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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任国务卿蓬佩奥,一个“劣等种族”的后代

自从接替被推特“残酷”解雇的蒂勒森,出任美国新任国务卿以来,蓬佩奥的这三个月可以说在美国政坛保持了相当高的存在感。

他在上任前后有两次访问非洲六国的经历,而且在宣示就任前“秘密”访朝,就任后在金特会以及朝鲜核武问题上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

而且在六月中旬蓬佩奥就任后首次访华。彼时美国对华贸易战情势彤云密布,朔风渐起,作为特朗普的前台鹰犬,蓬佩奥往往以老牌CIA头领的面目和各国政要折冲樽俎,且以茶党阁老的身份自居,浑身透着运筹演谋,鞭挞宇内的骄横气。

笔者有一个毛病,有研究西方人姓名的癖好。在美国德裔和其近现代农业发展一文中,连带阐述了特朗普的族裔背景。这次俺也有兴趣要深挖一下蓬佩奥的底。

看名字就知道,蓬佩奥和特朗普不是一个族裔的,他是意大利后裔。蓬佩奥的奶奶叫Fay,他奶奶的妈妈,也就是他祖奶奶名叫Carmela Sanelli,他奶奶的父亲也就是他祖爷爷名叫Giuseppe Brandolino,这对夫妻都生长在意大利的佩斯卡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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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佩奥的曾祖父就出生在这里

佩斯卡拉省在意大利的偏南部,罗马的东部,到今天这个地方虽说不上穷乡僻壤,也绝非膏腴之地(尤其是和意大利北方比)。

1907年,Carmela Sanelli和Giuseppe Brandolino乘坐日耳曼尼亚Germania号来到了北美,而且坐的是最便宜的经济舱(最低档的三等舱)。可见,蓬佩奥祖上确实也不是什么土豪或者诗礼簪缨之家,比有犯罪污点的特朗普的爷爷强不了多少。

出身越低微的,一旦翻了身,对外来移民就越排斥,从他们的后代唐纳德·特朗普和麦克·蓬佩奥身上,想必我们已经领教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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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mela Sanelli和Giuseppe Brandolino一共有9个孩子,Fay就是其中一个,生于1910年8月。

Fay后来嫁给了一个叫Harry Pompeo的人,这就是麦克·蓬佩奥的爷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跨族裔通婚还不是那么盛行,意大利人嫁给意大利人很正常,之后他们产下一子,名唤Wayne Richerd Pempeo,这就是麦克·蓬佩奥的爹。从他爷爷这一代开始,我们看到蓬佩奥家族已经开始“盎格鲁萨克逊”化了,他爷爷Harry,他爹Wayne都已经开始洗掉和置换掉自己原来的南欧特点的名字。

  麦克·蓬佩奥生于1963年。他和很多意大利屌丝二代三代在那个“颓废一代”的时代背景下喜欢游手好闲玩社会不同,从小品学兼优相当上进,在枫丹谷中学、西点军校和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学习成绩都非常良好,一举翻身成为了社会精英名流。可以这么说,他和特朗普一样,都是二战后的那一代人真正吃过美国梦红利的人(虽然特朗普比他大20岁左右,算不上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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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蓬佩奥奶奶的结婚证明

美国一流文学家菲茨杰拉德写过《了不起的盖茨比》,从盖茨比的身上,或许我们能看到很多蓬佩奥的影子。白手起家从商,而且第一桶金不明不白疑点很多。

原著中,盖茨比对自己的出身讳莫如深,蓬佩奥,这位美利坚的外交总管在收紧移民政策的问题上和特朗普一唱一和,他也许不愿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当年他祖爷爷祖奶奶坐船来到北美,定居新墨西哥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对彻头彻尾的非法移民,而且在所有非法移民族裔中,他们在鄙视链条中也是比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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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一个屌丝的美国梦

蓬佩奥的家世直接涉及到一个问题:南欧人群在北美的融合和认同接纳问题。

“种族”定义与美国历史进程之间存在着复杂互动,美国历史上的“种族问题”并非仅仅关乎美国黑人等有色人种,美国社会精英的种族诠释与公共领域对“种族”的理解,也直接影响了“种族”的定义与边界。

