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某媒体报道武汉转运病人全过程——疫情防控中的媒体角色
【文/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安永军】
在疫情防控中,媒体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公共沟通窗口,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媒体的职责履行到位,才能够使官方和民间形成合力,最终战胜疫情。遗憾的是,疫情发展至今,媒体公共沟通的战略角色并没有清晰的定位。新闻报道“情怀有余、分析不足”的短板,偏离了公共沟通的角色定位,成为疫情防控中的绊脚石。
2月9日,武汉市吹响了“应收尽收”攻坚战的进攻号角。环球时报记者跟随武昌区某街道的一辆转运重症病人的公交车进行采访。据记者报道,武昌区的工作人员在转运过程中存在无人跟车协调、衔接无序的问题。
我们不妨按照报道线索,按时间顺序复盘一下事件:
晚10时30分左右,《环球时报》的记者到达采访现场,跟随转运重症病人的公交车进行随车采访。
晚11时左右,“公交车在行进过程中,因为某路段道路狭窄、乱停乱放车辆较多,被堵在路中央,车内患者情绪变得焦躁,并将怒火发泄在司机身上。”而在记者和病人家属指挥倒车的过程中,“负责组织转运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的车辆虽然跟在公交车后方,但未见有人过来协助”。
晚11时30分,公交车到达下一个接收点,“车上的患者再度情绪失控,有人表示他们已经跟着这辆车走走停停很长时间了,疲惫不堪。司机也十分愤怒,下车打电话给负责对接的工作人员抱怨,整个过程中没有社区-街道工作人员前来协调和安抚病人情绪。”
晚11时50分,“已经无法忍受长时间等待的病人要求立马将他们送往医院,公交司机也绕开带路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径直将车开往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40分钟后,公交车到达医院,“但是司机并不知道具体要把病人送往哪里,和谁对接,只能把车停在医院内的停车场上,病人纷纷下车,不知所措。在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的沟通询问下,病人才弄明白应该前往新城院区发热病人入院办理处办理入院手续。”
环球时报的报道,引起了舆论反弹。第二天(2月10日),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约谈武汉市武昌区区长余松,指出的问题有二:一是武昌区把应收尽收的好事办成了坏事;二是负责转运危重和重症病人的党员干部没有跟车,行为十分恶劣。提出了明确意见:一是区政府和街道要向这些患者挨个赔礼道歉;二是相关责任人根据党纪政纪严肃问责,区长写检查。
从报道可见,舆论和中央指导组“震怒”的依据是建立在“负责转运危重和重症病人的党员干部没有跟车”这一“事实”判断上的。不过,果真如此么?环球时报其实透露了相反的信息。报道指出,事后街道的工作人员对记者做出了解释,“当晚他们本想将司机带往位于武昌区某地的另一个接收点,但司机并没有听从指挥而是直接带着病人赶往医院,他们本想逼停司机,但司机拒绝,他们在跟随一段时间后不得不离开,因为另一个接收点的病人还在等着。他们同时表示,大量病人无法及时入住是因为负责接收的医院入院手续太过繁琐。”
工作人员的解释表明:第一、转运病人的公交车实际上是有跟车人员的,只是社区工作人员是开车跟车,开着另一辆车跟在后面。第二、公交车司机和跟车的街道工作人员是可以有联系渠道的,两者之间可以打电话沟通。第三、大量病人无法及时入住并不是,至少不仅仅是无人对接,而是入院手续太过繁琐。
细究细节可见,“无人跟车”这一事件完全是一个意外,并非街道和社区干部有意为之。按照街道的安排,在11时50分时,公交车应该往下一个接收点接收病人,等到接收了病人之后再去医院。但是,这时司机在车上患者的压力之下直接开往了医院。而分身乏术的街道工作人员在拦截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自行前往下一个接收点。也就是说,因为司机自作主张将车直接开到医院,才导致后半程无人跟车,以及司机到了医院之后不知如何对接的问题。概言之,正是司机中途不听指挥才打乱了街道工作人员的整体工作安排,导致了后续的工作无序。
如果仔细审视2月9日晚这一特殊时刻,这一意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首先,市防疫指挥部下达的命令是,2月9日必须完成应收尽收任务,否则就要承担责任。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调查的几乎所有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都在加班加点做最后努力,很多基层干部都是通宵达旦地连续工作36个小时未休息。以至于,2月10日我们想进一步调查前一天的战果时,很多干部都补觉去了。
