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巾战疫

在防疫物资紧缺的武汉，什么用品最重要？所有人都会脱口而出，是防护服和口罩。但若要问到卫生巾，大部分人第一感觉是：可能？没那么紧迫的重要？

这几天看到很多宣传稿，主题都是女性医生护士带着几分英雄主义上前线抗击疫情。从最开始的剪头发（从剪短到剃光头）、到挺着肚子上前线、到药物断奶、甚至流产10天上前线……一副战时动员的姿态。

与之相呼应的另一面，是上海市妇联曾从战斗在疫情最前线的医疗卫生机构获悉，医生中有50%以上为女性，一线女护士更超过90%，保守估计人数超过了10万人，再加上执勤的女民警和政府基层工作人员，以及感染的女病人，这样大量的需求，却没有和口罩、防护服被列入优先保障的资源之中，甚至有捐赠的卫生用品，也因为可以“缓一缓”而不被发放保障物流运输的通行证。

在博主@梁钰Stacey发起了“姐妹战役安心行动”之后，给医护人员捐助卫生巾、安心裤（裤型卫生巾）这件事，终于从小范围地讨论发酵，成为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捐卫生巾”运动。

1

没有改革开放

就没有中国卫生巾

@梁钰Stacey去询问医护人员是否需要卫生巾时，她们总是发出「哇~」的惊喜声。

而当梁钰遗憾地解释物资有限、无法完全满足时，医护姑娘们总是会不断地重复「真的麻烦你们了！」与「你们尽力就好！」

这种可爱的羞赧，不但让人感动，更能令人想起，每个中国女孩在生理期，因为卫生巾带来的尴尬、羞耻甚至嘲笑。

这些可爱的医护女神们，可能还不知道，卫生巾就是护士们在极端环境中发明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群美国女护士来到法国，她们是现代职业女性的先驱，即使月经期间仍要优雅、敏捷和干练，于是对经期用品做了一番大胆的尝试：用绷带加药用棉花制成了最早的卫生巾。这就是初代卫生巾的雏形。

1921年，经过美国金佰利公司的开发，世界上第一片抛弃式卫生棉「高洁丝」诞生了。

在此之前，女性在经过几千年的「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土法炼钢时候后，刚刚迈入「可洗式卫生棉」阶段，女性会将棉絮或碎布装入袋中，制成所谓「碎布袋」当作卫生棉使用。

除了使用碎布袋外，那个年代的女性会在臀部与衣服中间穿上「卫生围裙」（以半片围裙大小的橡皮垫，别上一块棉布，然后围在腰部，橡皮垫上的棉布贴着臀部绕过阴部，再使用安全别针或吊夹固定），所以那时月经来的日子里，总是很不方便。围着卫生围裙差不多就是昭告天下，别烦老娘，正烦着呢！

用张爱玲在《同学少年都不贱》里的描写，穿这种东西，最尴尬的，就是「私处坟起一大块」，而且整个经期都不能解下，精神之痛苦，局外人不知也，难怪当时打麻将手气差的时候，摸上个「红中」会大骂：「妈的，摸个月经带。」

不过，虽然1921年卫生巾就被发明了出来，但在很多年里，中国女性一直使用的都是卫生带，不但毫无舒适感，冬天冷夏天闷热还磨大腿内侧。

而且由于物资极度匮乏，就连卫生带也需要凭票供应。于是有人顺口编了句广告词：跃进牌月经带，越戴越经戴！

直到中国再次打开大门，一批批国际友人来到中国，却吃惊的发现：「中国没有卫生巾？！」

这事传到上头，有关部门自然是想外国群众之想，急外国群众之急，决定拿出宝贵的外汇进口卫生巾。

1982年，中国从日本有名的护理用品机械制造商瑞光株式会社引入了第一条卫生巾生产线，生产直条卫生巾，这个任务，交给了位于冰洁胡同23号，专门给机关单位生产生活用纸的北京造纸十一厂。

对当时的女性而言，这种柔软、洁白、高档的商品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然而由于售价昂贵，普及率不高。

当时北京市的卫生纸大都是由「福绥境街道造纸厂」或「东北旺人民公社造纸厂」生产的，1毛5一卷，妇女经期用的条形卫生纸是1毛7一包，而造纸十一厂生产的卫生巾卖7角一包，一包16片。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由于引进生产线必须要外汇，全国能生产卫生巾的企业，几乎全部垄断在国企手中，相应的，所有的卫生巾都摆在了国营商店，要买卫生巾吗？您必须在柜台上跟服务员说：「同志您好，我要买卫生巾」。

