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平：从曾仲斿父方壶看青铜礼器的制作理念

近年来，随州叶家山、文峰塔，枣阳郭家庙以及京山苏家垄等若干重要的考古发现，使曾国成为周代诸侯国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曾国在传世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1966年，在京山苏家垄发现的97件青铜器，确定了曾国在随—枣走廊一带的存在。这批青铜器在鼎、豆、壶等6件铜器上均有“曾（侯）仲斿父”铭文，斿父应该是器物群的所有者，其国属为曾。曾仲斿父铜器群包括大小成列的九鼎，是周代用鼎制度的最高等级器用在考古中首次发现的实例。曾仲斿父铜器群及郭家庙、苏家垄等两周之际的曾国遗存还表明，当时的曾国地域广袤、国力强大。

曾仲斿父铜器群中还有两件方壶，因其“杰出”的造型而著称。苏家垄铜器群出土不久，方壶即入选20世纪70年代新中国首批出国展览，包括其后在西方影响深远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览。此后，方壶多被西方学者从艺术史角度高度评估，杜朴（RobertL.Thorp）在西方最早介绍曾侯乙和曾国的文章中，视曾仲斿父壶为“纪念碑式的壶”。在欧美博物馆影响深远的赛克勒艺术馆青铜器图录中，苏芳淑（JennyF.So）写道：“这对纪念碑性的方壶因其体量和装饰，当在东周最出色的青铜礼器之列。”曾仲斿父方壶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重视，并成为海内外文物展览中的常客。带有半官方性质，反映当代中国对文物审美准则的图录《大圣遗音——中国古代最美的艺术品》这样评介方壶：“新的艺术生命，就要从传统形式的束缚中脱颖而出了。”两周之际，被许多学者视为中国青铜艺术发展的衰落阶段，而曾仲斿父方壶被如此重视和称颂，显得格外引人瞩目。

那么，曾国作为两周之际重要的诸侯国，曾仲斿父铜器群代表着当时很高的社会等级，其中的曾仲斿父方壶在哪一方面，甚至是否真的算是当时“最出色”的青铜器？其“新的艺术风格”是否代表着周代社会生产与艺术的发展方向？这是本文试图讨论的。

一

曾仲斿父方壶何以出色？学者们过去并未有具体论述。根据这对方壶的特征，可从如下三个方面梳理与分析。

首先是体量。曾仲斿父方壶为形制相同的一对，分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两器体量相若，其中湖北省博物馆方壶口径21.5×13.4、底径30.4×23.4、最大腹径35.6×26.5、口高48.4、通高66厘米，重32千克（图一）。

曾仲斿父方壶尺寸与重量都属于当时的大型方壶之列。在两周之际器用制度体系中，礼器体量的大小，鼎、簋数量的多寡，鼎、甗、鬲、簋、豆、壶、盘、匜组合的繁简，都标志着社会等级高低的不同。壶是用鼎制度形成后礼器组合中最高等级器类的代表，在西周中期及其后青铜器群中，圆壶和方壶都是成对出现，且只在高等级器群中形成组合。方壶所在的器群等级更高，因此方壶往往也是所属铜器群中体量最为高大厚重者。

和鼎一样，方壶体量也有大小不同，也代表作器者社会地位高低之别（表一）。西周晚期的颂器铭文表明其社会等级很高，颂器群中的颂方壶通高近64厘米，重32.4千克，综合体量是已知当时方壶中最大的。壶的厚重程度差别也较大，梁其方壶大小接近颂方壶，但重量不及后者的一半。在与苏家垄铜器群年代接近的诸侯国方壶中，虢国墓地M2001虢季方壶体量较大，其他如传世的芮公方壶、应国墓地M8垂鳞纹方壶体量均较小，曾仲斿父方壶体量则不亚于颂方壶，在诸侯国同类器中显得尤为突出。春秋中期及其后，此类方壶向大型化发展，高大的方壶在高等级墓葬中常见，如郑公大墓莲鹤方壶高126厘米，重64.3千克。不过，体量较小的方壶仍然在等级稍低的贵族墓中使用，如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的莲盖方壶，通高40厘米。

