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零号病人

追踪零号病人，成为了近日人们关注疫情动态的焦点所在。

焦点源头来自屡屡“躺枪”的武汉病毒研究所，2月15日，一则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一名女研究生黄某某是新冠病毒肺炎零号病人”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流传。

研究所随后对这个说法进行了反驳：“黄燕玲同学于2015年在我所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在学期间的研究内容为噬菌体裂解酶的功能及抗菌广谱性，毕业后一直在其他省份工作生活，未曾回过武汉，未曾被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身体健康。”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关于“新冠病毒肺炎零号病人”的声明

网络上还有黄燕玲本人发出QQ消息的截图，证明自己“还健在”。

多个层面的回应，都在指向网传消息的不可靠。虽然消息被证伪，但“零号病人”的提法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成为剖析新冠病毒的新头绪。

可想而知，关于“零号病人”的猜测还不会停下，一方面是流行病学调查近似“破案”式的抽丝剥茧吸引着公众的好奇和关注，另一方面是目前关于病毒的传播途径和来源千头万绪，人们迫切希望找到那个推倒一切骨诺牌的起点，找到战胜病毒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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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

“零号病人”，指的是第一个受感染，并且开始散播病毒的人。

在流行病调查中，他也被称作首发病例、标识病例。但这个携带了病毒的人不一定会发病。因此还有“一号病人”的说法，标记的是第一个出现症状的病人。

两者并不一定等同，往往还不是同一个人。但是在他们身上，流行病学家能找到重要的指征意义，为后续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指导。

尤其是前者。认证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医生的博主@普外科曾医生在微博上解释了“零号病人”的意义所在：

1.确定传染源，继而通过控制传染源以控制新发病例；

2.了解传播途径；

3.了解活动轨迹，通过病人的活动范围能对病毒的生物学行为有一个很好的判断；

4.观察其临床表现，如果该位病人没有发病，那么可以通过观察他的身体特征来判断他的特异点在哪里，可以很好地提示后续的治疗和疫苗研发。

此前的案例曾经有过借鉴。2014年，埃博拉病毒横扫全球，自从人类在1976年发现这种形状似蛇的病毒以来，埃博拉疫情在非洲总共爆发了24次，以往的爆发都是局部性的，这次是第25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

感染病毒的人最初会出现发烧、头痛症状，随后进展到呕吐、腹泻，就诊病人的死亡率能达到50%甚至更高。

距离这一轮疫情开始的五个月后，研究人员从病例的回顾分析里找到了线索。文献和实验室的数据都指向了非洲几内亚一个叫梅利扬杜瓦的村庄，卫生官员发现这里有一个家族出现了感染后的连锁反应。

多番调查后，一名2岁的男孩被锁定为最接近源头的“零号病人”。他们发现原来在2013年的12月初，这名男童突然病倒了，没有人知道他得了什么病，因为他先是发烧，然后剧烈地呕吐，腹泻的粪便里还带有血，距离发病仅仅相隔四天，他去世了。

接着，照料孩子的家人——他的母亲、姐姐、祖母后来也表现出相似的奇怪症状，并且相继去世。在西非部落的传统葬礼上，有清洗、触摸和亲吻遗体等习俗。而博拉患者死后，在长达一周的时间里其尸体仍具有传染性。

村庄位于靠近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两个国家的边境地区，在男孩祖母的丧礼上，不乏附近村庄的亲人，在他们回家后，病毒陆续以疫情的形式开始蔓延。

零号病人还可以以地域进行划分，同年的9月，美国也出现了本土的零号病人，他在协助感染了埃博拉的当地人过程中受到感染。

一年后，世卫组织的调查显示，几内亚男童所在的村庄地处林区，人员稀少，只住着31户人家，但它周边森林区域因为采矿业和林业作业遭到破坏。

有证据显示，就此所造成的森林损失估计超过80%，更恶劣的后果是，众多病毒的天然宿主蝙蝠和有可能受到感染的野生动物因此得以靠近人类居住的区域。

在男童出现症状前，有人曾经看到他在后院里玩耍，不远处的一棵空心树内就栖息着大量的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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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解的“零号病人”

1984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首次提出了“零号病人”的概念。

他们所指代的是法裔加拿大航班乘务员盖特恩·杜加斯。1981年6月，美国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介绍了5例患者的病史，他们都患有卡氏肺囊虫肺炎以及其它异常感染情况，说明他们的免疫系统不再工作。1982年，该病被命名为艾滋病。

