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危局：饭圈女孩手撕官商，鼠年营救和金庸最恨的福建林家

在全民动员，抗击新型冠状肺炎的大背景下，武汉红十字会的操作，已经让人哭笑不得了。

在过去的几天里，他们先是把口罩发给了非定点的私立医院，接着又让疫情一线医院的医生必须排队甚至吵架的方式才能得到一点点口罩和防护服，接着又当着全网1200万人的面，把正在直播的央视记者从仓库轰走，最后，一辆黑色公务车领走了一整箱3M口罩，形成了闭环。

其实只要在体制内呆过一段时间，你就会明白，从武汉红会这一连串的操作来看，他们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黑，而可能只是能力不足，一个平常12个人的清闲参公单位，再加上临时请到的50位志愿者，能处理完海量的物资和资金才是怪事。

网上铺天盖地关于武汉红会的讨论，都拧在了红会商业化的死结上，正方和反方分别许了个极端美好或者极端恐怖的未来，却不知道，回望中国红会的历史，它一开始，就是商人、官员、买办和外国人组成的。

两个鼠年之间，红会兴起，大清亡了

公众对于红会的不满，根源在于：不管原因是什么，但结果都是听话的人吃亏了：听话的医护人员排队等物资，听话的武汉人留在家乡，结果却没有优先得到照顾。

所以上海华山医院张文宏主任那句：“不能欺负听话的人。”连非上海人都要喊一句：模子，老卵了。

张主任敢这么说话，除了个人品质和能力，还因为他的科室，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处理疫情的传染科，他背后的华山医院，最早就是建来做这个用途的。

这所上海鼎鼎大名的医院，原来的名字，就叫“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暨医学堂”。

建成它的人叫沈敦和，一个组建过中国海军，成立过山西大学的官员，一个宁波的茶叶商人，他远方亲戚沈贤祺，生了一个女儿，就是你们都知道的沈殿霞。

他也是中国红十字会真正的创始人。

另外两位创始人：施则敬，苏州布商，相当于河北省政府调研员。任锡汾，相当于今天的重庆负责人，宜兴盐商，也都是官商一体的人物。

这三个人其实只是前台负责具体事务的，背后在北京推动的，是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盛宣怀和他的亲家，工部尚书，也就是相当于现在主管工业与信息化部、建设部、交通部的吕海寰。

1904年，这个红十字会成立的时候，有10个中国董事，不但有茶商、布商、盐商，还有卖海鲜的，卖烟草的，开银行的……这还不算，还有一堆外国人当董事，其中有英租界总董、法租界总董、还有一个叫做李提摩太的英国传教士。

可以说，中国红十会从一开始，不但是官商结合，甚至还有侵华势力插手。

为什么这些官商和外国人会想起来组织红十字会呢？这就要提到另外一个商人，湖州布商和藏书家，户部山西司行走陆树藩，他们家的皕宋楼，如今虽然书去楼空，依然是湖州的地标之一。

120年前的1900年，庚子鼠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仓皇出逃，京畿之地，烽烟滚滚,官绅商民，均遭池鱼之殃，当时的江浙商人纷纷想解救北方人民，但你正跟人家十一国打仗呢？怎么救？

在内阁当过办事员的陆树藩想起来，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在东北发生的时候，听说过一个叫做“红十字会”的组织，这个组织很神奇，不但外国传教士的医院挂这个标志，日本一个“赤十字社”也挂这个。

当时的大清官兵，一点儿也不认识白底红十字的标识。看见日本人来了，先揍一顿再说。但人们很快发现不：这帮挂红十字的日本人，不光救日本兵，也救中国兵，不光救命，还收拾遗体，救济灾民，野蛮如日军也不敢阻拦。