形制是曾仲斿父方壶另一个有特点之处。这对方壶具有两周之际方壶的基本器形特征，即长颈而垂腹，壶的侧面轮廓从盖口至腹部形成内收的修长弧形，下至腹部外鼓后再次内收，形成S形轮廓线。同时，方壶口部承接似盖而未封顶的壶冠，冠顶弧形向上伸出。虽然一些方壶也有这样的做法，但曾仲斿父方壶壶冠高抬和外敞的程度更大，这使得方壶向上的外张力加强，并与较长的垂腹所表现出的下沉感形成对比。曾仲斿父方壶纹饰布局也有这样的互为反差的风格。方壶器体饰三周波曲纹，这些波曲纹幅面都较高，是方壶的主体纹饰；此外，壶冠镂孔的顶部实际上也是一周波曲纹。在每周波曲纹之下，又各有横向的双线形成较窄的带状隔断，四条窄带内或留白，或饰窃曲纹、垂鳞纹等。这些带状隔断具有平行的稳定感，与四周波曲纹形成的流动感相反。两类纹饰相间而设，其构图和布置在反差的视觉中达成平衡。

纹饰类型的独特性可能是曾仲斿父方壶最为学者们称道的方面。方壶出现在西周早期，并在高等级贵族墓葬中使用。西周早期的随州叶家山M65随葬曾侯谏方壶，横截面为圆角长方形，这种器形是曾仲斿父等两周之际方壶的祖型。曾侯谏方壶自铭为“田壶”，也是较早带“壶”自铭的青铜器。铜方壶的起源可能与漆木器有关，早期方壶像曾侯谏方壶那样饰“十”字形背带纹，十字交叉在壶下腹的正、侧面的中央，交叉处形成菱形凸起，这样凸起的纹饰应该模仿自同时期漆木方壶的釦器间架。方壶“十”字形背带纹这样简洁的装饰延续到西周中晚期，如肥城小王庄出土的陈侯方壶（《全集》六、98）（图二︰1）、平顶山西滍村应国墓地M95出土的方壶。西周晚期及其后更多的方壶在“十”字形背带纹之间加饰纹饰，其中添加较多的是卷曲的龙纹，如梁其方壶（《全集》五、148）（图二︰2）、晋侯墓地M64方壶（《全集》六、50）等。西周晚期伴随着列鼎为核心的器用制度的成熟，体现高等级的方壶开始出现半浮雕的大幅面龙纹，即在方壶每面的下腹中央塑出半浮雕的龙首，龙首向左右伸出两个身子并向外缠绕，装饰具有很强的气势，如颂方壶（《全集》五、151）（图二︰3）、晋侯墓地M8晋侯方壶（《全集》六、50）。两周之际方壶的纹饰种类较为程式化，且基本上都是承袭上述纹饰的布局与装饰，或者稍加改变，如虢国墓地M2001、M2012、M2011方壶都是在背带纹内夹凤纹，但风格与夹龙纹的方壶基本一致。直至战国中期，曾姬无卹方壶仍然在“十”字形背带纹内填以蟠虺纹等。因此，相比之下，像曾仲斿父方壶这样以多周波曲纹为主体装饰，在方壶上的确独此一例，给人在视觉效果上的感受，就是前述学者所强调的“新的艺术生命，就要从传统形式的束缚中脱颖而出”。

