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疫情，中国做对了什么？

中国出现疫情之初，西方一些政治学者和主要媒体如获至宝，对中国模式发起了猛烈攻击。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自然明白他们这样做的动机：中国崛起已经跨越输出产品阶段，软实力特别是道路或者模式正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典型传统中国方式走向世界。另一方面，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西方面临一个接一个打击和挑战：经济下滑、民粹主义、贫富差距、种族主义、难民危机、政治极化。这其中尤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撼动整个西方。

此消彼长放大了西方的危机感，严重打击了它的自信心。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要以举国之力要剿杀华为和它的5G技术而不是通过竞争赢得胜利——-因为强大和先进的美国已经落后了，它不但没有这个技术，就是华为免费把技术给它它也没有制造生产的能力。

所以，这一次借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新冠病毒，对中国模式进行全力诋毁。虽然它们心里也清楚，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展，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包括美国自己十年前就已经发生过，而且应对的十分糟糕。

当然，作为研究者，我们也清楚，过去西方对中国模式的批评，要么是意识形态偏见，要么是不了解，而这一次，其目的则是自保：借否定中国模式来挽救受到重创的自己模式的正当性。

然而，真金不怕火炼。一个经历七十年风风雨雨考验的中国模式，怎么可能连一个小小病毒都不可战胜。如果从1月24日武汉封城算起，中国仅仅用了十二天，即2月4日就实现了湖北以外新增病例下降的效果。随后疫情迅速进入下滑通道，除武汉以外，所有地方新增病例的总和降到了个位数。

为此，全球最高卫生机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发自内心的给予了最高评价。世卫组织干事长谭德塞1月28日在北京称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他说：“中国在震中遏制疫情的努力一直是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的关键。中国以创纪录的时间鉴定出病原并且立即分享，这导致了诊断工具的迅速开发。”表扬中国完全致力于内部和对外透明，“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有关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2月12日举行的“新型冠状病毒全球研究与创新论坛”上，面对媒体连珠炮般对世卫的质疑，谭德塞再次称，世卫不能因为承受舆论压力就不说出事实，中国没有要求任何人表扬，但我和我的同事们相信我们所看到的事实，中国应该受到赞赏。各成员国应该感谢中国。

2月下旬，世卫组织-中国联合考察组对中国进行了9天的实地考察。考察组包括美、德、日、韩、俄、新、美和尼日利亚等国的专家。考察组外方组长艾尔沃德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的方法是目前我们唯一知道的、被事实证明成功的方法”；呼吁世界各国像中国一样面对疫情要快速行动起来，学习“中国专业的应对机制”。

艾尔沃德甚至说：“如果我感染了，我希望在中国治疗”。同时发布的考察组报告也赞扬“中国采取了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的防控措施”，包括开展积极主动监测、迅速发现并立即诊断隔离病例、严格追踪并隔离密切接触者等，非常有效地切断病毒传播途径，为全球应对新冠肺炎提供了重要经验。

世卫组织多次号召其他受疫情威胁的国家，特别是自身防疫能力不强的国家，要学中国早做准备。

世卫组织肩负全球卫生医疗安全的重任，它的决定直接涉及全球数十亿人的生命安全。现在世卫要求全球向中国学习，这必然是经过内部来自全球各国的专家无数次严谨的讨论、严谨的论证、严格的实地考察所得出的结论。

当然，由于中国历来对世卫的巨大贡献（这也是对人类的贡献），许多批评中国的人士并不完全服气，认为是世卫在讨好中国。尽管他们也明白，世卫是不可能拿全球几十亿的生命为代价去讨好中国。然而，随着疫情的发展，全球特别是西方的表现再一次证明了中国经验的有效性，世卫组织的结论再一次在全球以另一种形式得到验证。

尽管相对于中国，西方面对的不再是未知病毒，而且还有长达两个月的准备时间，这期间世卫还不断的尽职尽责的警告和提醒全球。但是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意大利等还是未能避免疫情的爆发。等到疫情爆发，世人也才发现不少西方发达国家竟然完全没有准备好：美国连检测试剂都不合格，更不可思议的是，连这种不合格的试剂也短缺！防疫最重要的口罩和防护服、消毒液竟然也没有提前储备。法国是出现本土病例之后，才下订单----此时全球早就一罩难求。法国竟然连续发生医院口罩被偷盗一空的事件。疫情下的口罩已经是战略物资，第一次发生可算是没有防备，那么至少应该立即破案，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同时其他医院要亡羊补牢，绝不能再次发生。没有口罩，等于一个医院丧失了救治功能。结果全法国都没有人当回事，以至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生四起！此时法国每天的新增病例已经超过中国！

