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是什么——要摈弃西方的“金本位”思想（之四•价格语言）
货币是什么——要摈弃西方的“金本位”思想（之四•价格语言）
“准备金”是央行防备商业银行的“防火墙”，与住房抵押贷款一个道理，没有什么先进的。
人民币是货币，是纸币，是国家信用货币，是法币。美元也是货币，是纸币，是国家信用货币，是法币。区别在于，后者是基于债务发行的，前者不是；后者发行机构本质上是私人银行，前者不是。这是基本的事实。
比较中西货币史会发现，人民币与美元以及英镑、欧元等西方货币是两种不同历史渊源的货币。后者是私人信用（商业信用）上升为国家信用，前者是国家信用成为普遍的社会信用。
自宋元而明清，纸币不能通行，表面看是国家信用出了问题，似乎是准备金之类的技术问题，其实不是，实质是国家不能对经济全面管理，是对货币发行数量缺乏控制。
准备金央行货币体系，本质上还是一种货币拜物教，并不能对货币做出有效的合理控制，否则就不会出现经济危机了。
中国古代一方面是中央集权，另一方面是集权不够，是经济集权不够，官山海和税收如果都以纸币支付，纸币岂有无信之理？
所以，用西方货币史，用现代西方央行制度货币，评价中国古代纸币得失，是文不对题。
人民币的历史起源，既不是法币金圆券的改写，也不是英格兰银行制度的模仿，未来也不是美联储体系的山寨与附庸。而是古代法家思想的现代金融表现。
这样，我们便理解了毛说的那句话，要秦始皇与马克思结合。
这样，儒法斗争的货币意义对于现代中国的现实意义就显现出来了。看来，毛评法批儒，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一种纸上空谈，而是涉及中国道路的基本政策的辨析、反思。
人民币的诞生没有贵金属做“本位”，甚至也没有“准备金制度”，但是，却保持了——特别是前30年的——币值稳定和坚挺。布雷顿美元说是金本位，其实从来也没有按“金本位”本义发行和运作，“金本位”说废除就废除了，准备金制度也从来没有避免金融危机、银行破产。
那么，人民币的诞生是以什么保证它的坚实可靠呢？是对衣食的购买力，粮食布匹的足够储备，是人民币早期发行的货币之母，人民币是衣食父母之子，是“子母相权”这一古老货币思想与制度的复活。
中国是纸币出现最早的国家。它有两个根源，一是商业票据业务的便利化，同时也是商业信用发达的必然表现；另一源头是财政管理的手段。人民币从诞生到现在，是这两个方面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统一。
在短缺经济的极限假设条件下，粮食布匹是最有资格充当等价物的商品，一切商品都会指向粮食布匹。因而，纸币充当粮食布匹等价物符号是最自然不过的事。相比之下，民国“金圆券”的设计思想就是典型的“货币拜物教”，是“拜金主义”。
《资本论》分析了这种拜金主义产生的根源和思维方式，可以说是货币问题的现象学。这是《货币论》的逻辑起点，正像《资本论》是以《国富论》劳动价值观为起点一样。
从人民币与金圆券对立的历史看，谁才是中国传统的继承者呢？货币文化、文明是基本的文化、文明，显然，中国传统的基本文明在人民币上发扬光大，而不是金圆券。
某种意义上，（我的）《货币论》确实对《资本论》构成否定、批判、扬弃，从而返回《国富论》的基地，就是回到生产的市场分析与公债问题的统一，债务在《资本论》中的缺席，导致一种抽象的片面化。但是，如果把《资本论》当做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倒是另一问题。
债务货币不会自行增值，利息收入看起来的“自行增值”是一种假象，这个假象，读过《资本论》的人应当明白，利息收入其实还是在分配剩余价值，债务货币本身不能创造任何价值。债务货币是把债务关系作为一种更高形态的更一般的概括方式扩张到价值形式中去了。如果说，金或银排挤掉了曾经的麻布，那么，现在轮到金银被债务排挤了。债务本身是可以交易的，正像劳动力是可以交易的一样。如果读懂了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的分析，自然不难理解债务货币的秘密。
不同的是，债务把国家权力（的一部分）转化为虚拟商品，而这之前，货币仅仅是现实商品内部的一极——商品自身包含着商品与货币这两极或两重性。
“金本位”与“准备金制度”在中国经济学界盛行，本质是贬低人民币原理，抬高西方货币原理，想用发霉的桃子骗取仙桃，是一种思想诈骗。
中国人只要在货币问题上不犯错误——颠覆性错误，其他问题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战争也不过死点人。但是，像明朝那样突然出现银荒，就万历十五年了。或者，像清朝那样，鸦片换了白银，战败赔了银子，就彻底输了。
历史的看，明清白银资本弱化了中国，强健了西方，中国财富和先进工艺技术换了一堆金属，金属的发行权还掌握在外人手里，被人家釜底抽薪。