二

问题在于，曾仲斿父方壶的纹饰是否果真是新的艺术风格？实际上，在两周之际的其他青铜器上，多周波曲纹布局的装饰并不少见，特别是在周原地区西周晚期诸多的圆壶上，已经开始流行这样的装饰及布局方式了。扶风齐家村窖藏出土的几父壶（《全集》五、138）（图三︰1）、扶风庄白窖藏出土的三年壶（《全集》五、144）等，同样是分别在颈部、上腹、下腹装饰大幅面的波曲纹，其颈部波曲纹的上、下也是以窄带的窃曲纹作为隔栏。同时，这一时期的方壶与圆壶，也都是垂腹、口部上扬。因此曾仲斿父方壶的器形与装饰都早已有流行的式样，即便是像该壶冠顶部的波曲纹镂孔装饰，也在梁其方壶、晋侯方壶上可见更早的形态。也就是说，前述曾仲斿父方壶对比与反差的造型、多周波曲纹的装饰，并非为其独有，而其实是此前圆壶中常见的做法。

西周晚期周文化中心在圆壶中装饰多周波曲纹的作风，当然会影响到曾国青铜壶类器。两周之际曾国圆壶的装饰，常见颈部和下腹装饰两周波曲纹的布局，部分圆壶的纹饰和布局更与周原地区同类器完全相同，如枣阳段营墓葬出土的一对两周之际波曲纹壶，无论纹饰和器形都与前述几父壶极为相似（图三︰2）。最近，在京山苏家垄新发现的曾国墓葬中出土的曾伯桼壶（图三︰3），与枣阳段营壶风格完全相同，可见曾国青铜器装饰受到周文化中心区域的影响是明确的，且这种波曲纹装饰在曾国颇为流行。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曾伯陭壶也有类似的装饰，该壶过去一直被视为山东鄫国的青铜器。2012年，枣阳郭家庙墓地两周之际的M21出土曾伯陭所作的钺，可确知曾伯陭壶也属于湖北曾国。曾伯陭壶颈部、上腹与下腹像几父壶一样饰三周大幅面的波曲纹，同时壶盖顶部也伸出镂空而较高的波曲纹，从而构成曾仲斿父方壶那样的四周波曲纹。如果我们细致对比曾伯陭圆壶和曾仲斿父方壶的各周纹饰及其布局（图四），不难发现，二者从顶部镂空的波曲纹，一直到器足的垂鳞纹，每周纹饰的种类、构图、纹饰幅面所占的比例，一概相同。甚至在器表纹饰之外，两件壶双耳及其上的兽角装饰也完全相同。考虑到多周波曲纹装饰在两周之际主要是装饰在圆壶上，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曾仲斿父方壶的纹饰布局是完全抄袭照搬年代相同的曾伯陭壶、曾伯桼壶之类的曾国圆壶。我们知道，方壶较之圆壶代表着更高的社会等级。曾仲斿父方壶装饰是以高等级的方壶去模仿稍低等级的圆壶，由此形成的装饰独特性，当然算不上创新，而只能是简单的抄袭。

曾仲斿父方壶在铭文、工艺等方面甚至还存在低劣之处。和同时期壶类器一样，两件方壶都铸有基本相同的铭文：“曾仲斿父用吉金自作宝尊壶。”但如果对照湖北省博物馆壶而细察中国国家博物馆壶冠铭文，可注意到后者在“曾”与“斿父”之间少一“仲”字（《集成》9629-1）（图五︰1、2）。此时称谓一般在国名与私名之间带有爵位或行辈，如“曾侯谏”“曾伯文”，因此“曾斿父”是一个不规范的称谓。考虑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壶冠铭文在“仲”字位置空缺，这显然是漏铸的结果。在铭文布局上，两件壶冠铭文都作五行左行，其中最后一行只一字，排列怪异。商周青铜器单篇铭文在布局上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文字分布整体呈长方形，有如汉字的方块字字形。许多青铜器铭文在字数不适合排列成规整的长方形时，仍然会调整字位来适应布局，如虢国墓地M2001∶86簋盖铭文（图五︰3）。曾仲斿父方壶壶冠的两处铭文都欠规整，没有在布局上进行事先的规划，实际上是对当时主流文化做法的缺失。