震惊的中国人很快反应过来。“今则合欧亚美诸洲，除野蛮外，凡有教化之邦”，都办了这个会，看来这是国际惯例了。

于是，由陆树藩发起，“仿照泰西（指“西方国家”）红十字会章程”，成立了的中国救济善会，募集到人财物之后，直接开进天津港口。

各国兵船一看，开进来一艘悬挂红十字旗帜的中国轮船，谁也不敢阻拦，最终，这场庚子鼠年的大救援，就在八国联军的刺刀下，生生从北方救回难民5000余人，运回棺柩近200具，还向当地难民提供了大量米粮衣药。

4年之后的1904年，当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东北再次打开，清政府不但不能阻止战火在自己国土上燃烧，还宣布“中立”，连日本都在开战前派船接走本国侨民及别国洋人了，清政府想派船去旅顺接本国难民出来，俄国人却不让。

以沈敦和、施则敬和任锡汾为首的江浙官商，自然就想起庚子年的那场东北大救援了，他们也要成了个红十字会，这样交战的两国军队，都能按红十字的国际惯例，不敢拦他们的救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就拉来了外国人，尤其是李提摩太这个神通广大的英国人。

李提摩太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1876年，也是一个农历鼠年，在此之前一年，华北地区旱灾造成了“丁戊奇荒”，不但树皮和观音土被吃完，在山西，当时的野狼因饱食人肉，竟肥得跑不动路。

李提摩太就这样，自带了两千两白银，全部发给了灾民，还成了了一个“中国饥荒救助基金”，在海外共募集资金有20万两，他挨门挨户分发赈款，领赈灾民超过15万人。

李提摩太这个英国神经病，还关心中国妇女的小脚问题，他推动了中国妇女反对裹脚运动，还给慈禧太后送了圣经，结果成了中外闻名的人物。

当然，李提摩太也是沈敦和的好朋友，两人在山西的时候，联手创办了至今让山西人民受益的山西大学。

有了这样中外都给面子的人物，刚成立的红十字会就方便多了，成立当年，他们就从东北接运131177名难民，还在今营口设立了战地医院，共救治伤员26000人，出资遣难民返乡者2万人。

蔡鸣 沈敦和与中国红十字会 油画 

战事结束以后，红十字会继续留在东北赈济难民，3年下来，被救助的总人数达到46.7万人，因伤重不治而亡的仅331人。

战事结束以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继续赈济战区难民。3年下来，被救助的总人数达到46.7万人，因伤重不治而亡的仅331人。无论是中方还是西方的红十字会员们，此次行动全部是志愿行动，不支薪水。

至此，这个叫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临时组织可以正式宣告终结了，在此基础上，应该建立中国自己永久的红十字会了。

这时，作为红会的实际创始人，沈敦和与他的上级盛宣怀发生矛盾了，朝廷想的是：啊！这红十字好用啊，以后再跟外国发生战争，不就可以不受阻止的去救自己的伤兵了吗？

朝廷让盛宣怀当会长，把中国红十字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而且要隶属军方指挥，不但完全是官办，还要军管，而且和红十字的中立原则相违背了。

沈敦和当然是极力反对了，这无中立不红会嘛，再说这里面还有外国的人财物呢，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啊，“大清红十字会”还是成立了。

又过了4年，1911年，第二个鼠年到来之前，这个“大清红十字会”遭遇了最大的尴尬，好巧，也是在武汉，爆发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连续40天的拉锯战中，两方都有伤亡，武汉三镇的百姓就更别说了，这时来自东北的鼠疫，也有在武汉爆发的可能。

这时候，救还是不救？官办的大清红会，怎么能救革命党人呢？

1911年汉口，清军水师巡洋舰为镇压起义新军开炮导致大火

沈敦和这大清的官也不当了，和英国按察使苏玛利一起，甩开大清红十字会，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募集钱款，派出以英国医生柯师为首的战地救护队。与日俄战争时一样，不分“革（命）军”还是清军，一概救治。