南欧人是白人吗?巴尔干半岛的人是白人吗?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上世纪20年代的回答可能完全不同。


原初意义上的“种族”概念是基于生物学上的人类分类系统,并非社会想象的产物。 然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种族”的定义因受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美国社会问题的双重影响,而更多地带有社会建构的色彩。

美国例外论和南欧劣等种族论

这一点,和甚嚣尘上的20世纪初的“美国例外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美国人相信,新生的共和国是对殖民地黑暗过去的解放, 是北美人全新生活的开始。被后世美国学界特别是移民史家广泛引征的法国移民克雷夫科尔写道,在众多移民的整合之下,北美人逐渐  “形成一种新的美国人种族”,这新“种族”将旧有的偏见与习俗抛在了身后,在新原则下展开行动,追求新的理想,拥抱新政府与新秩序。这种“美国例外”的想象,在19世纪得到不断加强。

美国早期小说家赫尔曼· 梅尔维尔认为,“过去已经死亡,而且再也不会复活”, “过去的教科书上写满了独裁者; 以后则是圣经般的自由”, 同克雷夫科尔和梅尔维尔一样,19世纪的美国思想家拉尔夫·爱默生也相信,美国就像将金银等金属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种更加优质的金属;美国接纳所有民族的优点,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崭新的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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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论的典型表述:山巅之国

美国政体独一无二,美利坚民族是一种糅合了各族优点的崭新民族,这是对 “美国例外” 的明确表达。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美国例外”更多地指向“自由白人”,而信仰天主教的东南欧人,很遗憾,不属于“自由白人”的范畴。

在19世纪末数以百万计的天主教、东正教“新移民” 到来之时,这种危机感演变为恐惧,即随着东南欧国家“新移民”的持续涌入,美国人口的主体可能不再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排外主义者就是那些试图终结这种恐惧的美国人。

近代欧洲种族理论的跨国传播, 对美国的种族思想与种族关系影响巨大。达尔文主义是给美国思想界带来的第一波冲击。历史上, 科学发现往往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重大变革, 但鲜有科学发现对人的思想、信念造成的影响超过达尔文的进化论。在 《物种起源》一书中, 达尔文提出警示,所有的物种都在生命的某一时期  “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危局”, 而同属物种之间的竞争进化论在美国很快便与种族主义“联姻”, 这不仅强化了种族主义者所宣扬的种族生理差异,也加剧了种族间激烈竞争的焦虑。

他们据此认为,必须成为整个生物界战场上的斗士,才能延续自我种族的长存。不过,认为达尔文主义直接导致了种族排外主义的爆发也并不确切,19世纪的科学革命仅仅为其提供了这种转向的可能性。事实上, 达尔文主义强调的“适者生存” 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以不平等竞争为基础的种族主义的障碍。

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也不能免俗,在游历中国的时候,在日记中表达过比较强烈的种族偏见的言论,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才可以深刻理解爱因斯坦思想的渊薮。

在这种话语下,达尔文主义自然很容易地 “支撑了”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傲慢。早在19世纪60年代, 美国天文学家本杰明· 古尔德(Bnejimin·Gould)通过对内战后美国军队的调查,发现本土出生的美国士兵,总体上要比移民士兵更为高大强壮。这是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大规模的“科学”方法来证明土生美国人在体质上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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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优生学的迷恋,美国当时大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努力寻找公众对严格意义上的遗传学的支持,其实质是以基因学“门德尔法则”为依据来解决美国的种族问题。基于这一点,他将美国的遗传锁定在生理与质量上相对“优越”的北欧人,北欧人只应内部繁衍,而不能与低劣的东南欧人、犹太人或“深肤色”的种族通婚杂交。

“科学”与“种族主义” 的结合,要形成美国社会广泛排斥东南欧移民的舆论, 进而成为一时美国社会思想的主流,关键是抓住普通民众的基本情感与切身利益,以使小夫下士能够笃信之、宣扬之。

大众媒体并非直接向广大民众兜售“科学种族主义” 思想和理念, 而是强调作为 “他种族” 的东南欧移民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例如将“低劣” 的东南欧移民塑造成罪犯和“危险的人”。