“准备金”是央行防备商业银行的“防火墙”，与住房抵押贷款一个道理，没有什么先进的。
人民币是货币，是纸币，是国家信用货币，是法币。美元也是货币，是纸币，是国家信用货币，是法币。区别在于，后者是基于债务发行的，前者不是；后者发行机构本质上是私人银行，前者不是。这是基本的事实。
比较中西货币史会发现，人民币与美元以及英镑、欧元等西方货币是两种不同历史渊源的货币。后者是私人信用（商业信用）上升为国家信用，前者是国家信用成为普遍的社会信用。
自宋元而明清，纸币不能通行，表面看是国家信用出了问题，似乎是准备金之类的技术问题，其实不是，实质是国家不能对经济全面管理，是对货币发行数量缺乏控制。
准备金央行货币体系，本质上还是一种货币拜物教，并不能对货币做出有效的合理控制，否则就不会出现经济危机了。
中国古代一方面是中央集权，另一方面是集权不够，是经济集权不够，官山海和税收如果都以纸币支付，纸币岂有无信之理？
所以，用西方货币史，用现代西方央行制度货币，评价中国古代纸币得失，是文不对题。
人民币的历史起源，既不是法币金圆券的改写，也不是英格兰银行制度的模仿，未来也不是美联储体系的山寨与附庸。而是古代法家思想的现代金融表现。
这样，我们便理解了毛说的那句话，要秦始皇与马克思结合。
这样，儒法斗争的货币意义对于现代中国的现实意义就显现出来了。看来，毛评法批儒，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一种纸上空谈，而是涉及中国道路的基本政策的辨析、反思。
人民币的诞生没有贵金属做“本位”，甚至也没有“准备金制度”，但是，却保持了——特别是前30年的——币值稳定和坚挺。布雷顿美元说是金本位，其实从来也没有按“金本位”本义发行和运作，“金本位”说废除就废除了，准备金制度也从来没有避免金融危机、银行破产。
那么，人民币的诞生是以什么保证它的坚实可靠呢？是对衣食的购买力，粮食布匹的足够储备，是人民币早期发行的货币之母，人民币是衣食父母之子，是“子母相权”这一古老货币思想与制度的复活。
中国是纸币出现最早的国家。它有两个根源，一是商业票据业务的便利化，同时也是商业信用发达的必然表现；另一源头是财政管理的手段。人民币从诞生到现在，是这两个方面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统一。
在短缺经济的极限假设条件下，粮食布匹是最有资格充当等价物的商品，一切商品都会指向粮食布匹。因而，纸币充当粮食布匹等价物符号是最自然不过的事。相比之下，民国“金圆券”的设计思想就是典型的“货币拜物教”，是“拜金主义”。
《资本论》分析了这种拜金主义产生的根源和思维方式，可以说是货币问题的现象学。这是《货币论》的逻辑起点，正像《资本论》是以《国富论》劳动价值观为起点一样。
从人民币与金圆券对立的历史看，谁才是中国传统的继承者呢？货币文化、文明是基本的文化、文明，显然，中国传统的基本文明在人民币上发扬光大，而不是金圆券。
某种意义上，（我的）《货币论》确实对《资本论》构成否定、批判、扬弃，从而返回《国富论》的基地，就是回到生产的市场分析与公债问题的统一，债务在《资本论》中的缺席，导致一种抽象的片面化。但是，如果把《资本论》当做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倒是另一问题。
债务货币不会自行增值，利息收入看起来的“自行增值”是一种假象，这个假象，读过《资本论》的人应当明白，利息收入其实还是在分配剩余价值，债务货币本身不能创造任何价值。债务货币是把债务关系作为一种更高形态的更一般的概括方式扩张到价值形式中去了。如果说，金或银排挤掉了曾经的麻布，那么，现在轮到金银被债务排挤了。债务本身是可以交易的，正像劳动力是可以交易的一样。如果读懂了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的分析，自然不难理解债务货币的秘密。
不同的是，债务把国家权力（的一部分）转化为虚拟商品，而这之前，货币仅仅是现实商品内部的一极——商品自身包含着商品与货币这两极或两重性。
“金本位”与“准备金制度”在中国经济学界盛行，本质是贬低人民币原理，抬高西方货币原理，想用发霉的桃子骗取仙桃，是一种思想诈骗。
中国人只要在货币问题上不犯错误——颠覆性错误，其他问题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战争也不过死点人。但是，像明朝那样突然出现银荒，就万历十五年了。或者，像清朝那样，鸦片换了白银，战败赔了银子，就彻底输了。
历史的看，明清白银资本弱化了中国，强健了西方，中国财富和先进工艺技术换了一堆金属，金属的发行权还掌握在外人手里，被人家釜底抽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