更无法原谅的是，包括德国、法国、日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竟然连医护人员感染都没能避免！中国面对的是未知病毒，了解其特性并制订应对方案需要时间，所以出现医护感染不可避免。但这些国家为什么连这个都不能避免呢？

最荒唐的是德国，一开始有医护人员没有防护接触感染病人时，还会要求他们隔离。到后来，由于疫情发展太快，感染的医护人员太多，医院竟然下令这种情况下的医护人员继续工作！——尽管他们可能已被传染。柏林最大的夏里特医院已该院病毒研究所所长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把所有曾与感染者有过接触的医护人员都送回家隔离，医疗服务体系就难以维系。

不仅如此，就连发现了工作人员感染的医疗单位，也“违规”继续运作。亚琛工业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的一名护理人员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后，按规定，他在本科室的45名同事作为密切接触者应全部居家隔离。但如果全员停工，那些刚出生的早产儿将无人照顾。无奈，医护人员只能继续上班！中国也有婴儿被感染的事件，这主要是因为孩子的母亲发病。而德国将创造医生传染给婴儿的先例。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日本。日本一开始在处理游轮疫情时其不专业、效率低下就饱受批评，由于船上有较多的西方游客，西方媒体也自然无法再视而不见。特别是500名检测阴性的乘客被日本当场解散，自由活动之举震惊了全世界。要知道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样情况下，都要再检测两次，阴性后还要再隔离十四天。随后，其他国家纷纷出现当初检测阴性回国后却发病的案例。足见日本之散漫大意，其造成的风险极其巨大。但令世界意外的是，日本坚持只检测重症，轻症病人一概不检测，自然也就不治疗，不管理。但是别说轻症病人，就是没有症状的病人也高达1%。其传染性可想而知。中国有效遏制疫情成功的经验在于尽收尽治，疑似要隔离，接触者要隔离，轻症则一定要收治，在家里隔离都不行----会造成家庭和社区传染。而日本竟然是轻症完全放任不管！日本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新冠病毒主要危害老年人，日本政府怎么如此的不负责任？

对比了这些所谓的发达民主国家，西方那些试图借疫情而否定中国的学者也才不得不闭了嘴。

中国模式为什么能真金不怕火炼？

那么中国模式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能够历经考验呢？应该说原因很多，我在这里仅仅从政治层面来解读。

政治层面有两个含义。一是政治理念。研究西方政治学，发现它们核心是主权，君主主权，议会主权，人民主权之类。此外就是权力的来源（合法性）和政体。中国的政治理念则不同，核心是政治的目的，即民本。我们对权力的来源和政体的关注很少，更别说主权概念，但中国对权力的运用以及目的却是极为重视。所以，中国最早产生了打破血缘限制的科举制，重视人才选拔。同时政治运作的核心和目的是为了国和民，强调对国民的责任，只有治理好国家，才享有天命，也才有资格拥有权力。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理念下，产生了责任意识和人命关天的原则。

早在中国文明之初的周朝，周文王就作出这样的宣示：“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国者，一国之主。我固其主矣！”

这个政治理念可以解释何以当出现疫情时，中国政府举国之力进行抗击，包括最重要的两会都推迟。而法国在全球疫情愈演越烈之时，却让负责行政工作的总理去参加勒阿弗尔市长竞选，让直接负责疫情应对的卫生部长辞职去竞选巴黎市长，临阵换将。并在新增病例大幅超过中国的时候，仍然决定选举继续举行。在没有口罩防护的情况下，投票风险非常之高，必然导致疫情进一步扩散。

二是政治制度。中国几千年不管是皇朝还是共和，不变的一点就是只有一个政治中心。这确保了治国理政的高效和制订长远规划的能力。

当病毒特性被医学专家破解之后（1月20日，钟南山第一次确认人传人，并成为各界共识），中国迅速采取了极其果断的措施，展现了高效的动员能力、强大的组织能力：武汉封城、数万人组成的一批又一批的援助湖北的医疗队、16个省对口支援湖北各个地市、十天建起的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一到两天就能使用的方舱医院。虽然一开始春节假期，停工停产，后来又受疫情影响，但中国仍然迅速的把口罩的生产能力从日产2000万提高到1亿，其他防护产品也是如此，从而为打赢疫情提供物质上的保障。