在那个买卫生带都很羞涩，母亲像传授闺房秘籍一样悄悄传给初潮女儿的80年代，这种又贵又「丢脸」的东西，怎么可能受欢迎吗？

成捆的卫生巾滞销，在仓库中堆积如山，企业一筹莫展。渐渐地，人们把这个刚刚出现的新鲜事物当做一个玩笑。

这次滞销长达3年之久，几乎造成了北京十一造纸厂的破产。

2

大姨夫叱咤大姨妈江湖

转机在3年之后的1985年，北京国棉三厂通过部里的关系，和强生拉上了关系，一起做了一个合资项目，生产由德国引进的o.b.卫生巾。

这种「卫生巾」与现在普通的卫生巾不同，是更为先进的使用于女性体内的卫生巾，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卫生棉条。

在1931年，美国的另一个男性厄尔哈斯博士，他为了发明一种让妻子和其他妇女比穿的“碎布袋”更好的东西，于是像上帝说要有光一样，他从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了一个想法后，开发了一个用两个纸板管夹着的棉花塞式卫生棉条，并于1933年申请了专利。

但这个发明过于超前，于是在当时并没有其他企业（包括强生公司）产生兴趣，绝望的厄尔哈斯博士于1933年最终以32,000美元的价格将专利和商标卖给了丹佛的一位女商人滕德里奇。

这位女士后来凭着购买来的专利创办了Tampax公司，基于哈斯博士设计的卫生棉条于1936年在美国首次销售，直到今天。

从此以后， 欧美女性大量使用的是tampon，也就是是卫生棉条。而亚洲女性更多使用的卫生巾叫 sanitary pad 或者 sanitary napkin。

哈斯博士，可以说是美国的国民大姨夫。

今天来看，卫生棉条简直是人类智慧结晶！其妙处是，健身、旅游、游泳（是的，不必担心游泳时水进入体内）毕竟正常周期一次出血最多也就50ml，四舍五入约等于最近最小容量的次氯酸喷雾喷壶。弹跳蹦跑完全不受到姨妈的影响！否则怎么会有摔角推广赛里两个女选手撕逼时，女A将自己的卫生棉条拔出来塞进女B的嘴里！

但在当年，由于消费者对这个从德国引进的卫生栓品存在疑惑，产品大量积压，你想吧，造纸十一厂的传统式卫生巾还卖不出去，更何况这种呢？于是外方建议说，应该做个广告。

在同学的引进下，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北汽子弟任小青，接手了这个项目，最终出来的效果，是在一张色彩鲜亮活泼海报上，一位妙龄女郎坐在秋千上摇曳生姿，笑容舒展。广告词为：「带给我舒适和自信」

这个广告如果放在今天来说应该不算事，但是在那个时候，全国人民还都穿中山装呢，「那时候还很年轻，也没结婚，所有会有些别扭，别的同事看你的眼神也怪，说这个人怎么这样，是不是作风不好或者怎么样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那个时候拍这个广告的话，有点像现在搞什么黄赌毒的感觉，卖那种黄色光盘什么的，就这种生意似的。」任小青说，这个产品毕竟是一个妇女用品，而且还不像普通的卫生巾那样的传统妇女用品，它是一个用在体内的妇女用品，这在当时的一种所谓的社会道德眼光看来就很另类。

为了以防万一，任小青他们还在电视上请了北京妇女医院的资深专家来给大家做普及医学知识、做讲座，省得让老干部给举报了。

「卫生巾像一个豪华轿车，在全民都只骑自行车的时候，突然做了一个奔驰的广告，它完全就是一个很跳跃很突兀的东西，不是一个渐进式的广告。」如今已经是北汽集团广告公司总经理的任小青回忆道。

没想到的是，一年多的时间，不但全部积压的产品销售一空，连任小青他们准备的小宣传册都发光了。

不但女性要看，连男性都传看。

「当时真的以为没有人好意思去买。可能当时的老百姓心里压抑了很久，老百姓心里觉得早就应该改革了、早就应该开放了。我觉得是人的本性就要求他们去买。」任小青说，当时买这个产品的人老的少的都有，这个挺意外的。

卫生巾产品从此在中国开始了大爆发的前夜，而真正把它带到女性面前的，是「国民大姨夫」许连捷。

也是在1985年，福建晋江后林村，远近闻名，12岁就被公社定性为「投机倒把」分子的许连捷，从倒卖鸡蛋开始，已经有了第一桶金，和晋江很多小老板一样，他开了一个拉链厂，为晋江有名的服装鞋帽做配套。