其次,每个街道所能调动的接送车是极其有限的。在这种情况是,只能最大化的利用资源,每一趟尽可能多拉几个接收点的病人。这就意味着,早上车的患者得多等待,这也是车上患者情绪失控的根源。反过来,如果按照车上患者的要求直接去医院,那意味着后面接收点的患者得多等待。那么,情绪失控的就不是车上患者,而是没车可坐的患者了。
再次,基层的防护设备极其有限。报道中指出,司机的防护设备其实是不符合要求的。可想而知,街道和社区的干部几乎是没有防护设备的。我们调查的情况是,他们大多数只有一个口罩,仅此而已。显然,街道工作人员开车跟车,而不是上车跟车,显然是出于安全隔离的考虑,并非不负责任的表现。
值得欣慰的是,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再次致电武昌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询问昨夜的重症病人是否全部完成了收治,他表示,能帮忙收治进去的都已经收治进去了。”换言之,未跟车的街道工作人员尽管面临重重困难,还是完成了收治患者的任务。
环球时报的记者本是跟车报道,按理是比较了解基层防疫的复杂局面,以及基层干部的艰辛付出的。遗憾的是,或许是当晚的事件过于戏剧化,现场氛围太容易让身临其境者有代入感,使得报道的角度也有所偏颇。我们不知道当晚跟车报道的记者和司机以及车上患者是如何互动的。但是,在采访的视频中,我们看到了患者和司机存在着很重的怨气,现场的记者也看到了,他们站在患者的立场上认为是街道工作不力。只是,如果从媒体公共沟通的角色而言,他们本应该发挥专长,向患者解释清楚街道工作人员的难处,取得患者的理解,协调好政府和患者之间的关系。
在上述的新闻报道中,我们看到,记者具有很强的人文关怀,站在了随车患者的立场上指责政府不作为。遗憾的是,我们只感受到了记者强烈的主观情绪,却没有看到记者对此的理性分析。试问,记者是否了解街道工作人员所面临的资源约束条件和紧迫的任务时间节点?是否了解街道为了尽快完成“应收尽收”的任务目标所制定的总体工作方案?是否了解街道工作人员为了实现既定工作方案付出了什么样的心血?如果记者能够通过这个个案分析街道工作人员所面临的亟需解决的一般性问题,并且就这些紧迫性的问题“鼓”与“呼”。那么,整个工作方案的落实效率必然大大加速,更多的患者能够得到及时的收治。
按照中央指导组的要求,武汉市应当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只是,人民群众是一个整体,少数的患者并不代表全部患者;个体的苦难只是集体苦难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能代表集体的全部。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就必须从全局出发,统筹协调,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安全,如此才能够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环球时报是致力于解读复杂中国为己任的优秀媒体,比绝大多数媒体都有格局。然而,在武汉疫情防控的报道中,也不免陷入了叙事困境。用个体化的、悲情化的叙事策略来反思整体,虽然能够激发读者的同理心,却未必就是社会事实,也并不能解决问题。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亟需解决的是基层工作中所面临的一般化问题,比如工作流程不合理、防护物资紧缺、车辆不足、基层人员压力大等问题,这些问题有效解决了,才能够转化为大多数患者的切身福利。
在疫情面前,媒体亟需的是全局视野,亟需的是理性的分析精神,不应用少数患者的悲情叙事绑架疫情防疫工作。唯如此,媒体才能够通过深入一线的调查采访,及时发现工作中的一般性问题并及时报道出来。这一方面有利于政府工作的及时改进,另一方面有利于民众对政府工作的理解。当政府和民众形成合力,才有利于疫情防控的大局。这也是媒体工作中的“大仁政”。
但是,整个过程中,我看到的不是工作人员有没有跟车这个问题,而是收治转运整个过程的无序、缺乏组织、缺乏统筹,基层再累再辛苦也不是理由和借口。
说白了,是决定尽收尽治之后,落实到一线操作中,要怎样做,怎样高效,怎样减少不必要的操作和等待,这一套方案的缺失和不足。
而决定如何操作,作为关键的直接负责人——区委书记区长,是不是仔细考虑、是不是充分与下属各部门讨论过,是不是把每个可能和细节都想到了,才是关键。
如果只是一句话丢到下面:尽收尽治!那是极端的不负责任!因为下一级掌握的资源肯定无法与上一级相比,而对于人员转运这一操作,只有到区一级才有可能调配各类资源,合理统筹。如果区一级无法解决,就要主动向市一级反映并争取资源。
如果把武汉市比做一个集团公司,那么各区相当于各个分公司。这些人员转运尽收尽治的问题,作为分公司总经理,应该要脑子里过一遍整个流程,确保万无一失,都要掌控!如果缺少资源导致工作开展困难,就要锲而不舍的向上一级追要,不能轻易放弃。
新疫情爆发至今,看到武汉的新闻中,当地中高层干部体现出来的种种,如果我是集团总裁,这些部门经理、分公司经理,实在是撑不起这个场子!