各大汽车厂纷纷跨界生产口罩

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中国还不断根据情况导迅速调整、改进。比如治疗方案已经更新到第七版。就是国家治理方式也为了适应应对疫情的需要而不断创新。比如由于中国的超大规模，科层制有时也会导致上下信息传导的不完整乃至曲解。这一次对抗疫情，在技术支撑的前提下也针对性的加以破解。这就是2月23日举行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从中央到县、军队团级各级干部共计17万人参加，而不再是过去层层传达。这种在危机中诞生的创新以后自然成为常态。中国制度的效率将越来越高。

另外一个大家熟悉的就是问责：上自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书记下至普通干部纷纷被免职。据统计，全国各地上千名各级干部因应对疫情不称职而被问责。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在其著作《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中提出秩序良好的社会离不开三块基石：强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他这个排序是对全球政治经验的总结，有很强的实践合理性。但当他把这个标准用在中国时，却再一次出错：他一方面肯定中国拥有强大的政府----这是排列第一的基石，却又认为中国缺乏有效问责。

这次对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疫情危机，中国再一次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是有问责的。事实上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问责制非常重要，在整个体制的运作上扮演着极其特殊的关键作用。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政治上是单一制（集权），经济上是则联邦制（分权），中央政府对体制的控制能力主要体现在官员的任免上，这其中问责制是很重要的内容。二是中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自结果和绩效，这和西方来自程序不同。特朗普这样的总统在中国就丧失合法性了，但在美国却完全不受影响。在中国官员出了问题，如果不问责就直接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中国不会出现2008年金融危机无人一人问责的事情，也不会出现发生伊拉克战争这么大的失误也远远人承担责任的事情。

西方所谓的问责，主要体现在四年或八年的政党轮替。中国能够迅速问责，还是和地方官员是由中央直接任命的产生方式有关。假如是像欧美一样，地方官员都是选举产生的，他们出了再大的问题，中央政府也无可奈何，只能等到下一次选举。比如2005年美国发生卡特琳娜飓风灾害，路易斯安娜州应对严重失误，新奥尔良市甚至出现无政府状态混乱局面，劫匪们公然当着警卫队和警察的面，大肆烧杀抢掠和强奸，又和警方枪战。尽管如此，直到2008年时州长布兰科任满才下台。

这里之所以说福山再错，是因为他也曾预言中国的农民是弱势群体，在同样没有选票的情况下，农民还在政治、经济层面缺乏发言权，所以其利益不可能得到政府回应。按照西方政治学逻辑并不错，弱势群体即使有选票如果选票少都会被政治精英所忽视。但结果却是中国政府很快取消农业税，建立新农合和低保，更进行新农村建设。一项项惠农政策出台和实施。

这里要回应一下西方的一个质疑。为什么伊朗也是一个政治中心，但表现的却和中国完全不同。这里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上面政治理念所提到的民本。单纯一个政治中心，是不可能有中国这样的制度优势，还必须有民本的内核。其实这种现象早就有过。亚洲四小龙崛起时都不是西方制度模式，但都是儒家文明圈，政治人物都有民本的理念，在民本理念的驱使下，政治人物才会主动发挥一个政治中心体制的优势。反观菲律宾，虽然也是一个政治中心，但却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家，政治人物完全不管人民死活，国家既贫穷又腐败。

中国有个辩证理念：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依。疫情之初，中国承受巨大压力，软硬实力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但现在随着疫情的传播，中国的制度优势、文明优势都日益展现于世人。当中国疫情日益受到有效遏制、其他国家却仍然未能采取有效防范措施而进入爆发期的时候，中国应对的经验将成为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所以一向自视甚高的欧洲，也专门邀请中国的抗疫英雄钟南山去分享中国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如果这还只是软实力的话，当全球对医疗产品出现巨大天文数字需要的时候，只有中国才有这样的制造能力（法国媒体报道，美国90%的口罩来自中国）。确实，疫情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出现，只有在中国出现的时候，才能如此迅速的得到遏制，也只有中国对自己进行严格的限制（唯一一个主动暂停出国游），也只有中国在世界都需要的时候做出巨大的贡献。

所谓危机，应对的好就是机，应对的不好就是危。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历无数次内外的挑战，但都一个个克服。现在中国也正在转危为机，而西方正在转机为危：中国曾给了它们避免疫情或者充分准备应对疫情的机会——中国各省市都避免了武汉的情况，但西方却错过了。制度之争，还需要再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