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李医生、武大教授、言论自由与幸存者偏差

年轻的李医生走了，让这场席卷全国的病毒悲剧达到了阶段性高潮。“病毒威慑纪元”开始的时候，人们有太多怨气需要倾泻，太多情绪需要寄托，太多后悔无处安放。葬礼上是很难冷静的，但如果冷静下来，这是个多么难得的观察人间百态以及人类特性的机会。

人总有一死。有的人死了，却让很多人忽然诈活过来，比如销声匿迹多年的大V李大眼和笑蜀重回人间24小时，滔滔不绝一番又马上消失不见。比如不是李医生，我都不知道原来中国还有那么多写对联很厉害的人——

有个老板群的群聊记录传的很远。一个做金融的说杀死李医生的是病毒，不是别人，大家还是要理性。一个做浏览器的立刻大骂对方是SB，几个人一起嚷嚷要退群，还说想要大家不退群就要道歉。我只觉得，老板们脾气真大，与民同怒，喷起人来比我们乌合之众还厉害，恨不得每个毛孔都喷出“人渣”二字。

这件事的后续是，做浏览器的向群主道歉并重新回到群里，群主可是他的投资人啊。但是跟着他退群的一大波人能不能回到群里可就不知道了。更多的普通人群里，当天稍有不同意见就回被踢出。踢出就踢出吧，反正也不想回去。

葬礼期间做理中客是不合时宜的，倒是非常符合《乌合之众》里的说法。勒庞还说，当场不要讲道理，等事情过去了再说。

还是有人坚持发出不同的声音：

一个妈妈写给孩子：“不要忘记，警察不是坏人。”这话让人感动，也让人感叹。难道内地也会像香港一样糊涂？一篇文章说李医生是好人，但要警惕上纲上线，警惕隐藏在悼念背后的阴谋，比如香港废青已经组织了文宣团趁机发酵。这文章传播较广，又引发几场舆论互殴，此处不多说。很多文章属于常规动作——鼓舞大家在致敬李医生的同时继续奋斗，相信国家人民一定能战胜病毒。微博id“2049年的世界”撰文论及官僚机制强大惯性是双刃剑，方向对了就会产生巨大效率，方向错了就会产生严重拖延，也被很多人认为比较公允。还有很多人争论李医生是不是第一个报信者，争论李医生到底救了多少人……但我觉得意义不大，为什么，后面再说。

网上谣言无数，这里我仅围绕小人物命运、警方责任以及大众扮演的角色，谈几点被包括武大教授们在内知识分子们忽视的道理。

李医生与知情者困境

小人物的悲剧令人流泪，但更深的小人物悲剧会让人无泪可流。人们认为李医生被辜负了，以为警方本可以不训诫他们，让真相自由流通。但是，如果时光倒流，李文亮就真的不会被辜负吗？我们来推演一下——

如果那8个人没有被领导谈话，没有被警方训诫，疑似SRAS的消息进一步传播，引发广泛警惕，同时当地政府也没有耽搁那5天，更没有搞什么匪夷所思的社区万家宴，这次疫情在一开始就被控制住，没有大爆发，于是大部分人得救了。于是大部分人都会感谢李医生和那8个人？？

不，如果大部分人都没有感受到疫情，没有感受到恐慌，日日笙歌，就不会体验到我们现在体验的煎熬，就根本不会去感谢谁。别忘了，就算钟南山宣布病毒会人传人之后，还是有一大波人无所谓，嚷嚷着自己不怕死不戴口罩。在那个没有爆发疫情的时空，如果有人想起那8个人来，甚至还会骂两句，“就你们大惊小怪，害我囤积一大批口罩没用上，假期旅行也取消了，但是没发生什么大事嘛。”

再糟糕一点，警方训诫了他们，但是地方政府真的做到了“内紧外松”，控制住了疫情，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可能很多人就会说：造谣死全家，罚的太轻了，怎么不关他们两个星期？

玩过狼人杀或者杀人游戏的都知道，无论平民还是警察角色，即使知道了谁是杀手，也很难说出口，弄不好自己反而成为怀疑对象被咔嚓掉。李医生是有责任感的平民，有责任的平民知情者是最痛苦又无奈的，结局一般都不会太好，这就是“知情者困境”（这是我生造的词），这才是人类的永恒悲剧。

风云学会的群里有人贴出一条微博—— 

【泰坦尼克号】瞭望塔上的水手看到船要撞上冰川时大喊：不好了，要撞船了！旁边听到的乘客说：“不要散布负能量的东西！”，“要相信船长！”，“未经证实的话不要乱说，谣言会造成恐慌”......水手说：唯一能证实的办法就是撞上去。结果，证实了。

很多人认为这段话是批评船长的，我看这段话实际指向了“人性”。生活和工作经验稍丰富点的人都知道，一个群体中总有人能提前发现问题，甚至能积极解决问题，把问题消弭于无形，不让恶果出现。可是这样别人就不知道原来有问题，因为没有看到后果嘛，从而也不会感谢他，甚至觉得他多事。只有问题爆发了，大家都遭殃了，才会一个个忙着吃后悔药。一大波人在喊“为人抱薪救火者，不可使之冻毙于风雪之中！”，但是抱薪救火者一开始都是会让人讨厌的，只有火势大了你才可能感谢他。

