容政策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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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入新疆的白俄残军。

杨增新多次与苏俄交涉,要求送回败兵和难民,塔城先后遣返败兵4529人,其中150名军官,留下了5716人;伊犁遣返3780人,留下1170人。留下的俄罗斯人,杨增新除了发给他们必要的救济外,还积极设法安置:定居农村务农的,令各地官员给他们分拨土地,发给耕畜和籽种;落户城镇的,给他们谋生的自由。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的白军和难民,不登记户籍,他们甚至拥有自治权一一有权自选乡领(或商总)。此外,不为他们另设官吏,也不向他们征收租赋捐税。只要他们安分守己,一切不闻不问。杨增新的这些措施,有利于俄罗斯人的安定和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些俄罗斯人稳定了,那么新疆才不会发生新的乱子。

1930年,苏联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与新疆相邻的地区出现饥馑,又有大批俄罗斯人或在集体化中受到打击或因饥荒逃来新疆。1929年12月23日,塔城行政长黎如海报告称:“近来此项私行入境外人较前日益增多……间亦有斯拉夫族之男女,且有携带眷属大小男女及其自有牛羊牲畜而来者。虽勒令沿边各卡严行查阻,但来者如此之多,官厅视察难周深,恐入境内而不能查获者亦不乏其人”。另据镇守塔城的陈继善告知,“苏联境内的一些民众私逃至塔城者每日不下千余人,地方政府无法禁止,人口增加,食粮减少,价格尤昂于附近其他”。

各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3年。大批俄罗斯人通过博乐、霍城、察布查尔、塔城等地沿边一带成批涌入新疆。他们进人新疆后,多数分布在北疆的城镇及郊区,有的地方形成了俄罗斯村,如伊宁县的托合拉克,特克斯县的卡拉塔拉,新源县的阿拉吐伯,尼勒克县的吾拉斯台,巩留县的莫合,霍城县的大西沟、芦草沟,布尔津县的红莫河、冲户尔、海流滩,额敏县的乌什水,塔城的克孜别提和伊宁市的艾林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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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谢苗诺夫

此外,随同华侨定居新疆的俄罗斯族眷属也是构成新疆俄罗斯族的基本来源之一。早在清末,有不少山东、河北等地的农民辗转到了西伯利亚。一战期间,俄国又从东三省招募了许多华工开发远东地区。因此,远东地区成为旅苏华侨比较集中的地方。这些华侨娶俄罗斯族女子为妻,生有子女,有的甚至居留了数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炮制伪满洲国,侵略矛头直指我国华北和苏联远东地区。因为这些华侨多数是从东三省过去的,相貌与东三省的日、伪军相同,在伪满洲国境内又多有亲戚关系,受到苏联当局的怀疑。从1932年起,苏联出于政治和外交的需要强行将他们分批遣送新疆。所以,从1932年到1938年,大批旅苏华侨回到新疆。据估计,1932年到1938年间,经伊犁被遣送国的华侨有9000余人,经塔城回国的有10000余人。这些人带了相当数量的俄罗斯族妻子回国。目前,新疆的俄罗斯族许多是这些归国华侨的俄罗斯族妻子及其儿孙。

迁居新疆的俄罗斯人归化中国

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曾照会中国政府外交部:“在华旧俄侨民,未经苏俄政府授予苏俄公民职权,不准滥称俄民”。据此,中国政府将所有在华未加入苏俄国籍的旧俄侨民“照无约国人民待遇”。于是,在华旧俄侨民成了“无国籍者”。这些失去了特权的俄籍侨民担心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纷纷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时称“归化”。这样,继俄罗斯人迁居新疆的浪潮之后,又形成了加入中国籍的浪潮,并持续了十余年。

从1920年下半年起,新疆省政府开始以“无国籍者”名义先接受有财产的俄籍侨民加入中国籍。新疆省政府规定,凡申请“归化”的俄侨必须履行以下手续:1、提供书面申请(即“愿书”),声明自愿改归中国国籍;2、填写个人简历和财产状况表;3、有两名以上中国公民出证作保,并提供书面保证(又称“甘结”或“切结”);4、新疆省政府签署意见,报中华民国内务部批准生效。后来,俄籍小贩、平民也被接纳入华籍。

金树仁主政新疆时,新疆省政府对迁居新疆的未入籍的俄罗斯人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要求他们或办理“归化”手续,或向当地政府申请居留证和营业执照。许多俄罗斯人申请了居留证和营业执照,取得了暂住新疆、从事工商业的权利。另一部分俄罗斯人则办理了“归化”手续,取得了中国籍。据1930年至1931年《新疆政府公报》公布:该年度乌鲁木齐办理“归化”手续的俄罗斯人有56户,计207人;塔城办理“归化”手续的有90户,计288人。伊犁未公布具体数字,但当地的俄罗斯人更多,办理“归化”手续者不会比乌鲁木齐和塔城少。

盛世才于1934年召开新疆第一次民众代表大会,已加入中国籍的俄罗斯人以“归化族”的名义出席了会议。1935年,新疆召开第二次民众代表大会,会议对新疆各少数民族的划分和称谓做了具体规定,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案。其中,加入了中国籍的俄罗斯人和其他欧洲人被冠以“归化族”的名称成为新疆十四个民族之一(当时伊犁地区的维吾尔族——塔兰奇人被单划一族)。从此,俄罗斯族正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新中国成立后,遵照加入中国籍的俄罗斯人的意愿,废除了“归化族”这一名称,改称俄罗斯族。

