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疫情的另一个重要敌人——信息传染病。

中国对抗疫情，总结出了另一个重要的敌人——信息传染病。

“扭曲的信息”是客观的存在。因为不安，大家总是被耸人听闻的消息所吸引，这是人的本性。在新冠病毒传染的同时，凭空捏造的、制造恐慌的“病毒信息”也在传染。不光在中国，在全球都有规模性“谣言”出现，比如“XX地区失控”，和SARS如出一辙的“生化兵器”的阴谋论。

有些“病毒信息”来自无聊的人，而有些，则是某些心怀叵测的人恶意煽动人们的情绪。比如之前有微博网友“实名举报武汉病毒所泄露病毒”。最后调查发现，有关李文亮妻子的谣言也是他搞的，这个网友是非法窃取了别人的信息进行“举报”，目的是为境外反动网站做引流。

造谣尽管很可怕，但是传谣者更可怕，恰恰是因为谣言被散播出去，并被一些不明真相的网友所相信，因此造成的损害才是加倍放大的。不管是什么原因，传谣者是可恨的，没有传谣者的传谣，谣言也就会自消自灭。传谣者的传播，才让谣言扩散，危害了社会，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也会给个人造成心理上精神上的伤害。

之前，有人一直在质疑武汉的抗疫能力，顺势还怀疑起了武汉乃至湖北的政府治理能力。事实上，在中国，武汉已经是中西部地区非常现代化的城市。其人口总量、城镇化率、GDP总量、人均GDP、工业产值、规模工业增加值、城市财政收入、一般预算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消费品总额、人均社会消费品总额、商业、高新技术产业、科教等等政府治理指标，每一项基本都排中部地区的前两位。

武汉的同济、协和、亚心、武大口腔等都是全国知名的医院，有着非常高的医疗水平，也具备为患者提供足够医疗条件的资源。但是疫情期间，就连这样的医院都无法及时拯救患者的生命，不是因为武汉医疗水平差，不是这些医院不给力，而是病毒变异的太隐蔽，传染扩大太凶猛。其后，做出的武汉封城这一决策，可以说是非常有效的，但是遗憾的是有点晚。

武汉政府在最初的决策时候，恐怕是按照针对SARS的策略来应对这次的新冠疫情的。通过媒体报道，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新冠病毒导致的大面积传染具有高度的隐匿性、传染性，和SARS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当时的武汉政府没有人知道啊，至少是决策人还没有获得这个专业信息。武汉政府，乃至湖北省政府最开始的举措确实有令人质疑的地方。地方政府决策者为避免社会性恐慌而表现出来的犹豫，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后武汉做出的自我牺牲，足以值得全世界的尊重和感激。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面对各国代表，直接反问：从137张隔离床到1.4万张隔离床，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做到这个程度？政治化操作不会真正帮到我们。这个病毒会攻击任何人，此时是全体人类在和不了解的病毒作斗争。

很多人在责怪当时的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的决策者，说啥的都有，但他们都是事后诸葛的见解。换位思考一下，恐怕让任何一个人在当时的情形下决策防控措施，都会同样地失败吧。面对未知的疫情，面对全新的病毒，除非天时地利人运气极佳，否则没有人能够做到首战大捷。

现在，有的人质疑中国CDC（疾控中心），说谁谁谁怎么样。高福是CDC领导位置上的第一位院士，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囊膜病毒与结构免疫学，以流感为代表的新发、再发传染病，研究重要囊膜病毒的分子进化特征、宿主互作模式、跨种传播机制以及病毒特异性的T细胞免疫与分子识别等。他不是专家谁是？但很遗憾，他不是决策者，更不是吹哨人。高福领导的CDC可不是那个直接向总统汇报的美国CDC。中国CDC只是国家卫健委下属的事业单位，没有行政权，主要职责是配合属地政府做好防疫工作。这个部门的专家组去武汉没有发言权的，只能提建议。什么是提建议，你懂的，建议甚至不可能主导湖北和武汉的防疫决策。你有专业意见可以保留，可以写论文，但你说的话要和属地政府的宣传口径保持一致。所以很多人说中国CDC要改革，这话很对。

要知道，当时不止中国对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始料未及，全世界都没有跟上这个疯狂病毒蔓延传染的节奏。大家现在看看韩国和日本，还有欧洲的防疫部署。那些国家的政府可是亲眼旁观中国的抗疫全过程的，有充分的时间从中国疫情里汲取经验和教训，来思考下一步的举措，避免风险。但是，结果如何呢？是不是很眼熟啊。同样的，韩国要保经济，日本要办奥运，意大利要防恐慌，所以他们的政府部门也没有直面疫情重大，选择了温和手段，甚至不断向公众说不要恐慌。

中国在疫情中所采取的措施，为整个世界都争取了时间。即使这让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这些措施有效减缓了疫情向其他国家扩散的速度。全世界的人们开始意识到，这场与新冠病毒的战斗，是所有人类的战役。

请务必珍惜中国用大量宝贵生命争取来的时间。让我们的痛苦经历，成为明天更加美好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