基层警方与幸存者偏差

“知情人困境”的另一面就是“幸存者偏差”。举个媒体人熟悉的例子：两个网媒编辑，甲编辑积极干活，一人一天签发了二十篇稿子，还改出来50个语病或事实错误，但是有两个地方改错了。乙编辑消极怠工，一天只改了两篇稿子，然后作为读者还发现了甲编辑改错的地方并且还在跟评里张贴出来。于是领导和读者都认为甲编辑不称职……确实有人不称职，但未必是甲编辑。

同样，负责国家与社会安全的有关部门，相当于这个社会的“守夜人”，每天都在默默处理大量恶性谣言，多数处理对了，避免了社会无端恐慌与损失，但有些也会处理错。错了要好好检讨，但有些人因此就要求取消一切言论管理，这不是天真就是坏。果真如此的话，他们不知道要被多少恶意谣言伤害。

“幸存者偏差”这个人类常犯又不自知的错误，就算哲学教授也不能幸免。比如十个武大教授写公开信要求官方不仅要道歉赔偿，还要“以此为例，杜绝限制言论自由的作法”。我随便举个例子，1938年美国发生过一次事件，收音机节目里说外星人来了，在当时背景下很多人相信了，引发了大逃难，辟谣的没人相信，导致损失惨重。类似谣言如果出在中国，要是一开始官方没管控谣言，事后这些教授们准该联名痛骂警察没有早点管控，浪费纳税人的钱。

他们认为真理会在言论竞争中胜出。而我的朋友、经济学者张佩问：“那么你觉得反转基因言论和挺转基因言论哪个会在竞争中胜出？”很遗憾，真理往往都只能通过惨烈的事实结果胜出，可以参考《失控》里所言：进步总是通过摇摇欲坠的惨胜实现。

有人说如果自己是当事警察，就会正确鉴定信息真伪。要知道，警方见过的各种破事太多了，就像鉴黄师比你看过的片子多得多，多数时候比我们的判断力更强。而这一次，他们一听见SARS，就怕引起巨大社会恐慌。如果他们事先向卫生单位求证过没有疫情，那就很难说是警方的错。如果警方部门是独立判断了8个人的言论，那就只好检讨。但我还是要引用风云学会一位群友的话：

“在某个真相没有出现的时刻，各种信息纷至沓来，无法分辨真伪，基层组织也没有那个精力分辨，对社会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统一按照谣言算。如果按照无限制的自由，完全放开，那么与真理并行的是无数的谣言，也就意味着真理没有了价值，社会会陷入巨大的恐慌。”

这是了解基层部门疾苦的人说的话。看看那张图，基层工作者连填表都来不及。没有他们，我们将失去最后的保护。不要忘了，在此番抗击疫情的行动中，至今已有十多位警察劳累牺牲在岗位上，他们连解手的时间都难得，更别说上网发牢骚了。

有人说：可是疫情这么大的事情，警方不该轻易下结论啊。再说一次，在当时并不知道严重。有群友举了股市的例子：你现在看腾讯的股票走势，肯定后悔10年前没有买。可是回到十年前你还是不敢买，你怎么知道不会跌？就我自己来说，一月初听到警方宣布SRAS疫情是谣言的时候，心里松了口气，因为可以出游了。等钟南山出来说话之后，我还犹豫了好几天，才不情不愿地把本来的行程都取消掉。周边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犹豫的。谁愿意失去家人的团聚，生意的红火，旅行的舒适？谁不希望平平安安过个好年？人都不想听到坏消息。

不是说警方就没有错。但是有很多事情要等待调查，到底哪些关键环节出了问题。一位风云群友说：“第一次专家组下了‘无明显人传人证据’的结论，以及1月上旬当地政府各种迷之操作，只有把这些迷之操作的锅找准了，李医生事件的警醒才有意义。”

负责任政府总是会遇到幸存者偏差的困境。政府维护社会稳定，本是一件善事。但我们总觉得维稳维出了问题，因为有许多隐患被维稳摆平了，没有给我们带来灾难，只是我们不知道，就只会看到维稳失败时候的问题。反观美国，平时就不让民众指望它负责，加州洪水没好好救援，还能说成州权不可侵犯，甲流杀人没好好防疫，传遍世界，反而没多少人抨击政府。官僚机制的困境很值得一谈，不过不在本文阐释。

余论

最悲哀的仍然是李医生。他还有很多名气比他大得多的先辈。

比如马克思就很悲催，他当年说资本主义这样发展下去会灭亡，等于是向资本家吹哨。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汲取警告和教训，调整分配，缓和矛盾，没有如期灭亡，很多人就骂马克思说谎。伊格尔顿写《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恰恰就拿医生类比马克思——医生说你这个病不治会死，然后把你治好了，你却怀疑医生只是敲诈了你。中国人难道忘了报警者扁鹊见齐桓公的故事？忘了报警者华佗与曹操的故事？这些故事不是说王侯傲慢，而是说即便聪明如王侯，也还是会辜负。

这一次，其实1月3日官方就公布了措辞谨慎的消息：是不明肺炎（但不是SRAS）。同时也向美国等国家通报了疫情。可是人们只有听到SARS才会警觉和恐慌，因为我们仍然生活在SARS的后遗症里。虽然这次的新冠病毒看似没有上次那么可怕，但是其特性更复杂，引发的“踩踏”伤害巨大，可以说是SARS穿越十七载对我们进行了延时打击。但我们无法穿越，无法让时光倒流，只能继续带病生存。

余亮 2020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