这一年，美国限制中国纺织品出口美国，正好许连捷的产品都是出口美国，生意一落千丈，他就思索换个生意做。

一个偶然的机会，许连捷遇到了好友，设备推销员杨春荣，他从香港进了一套设备，当时没细心看，都交了定金，才发现是一套生产卫生巾的设备，无奈之下，杨春荣找到许连捷一通忽悠，什么外国女性都用卫生巾啦，什么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啊。

他思来想去，还是不太确定，找到了大三岁的同乡施文博，施文博70年代趁着「大逃港」到香港做生意，在香港见识过卫生巾，于是对许连捷说「可以一起干」。两人又找到了差点把设备砸到手上的杨荣春和洪青山，共同集资136万，在晋江安海镇创立了恒安实业有限公司，品牌则定名为「安乐」，取「安全」、「快乐」之意。

这是一个相当有风险的创业，因为这条生产线虽然拉到晋江了，但90%的原料需要进口，而民营企业没有外汇购买额度，他们就必须从国营厂手里甚至黑市上买外汇，国营厂是2.4元人民币买1美元外汇，恒安就要5.6元人民币买1美元外汇。

为了扭转局面，许连捷开始在产品设计上增加亮点，做拉链起家的他，想到用两条背胶设计取代当时普遍采用的两点背胶设计，以使卫生巾更加稳固。

产品下线了，开始做推广，但第一步就把许连捷给难住了。当时中国人的观念还比较落后，大城市的人还知道卫生巾，小城市的人根本不知道这是啥。

许连捷招推销员，女性推销员根本招不到，只能硬着头皮让男性推销员上，跟女性推销的时候，人家根本不买账，还以为推销员是流氓，要占人家便宜呢，白了一眼就赶了出去。

1986年春节前，许连捷在安海镇的街上挨家挨户借钱，拿到钱后马上去开工资，总算过了年关。

这里要知道的一个细节是，许连捷从安海镇商业街的这头走到那头，只要他开口，没有不借的，最多的一家借给他10万元，而且不用打借条，在1986年，这是一个很体现人品信用的事情。

痛定思痛，许连捷决定改变营销策略，先打知名度，去进军本来就有需求的大城市。1986年，他在财务极度吃紧的情况下，重金买下热播港剧《八仙过海》的片中广告，希望能打开局面。

没想到这个广告播出后，引起了巨大反响，再加上引导大家的观念，大家慢慢知道了「安乐」牌卫生巾，并用起了卫生巾。

当时恒安的生意好到供不应求，有人左手刀子右手钞票，逼着业务员开提货单，100箱货出去一倒手就能赚1000块。

连后来走私出名的赖昌星赖老板，最早做的走私产品，也是卫生巾，因为利润是在太高了。

许连捷的老乡谢秋林也看到了其中的巨大利润，他找到了重庆火柴厂的副厂长冯永林，双林合璧，通过一系列的操作，做出了一家女性卫生用品公司：重庆百亚。

那一年的「快乐男声」掀起收视高潮。人们发现，每次在何炅宣布哪位选手进入待定席的广告黄金时段，青春偶像汪东城就会跳着舞出现，一脸真诚地说：「做女人就要自由点。」

而此时的冯永林和谢秋林，已经成了卫生巾领域的「西南王」，他们由蔡卓妍、范冰冰以及汪东城等代言的主打品牌「自由点」卫生巾毛利率高达60%。

广告的职业经理人邓景衡也看到了机会，他在老家广东佛山，成立了景山纸业，取英文Always being clean的首字母，创立了卫生巾品牌ABC，对准的就是老东家宝洁。

宝洁的护舒宝当时是卖得最好的，但是有两个知名弱点，除了只在一二线城市铺货之外，让护舒宝尴尬的是，大多数本土品牌都效仿护舒宝取名「XX宝」。

而邓景衡就抓住了这两个死结，与中小城市的经销商打成一片，而且ABC没有中文名，白色的包装在花花绿绿的货架上显得格外洋气。导致消费者以为ABC是外国货，反倒是护舒宝和其他「宝宝」成了假货一样。

就这样，依靠着至少40%的毛利率，中外卫生巾企业都在中国赚的盆满钵满，中国卫生巾领域排名前十的企业家，全部是男性。

3

本不缺卫生巾的湖北

本不该有争议的卫生棉条

排在第十名的，是一个叫做梁亮胜的梅州人，1982年，他所在内地工厂的其他40多名青工一道被派往香港工作，在香港的3年时间里，梁在工作之余，还系统学习了航运、英语、国际贸易和经济管理等课程。