曾仲斿父方壶在铸造上存在更大的缺陷。方壶X光片显示（图六︰1），在壶颈部的波曲纹和窃曲纹上下两个部位明暗不同，波曲纹处较暗，说明其器壁较薄，窃曲纹处较亮，对应部分器壁较厚。明暗两部分的分界，大致沿着波曲纹底部作不规则延伸。这样的界线及器壁厚薄不匀的情况，在颈部内壁的图片上也可以观察得到（图六︰2）。这一现象在一般青铜器上罕见，颇令人费解。考虑到分界线与壶冠盖口恰好对应，推测是在制范后发现壶口过小不能插入盖口，在芯范靠口部位置补贴了一周泥片，使该处内芯变厚，因此浇铸后壶口部器壁较薄，原来贴泥片的分界处也因之形成了不规则界线。这样特殊的处理方式，又使芯范对应位置的器壁处铭文模糊不清（《集成》9628-2）。更有甚者，笔者有机会目检两件方壶，发现其底部在浇铸成形时都有严重浇不足的问题，其中湖北省博物馆方壶底部完全是通过补铸而形成的（图六︰3）。为了支撑这样的补铸，在圈足长边和短边各有三个和两个方形销钉穿透圈足（图六︰4），并因此在底部腹壁形成较大裂缝，裂缝之大可以从壶口看到器壁外透进的光线。因此，这件方壶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盛装液体的使用功能。整体看来，方壶工序不成熟和铸造缺陷颇为明显。

曾仲斿父方壶铸造缺陷与其器物厚重相关。我们知道，器壁太厚或过薄的铸造技术难度系数都很大，这类铸件很容易形成浇不足。由于青铜容器浇铸时口部朝下，浇不足的情况往往发生在器物底部。曾仲斿父方壶底部的浇不足、破裂等现象，反映出铸工在处理大型铸件时技术与经验的不足。曾仲斿父方壶的制作缺陷，加之其超常的体量、个性的形制，说明其属于曾国独立生产的青铜器。如此，方壶的铸造缺陷、装饰模仿自当地的圆壶、铭文漏字等现象，也就容易理解了。

曾国青铜器中，类似曾仲斿父方壶这样的厚重之器并不少见。枣阳段营波曲纹壶通高48.8厘米，重16.4千克，相对于虢国墓地M2001∶89垂鳞纹圆壶通高39厘米，重6千克，知其在两周之际诸侯国圆壶器类中属于高大厚重者。厚重的青铜器暗示曾国拥有充裕的金属原料来源。苏家垄近年新的考古发现表明，墓地近旁不仅有同时期曾国居址，还有面积达75万平方米的炼渣遗存，曾国是当时少有的拥有丰富铜资源的诸侯国，也是少有的同时掌握青铜冶、铸技术的诸侯国。曾国的国力与资源优势，将方壶、圆壶这些高等级器类制作得超乎寻常的高大、厚重，这是当时曾国高级贵族追求的方向。

如果从当时周王朝政治、文化中心的理念而言，曾仲斿父方壶是否算是“杰出”的产品，是有很大疑问的。我们知道，以列鼎为核心的器用制度在西周中期开始成形，西周晚期已经成熟。器用制度的核心，就是对于礼器这种礼仪的标志物作出限制和规范。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青铜礼器从数量到体量、从器形到装饰，在不同阶层都有一定之规。虽然苏家垄铜器群的制作年代可能已经是在西周灭亡之后，但同时期如虢国墓地M2001、晋侯墓地M93仍然较为规范地执行器用制度，因此即便是在春秋早期，诸侯国社会体系并没有因为政治的变故而发生大的变化。所以说，像曾仲斿父方壶这样装饰上的异类，铭文和工艺上有缺陷的产品，既不合乎礼制规定，也应该不会为当时的主流社会所欣赏。

从当代审美视角而言，创新是艺术追求的一个重要方向。但我们恐怕不能将创新作为一个标准去评判青铜时代礼器的艺术价值。西周中晚期以来，青铜礼器从器类、器形到装饰都较为程式化，缺乏变化，这恰好说明，因循守制才是当时礼器制作的理念与准则。当今，我们的欣赏理念与古人的核量标准并不一致，这一点是研究古代文物中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