以东南欧移民中规模最大的意大利移民为例,关于意大利移民的犯罪行为, 几乎未在报刊的新闻报道中辍断。大众媒体也对意大利移民在美国的犯罪行为采取选择性报道, 经常揭示意大利移民的暴力行为,认为其有严重暴力倾向与复仇情结。1894年5月21日《纽约时报》就报道3名意大利移民袭击纽约一名美国人,并致其重伤。该报在1902年4月15日也报道:“意大利杀人犯阿提莫·巴勒托(AntimoBarretto),被意大利政府释放后移民美国”。


这一报道在当时引起不小震动,至少使纽约对意大利新移民的排斥态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随着类似报道的扩散,以意大利移民为代表的东南欧移民属于 “低劣” 种族的观念逐渐深得人心,民族偏见的藩篱也因此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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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拖家带口移民美国的意大利人

在这里不得不提受到国内外自由派广泛赞誉的美国总统老罗斯福。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新移民大潮中,罗斯福一反过去对欧洲移民的开放态度, 要求通过严格的移民法来“坚决拒斥所有种族的罪犯、弱智者、穷人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移民美国”。他觉得新近移民美国的东南欧移民,不仅改变传统旧习、融入美国社会的进程极为缓慢, 而且在生活水准与种族文化上表现出全方位的“低劣”属性,应通过严格的移民法予以限制。

从思潮变成排外的法律

在1924年美国国会议员的辩论中,主张进一步限制东南欧移民的声音呈压倒之势, 其分歧主要在于排斥的话语及程度。

卡内基基金会支持的科学研究证明, 东南欧移民是相对低劣的种族。在1924年4月6日的讨论中, 多名议员提到 “白人种族”(whiterace) 和  “高贵种族”(noblerace),但其意涵所指,皆为西北欧人、土生美国白人,并不包括东南欧人。

当然,由于美国国会议员辩论时的谈话属于官方性质,并被记录在册,因此也有相当部分议员用相对委婉的话语来表达他们支持 东南欧移民的诉求。纽约州的众议员伯特兰·斯内尔在4月5日的辩论中声称,他不会以好和坏 去笼统定义某一种族,但他同时认为美国应该确立新的移民立法,让睿智、诚实、美国欢迎之人来到美国,鉴于此,他也赞同该法案通过。

1924年这一迟到的移民法案,“能够确保美国种族的同质性”。该法案在美国参、众两院以压倒多数通过后,时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 也于当年5月24日签署该法案。两日后该法正式颁布。

1924年移民限额法,在美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标志着针对欧洲不加限制的移民时代彻底结束,其最主要目的是确保美国社会的同质性。为达此目的, 就要限制东南欧人移入美国。与1921年移民法相比,1924年移民法将移民总额由35.8万降至16.4万, 配额也由1910年美国人口统计的3%减为1890年的2%。对于排外主义者而言,1924年移民法具有一石二鸟之效,不但降低了每年移入美国的移民总额,更重要的是由于这种配额以1890年的美国人口统计为依据而大大地减少了东南欧移民入美。

结语

我们前文中提到,蓬佩奥的曾祖父是在大约新移民法出台前20年抵达美国,当时美国的精英白人对南欧人群的排斥程度已经相当高,并且出台了最初的移民限额法。但还好他曾祖父和曾祖母打了一个时间差,而且当时还没有骨肉分离政策。

“科学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意味着这是引发美国排斥东南欧移民的唯一因素。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针对东南欧移民的排斥作为一种席卷全美的思潮和运动,显然不是任何单一的因素所能解释的,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美国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所催化的科技发展与流水线标准化生产,使得美国对非熟练劳工的需求急剧下降; 美国自19世纪末崛起为世界大国,并逐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领导地位, 美国不再是一个孤立和军事上绝对安全的国家,这就使美国需要国内更大程度的凝聚与和谐; 而 “熔炉” 理想的破灭、美利坚民族主义的兴起、一战后美国浓厚孤立主义情绪,以及对“共产主义” 的恐惧等, 皆是美国限制东南欧移民不可忽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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