当时美国疾控中心推断经常在空中飞行的杜加斯是艾滋病从非洲传入北美洲的零号感染源，后来这个案例收录到一名新闻记者出版的书籍《世纪的哭泣》里。

作者形容杜加斯具有反社会的行为，故意散播身上的艾滋病病毒，危害他的性伴侣。在报纸的头版头条里，杜加斯还成为了“那个把艾滋带到我们身边的男人”。

这种印象，不亚于我们如今对所谓“超级毒王”的厌恶和抵制。

一个流行病学上的术语，在人们的误传和偏见中成为了受尽指责的标签。

直到2016年，这位受误解的病人才终于等到了解释的机会，尽管他已经去世多年。

在《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里，复原了北美地区艾滋病传播的部分过程，结果表明，病毒早在70年代已经传播到美国，比杜加斯当时的80年代样本提前了十年。也就是说，杜加斯几乎不能成为那个首先传播病毒的人。

参与研究的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惋惜地说，“杜加斯是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病人之一。在大家看来，杜加斯和许多其它病人一样，导致某种流行病的发生，而他们这么做是出于某种邪恶的目的。”

非典时期，也发生了同样的遭遇。

17年前，首例非典患者的报告病例是在深圳一家餐馆做厨师的36岁河源人黄杏初。早在2002年12月15日就出现了病症，到河源人民医院看病后，很快被送到广州进行治疗。

幸运的是，他被治愈了。但出院的时候，他对“非典”的概念仍然陌生，直到看到新闻的报道，他才知道自己原来是那个“首例”。这个“第一”，给他带来了各种压力，他换了五六张电话卡，上街的时候会戴上帽子，这种状态的日子，他形容自己活得很像一个逃犯。

但其实，黄杏初并非“零号病人”，SARS的首例病例在2002年的11月16日已经出现。事实上，“零号病人”很难一锤定音，远不是研究的终点，“零号”后还可能会有新的“零号”发现，其确认过程本身就是对病毒发展情况的复盘与再认知。

另外，上述《自然》论文的研究团队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他们认为“零号病人”（Patient Zero）的说法很有可能是一场误会。

因为在当时的艾滋病病例研究中，病例编号由城市缩写和数字组成，但因为杜加斯不是美国人，他被标记成了“Patient
O”，意即“在加州以外的病人”（Patientoutside
California）。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O和0的混淆，零号病人的说法才得以出现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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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在不断靠近

但如今，新冠病毒肆虐，人们仍然本能地希望找到匿身于人海中的零号病人，至少，能对目前盛行不衰的种种“阴谋论”找到解释。

眼下围绕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争议未曾停止，2月17日，网上还出现了其研究员“实名举报武汉p4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的消息，涉及事件的武汉病毒所研究员陈全姣表示，“我从未发布任何相关举报信息，对冒用本人身份捏造举报信息的行为表示极大愤慨。我将依法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

并且她称，“近期一系列谣言，已对我们一线科研人员科研攻关造成了影响”。

武汉病毒所研究员陈全姣的声明

武汉病毒研究所，仿佛成为了旋涡的中心。抛开各种不实的截图和小道消息，目前并非没有追踪零号病人的事实信息。

1月24日发表在《柳叶刀》的论文《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的临床特征》（Clinicalfeatures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Wuhan,
China）记录了首位患者的信息，文章披露他出现症状的日期是在2019年12月1日。同时有三个重要的信息：第一是他没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暴露史；第二是他的家人均没有出现发热和呼吸道的症状；第三是他和后面的病例之间还没有发现流行病学上的联系。

论文里关于首位患者的信息

目前的关键在于：除了临床症状以外，这位“一号病人”还需要更多流行病学信息的披露。

例如，他是如何受到感染的，又曾经在哪些地方停留，另外，他是否就是“一号病人”，又与“零号病人”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之间的空白，成为了各种消息嵌入的空间。

数据显示，第一位发病的患者没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暴露史

2月7日，华南农业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联合攻关团队围绕冠状病毒有可能的动物来源开展了溯源工作，通过分析1000多份宏基因组样品，锁定穿山甲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病毒的基因组分析显示，分离的病毒株与目前感染人的毒株序列相似度高达99%。

这份研究为破解疫情提供了方向，理论上穿山甲的确有可能成为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中间宿主，但还需要更多数据支撑，比如确诊病例是否有穿山甲的接触史，临床上的传播途径是怎么样的，这些都需要建立起完整的传播链条。

而且，我们仍然要了解的是，寻找“零号病人”的过程是针对病毒而非人，在尊重科学规律的前提下，事实才会慢慢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