截至1944年,新疆省警务处统计新疆有俄罗斯人19392人,主要集中在紧靠中苏边界的北疆地区,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地就有18317人,占新疆俄罗斯族总人口的94%。俄罗斯人最大的聚居区在伊宁,占24%,其次是塔城,占13%,第三是乌苏,占12%。

解放后的俄罗斯族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关系迅速发展。因为苏联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生活水平较高,这对居住在新疆的俄罗斯族有很大的吸引力。1954年至1955年,根据中苏两国达成的协议,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成立了“协助苏侨归国委员会”,专门处理此事。当时,我国对苏侨及无国籍侨民的态度是:无论苏侨或无国籍侨民或苏侨之中国籍家属,凡申请回国,经苏方批准者均准其回国。在这种情况下,大批苏侨、无国籍者、中国籍家属通过合法手续返回苏联。

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方撤走技术专家和人员。当时正值国内经济困难时期,再加上苏联反华宣传和领事馆人员煽动,本来已定居新疆的俄罗斯族中又掀起了返苏的高潮,分三批从霍尔果斯口岸出境。1961年、1964年,伊宁市先后给无国籍的俄罗斯“四教派”(东正教四个派别)者30户73人办理了迁往澳大利亚的手续,还给64户323人办理了迁往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国的手续。文革期间,新疆的俄罗斯族受到“反修防修”的影响,纷纷隐瞒自己的民族成分,改为汉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也有一部分迁居澳大利亚等国。

改革开放以来,俄罗斯族人口有所上升,一部分人陆续恢复了民族成分,还有相当数量的俄罗斯族与汉族通婚的后代选择了俄罗斯族族籍。

随着人口的外迁,曾经的俄罗斯村落和聚居区也随之解体。比如1830年前后迁居阿勒泰禾木、喀纳斯、冲乎尔和海流滩等地,形成村落的吉尔加克人,大部分迁往澳洲,这些村落也随之消失;原居住乌鲁木齐、伊犁、塔城等贸易圈领事馆周围的俄罗斯族,随着贸易圈解体,领事馆撤销,其聚居区也烟消云散。所以现在新疆没有一个纯粹的俄罗斯族村落,但比较集中的杂居地有塔城二工镇、克孜别提,巩留的综合农场、新源的阿热托别,阿勒泰的冲乎尔。

新疆俄罗斯族的文化变迁

在饮食习惯上,传统的俄罗斯族主食为列巴、鸡蛋煎饼(布里内)、发面煎饼(阿拉几)、油炸包子(比拉什给),副食有肉、蛋、香肠、牛奶、黄油等。俄罗斯族定居新疆后,他们在原有烹饪基础上,吸收融合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经验,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新疆俄罗斯族饮食文化。比如,既吃馍馍、油饼子、馕等中国食物,也吃列巴、苏波汤等俄式食物;既会用刀叉,也会用筷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俄式食品,只有老人才会做,年轻人基本上与汉族饮食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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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俄羅斯族歡度巴斯克節

新疆原来只有两轱辘马车(或牛车),一次能拉三四百公斤,吨位小、速度慢,俄罗斯族移民带来了双马槽子车,而且将工艺传授给当地匠人。这种马车可以拉一吨半,而且速度快,稳当。这对新疆的远距离运输来说,无疑是个宝贝,直到解放初,仍然发挥着巨大的运输作用。与此同时,还出现过一种更高级的四轮轿式马车(科里亚什卡),由于制造工艺复杂,新疆本地一直未能生产,很快在新疆消失了。但是老新疆人都知道这样的豪华马车,在喀什、吐鲁番等地,有“六棍棍”马车,俄语叫“哈多克”,就是简化版的,因车面框架有六根木椽而得名。

俄罗斯人初来新疆时,将火墙堆砌的工艺也一并带来,之后逐渐被南北疆的各族居民掌握,如今,不少平房冬季仍然使用火墙取暖。此外,家庭纺织、食品加工、鞣制皮革、绣花扎花等手工业也相继传入,丰富了当地的技术工艺。妇女的长裙(尤普卡)和连衣裙(布拉吉)受到各族群众喜爱。如今,这些传统手工业渗入了更多的现代科技因素。值得一提的是,新疆本无养蜂业,俄罗斯族在新疆驯化野蜂,食用蜂蜜。1910年至1912年,俄商引进了高加索黑蜜蜂,在伊犁河谷的巩留、新源、伊宁和阿勒泰地区饲养,逐渐形成规模,出产的蜂蜜远销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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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俄罗斯族使用的俄语与俄国一样,属于俄罗斯南部方言,只是俗语较多,语调生硬,语速较慢。在同周围汉族、维族、哈萨克族交往过程中,也受到了影响,基本通用汉语,不少人掌握了维语、哈语、蒙古语。如今,俄语不再是日常用语,而成为家庭内部用语,而且也只在老人与老人之间才有完整的对话。

新疆俄罗斯族与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交错杂居、交往频繁,互相通婚。他们吸收了周边民族的文化,适应了当地,为其自身文化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总之,俄罗斯族迁入新疆是新疆近现代史上特殊的一幕,是俄国的侵略和近代中国的局势共同造成的,这些俄罗斯人积极融入中国新疆的社会生活,最终形成了新疆的俄罗斯族。

作者:喀什汉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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