机会来了，还是在卫生巾开始在中国爆发的1985年，他通过广交会得到的消息，正在改县为市的某县需要一批紫檀木，于是就做成了几笔生意，赚到了「第一桶金」。

也在同一年，梁亮胜在香港认识的富山贸易公司总经理邓林满，以及前湖北省政府援外办公室基建处炊事员茅永红，正式成立了「江夏进口汽车维修中心」，短短八个月就收回了20万元的全部投资。

1988年，梁亮胜应邀来到了当时刚改为仙桃市的沔阳县，创办了丝宝集团，而此时，仙桃人雷军已经在大二就修完了武汉大学本科所有的学分，而湖北省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公司外销员李建全则辞职创业，并于多年后创办了卫生巾品牌「全棉时代」。

最初，梁亮胜只带来１００万港币打算试一试，但仙桃很快为他们租好了一个４０００平米的厂房，为诚所「感」，丝宝选择了落户。

１９９８年，丝宝集团扩建，新上卫生用品线，厂区旁边是仙桃投资１６００万元建起才几年的铝箔厂，市政府毅然迁走铝箔厂，让地给丝宝，而这个卫生用品厂，生产的就是洁婷卫生巾。

当时仙桃人说仙桃就是一个「丝宝城」，仙桃机关都吃的是「丝宝饭」。

在2005年之前，梁亮胜几乎一枝独秀地占据着湖北首富的位置，直到很多年之后，在时任湖北省省长蒋祝平的邀请下，茅永红从海南回到家乡投身房地产。

他看中了江岸区后湖乡百步亭一块近千亩的荒地，并把这里开发成了入住18万居民的全国第一个不设街道办事处的新型社区，并从「百家宴」到「千家宴」开始，连续20年，把「万家宴」做成了百步亭社区的传统节日，也把茅永红做成了湖北首富。

在洁婷卫生巾和百步亭社区同时诞生的1998年，美国国民卫生棉条品牌Tampax被宝洁收购，并尝试进入中国，随即失败。

而恒安集团为了扩展中部市场，在湖北孝感投资的拥有国内外先进生产线22条，年生产能力达1600万件的工厂，也在1998年正式建成了。

在湖北成规模的卫生巾生产企业，主要生产的是洁婷、洁柔、七度空间、全棉时代，然而，就像最终在疫情中风雨飘摇的百步亭一样，即便打开武汉所有的仓库，亦不能实现对疫情前线的供应。

那些陷入「血战」的武汉疫情一线女性医护人员，要么忍受卫生用品短缺带来的不适和感染风险，要么服下武汉人福医药的避孕药，推迟经期，在一线坚持。

除去疫情对卫生巾厂家从生产到运输的影响，还有中国女性对卫生棉条的接受程度太低带来的连锁问题：比之卫生巾，卫生棉条的物流压力更小，以及，它不用无纺布，在全国甚至全世界口罩严重短缺的大背景下，作为口罩和卫生巾都要用到的重要原料，朝那边倾斜，可想而知。

但是它在中国的普及率实在太低太低了，2016年，中国女性用掉了近千亿个卫生巾，使用卫生棉条的却只占2%，至少有75%以上的女性，从不用卫生棉条。

除了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链球菌感染的担心，卫生棉条真正的争议，还在于中国社会的「处女情结」，孩子们最普遍担心的是这种需要「插入」体内的东西会不会破坏处女膜，而一些已有性经验的女性也对「插入式」产品敬而远之——「她们害怕被认为是性经验丰富的人，可以往阴道里随便插东西。」中国女权主义者肖月对界面新闻说。这种把棉条和性行为轻易对等起来的联想，让女性产生可能被污名化的恐惧。

就像知乎上一位姑娘所言：当你满心欢喜，向朋友安利卫生棉条时，一个好友圈只要蹦出一个卫道士姑娘，就会在假装欢愉的气氛中将舆论导向：「咦，你好恶心啊」。

即便是卫生棉条的代言人是泼辣而成功的武汉姑娘李娜，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打破这个僵局。

正如作家侯虹斌所言：卫生巾是一项最伟大的发明，它让女性能参与公共生活，让疫情一线的女性工作者，可以不必因为经期的麻烦和不洁而担心影响自己的工作时，应该是疫情之中必须要考虑的事情，这小小的卫生巾背后，是女性的需求得到尊重，声音得到倾听，贡献得到铭记的尊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