第一,人跟车和车跟车(明显的官僚作风),当然是有区别的。人跟车可以做一些具体的协调工作。比如在发现司机和乘客有其他要求的时候,可以及时阻止或者商量。正因为你们没有做到人跟车,才会产生后面的一系列情况。而且作为政府人员(可能还是党员干部),是想做先锋队,还是想做督战的“督公”,这是个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你不上车,让司机(雇佣人员或者志愿者)单独承担非常大的安全风险,这是什么政治觉悟?是想要从“跟我上”堕落到“给我上”的地步吗???
第二,据报道,公交车上已经没有座位,而且患者主要是老年人。这个时候还要让其再接送一批。就算是平常时期,这也是非常不人道的安排,平时还有个老弱病残专座呢。难道武汉市政府就租不到有座位的大巴车接送吗?非要用只有部分座位的公交车,让大量老人病人站着去医院???司机直接开去医院,不光没有错,而且是非常人道的义举!
第三,本文居然要求记者代替政府工作人员做协调,滑天下之大稽。连名正言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都不知道吗?记者,而且是北京的记者,他们有什么权力,用什么身份,站什么立场做好这些事情?如果非要他们完成,那么武汉所有人的乌纱帽应该通通摘掉才是。
这个地方的官员太糙,重症患者在一般情形下昰救护车专车接送,当前达不到这个标准,但不至于非要一辆车往多个点接满人,塞灌头呢?这篇文章还不如记者的报道,有功夫就好好检讨工作,别习惯性想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否则司机又要开车,又要安抚病人,怎么忙得过来?
自己躲在小车上,压力全在司机上了。
写这篇文章的,也是老坐办公室,没做过什么具体事情的。
很多老年病患没座位在公交上站着,这时候难道不焦躁?这篇文章隐藏了这些关键信息。
至于背后一切工作的安排 可以再深入去调查,两件事情不冲突。 但至于 任务时间节点安排是否合理、工作安排是否合理,这不是记者应该判断的,只需要把任务节点、工作安排(如果不是保密内容)报道出来,公众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记者判断了合不合理 才是主观。
我觉得可以做的更好的是 应该采访社区工作人员的内容 跟之前那篇一起报道 以避免一家之言。 但我不认可这篇文章中提到的 记者应该向患者解释社区工作人员的难处 协调好各方关系。
新闻报道 不等同于 深度报道 不等同于评论文章。 那个记者我个人认为有些主观的采访方向,但事实如此,没有撒谎 没有虚假。 (作为一个新闻学学生的一点愚见,如果一个记者自行去判断社区工作安排是否合理 更显得主观;去解释社区难处 协调关系,可以做 但没有做 也不是社区可以推卸的责任)。
直白点说 我觉得这篇评论确实在洗白。 工作安排不合理、基层人员的辛苦,是谁之错? 是昨天报道的记者之错? 大家负面情绪从何而来? 从记者的主观报道而来? 我认为是从事实而来: 多名重症老人在凌晨深夜滞留公交车、医院外几个小时。 (这是事实!)。 就算记者报道基层工作的不容易,无非就是把一些人的怒火从执行者引到安排工作者(领导者)。 而稍微理性的人早就明白,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错在安排(调度不足 或者安排不当 人手不够 等等一系列原因),基层本身就苦。
我觉得最荒诞的是“如果从媒体公共沟通的角色而言,他们本应该发挥专长,向患者解释清楚街道工作人员的难处,取得患者的理解,协调好政府和患者之间的关系。” 那报道火灾的话,记者不是要去当消防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