第二年，1912年，农历鼠年，大清都亡了，这个大清红十字会也就自然也没了。

革命饭圈女孩撕开红会黑幕

根据 “国际惯例”，红十字会在敌对双方之间，必须严格保持中立，这样才能获得交战双方的安全承诺，在战区获得相对自由的通行权。如果红十字会向交战的任何一方提供情报搜集、人员装备运输等支持，则毁坏了红十字会的中立及信用。

别看沈敦和一个老头恪守红十字中立规则，在武汉，革命女孩们却完全视这种准则于无物。

这位革命女孩叫张竹君，广州人，上海滩知名的女西医大夫，第一代中国女权主义先锋，有“女界梁启超”之称，也是黄兴妻子徐宗汉的闺蜜，还是众多上海滩大佬的干女儿，武昌起义一爆发，张竹君组建了“中国赤十字会”，高调开进武汉前线，张竹君本人也因“心力交瘁，加以开刀时为毒气侵入，发热臂肿”被成为“中国的南丁格尔”。

不过，在张竹君的救护团中，有四名并无医护执照的“男女医生”，而且使用了化名，因为他们的真名实在太如雷贯耳了：黄兴、宋教仁、陈果夫、徐宗汉，这种做法，其实绝对违背了红十字的原则，实际上等同于参与了敌对的军事行动。

还没等沈敦和问这件事，泼辣的张竹君就抢先发难了，在绯闻男友马君武当编辑的《民立报》上，公开指责沈敦和利用红十字搜刮资财。

沈敦和虽然很快回应，否认自己搜刮钱财，但他也无奈的承认，并未及时向捐款者公布捐款的使用情况，并且下属的红会确实有各种贪腐问题。

这里面当然有沈敦和的问题，但也不是他一个人能解决的问题。

为了募集更多善款，沈敦和的“红十字会”对上海之外的民众放开申请，结果全国遍地都是十字会。

各派军阀发现，红十字会这个东西太好了，既能有在战区通行的权利，还能在交通方面有好处，甚至还能骗不想交税的人把钱给自己。至于交战双方的特工人员，甚至军人，将红十字作为掩护，也成为刺探军情、发动偷袭的好办法。

军阀们有这样的想法，老百姓也这样，在成都，一有风吹草动，整条街道都会挂满红十字会旗帜；而在万县，商人们为保护自己的财产，都悬挂红十字会旗，并出售会旗与其他红会标识，赚取大量钱财。

为了筹集更多善款，中国红十字会开始发行“宝塔捐”这种彩票，还制作了真金宝塔、红十字真金表、观音像等赠品，结果反而成了赌博工具，另不少人倾家荡产。

因为利益太大，加入红十字会成为最为时髦及划算的投资，上海法租界内，中国红十字会内部，为了领导班子的改选，竟然“大打出手”，甚至发生了红十字会会员住宅遭到炸弹袭击的事件，而利用红十字会的名义搜刮钱财，更是防不胜防，在车站和围场，都有打着红十字会旗号募捐的。

奇怪的是，张竹君在对沈敦和突然发难后，便没有了下文，其实她已经点中了沈敦和及其“红十字会”的死穴：善款使用黑箱运作，效率低下人员素质不齐，这些问题，其实一直到抗战时期也没有改善。

抗战中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所属的一支分队来到江西修水，一位年轻的医生满怀抗日激情，加入进来，当他看到药房里的药品，听到老队员们的议论，顿时心里拔凉。

原来，当时总队部、大队都、中队部都发有贵重药品，但发到小队时为数甚少。

熟了之后，有人才告诉他，有些贵重药品被中间经受人贪污了，很明显这些贵重药品都是外国货，政府很少进口，而红十字会的药品完全是外国人捐赠，从驼峰航线用命运进来的，而这些盘尼西林和奎宁，经常被卖到日军占领区，甚至日军用的，就是从当时的中国红十字会倒卖出来的珍贵药品 。

当时的红十字会实际控制人是上海黑帮大佬杜月笙，这几天经常被拿出来用来奚落武汉红会，而实际情况则是，杜月笙管理下的红会，也并没有太好，而红会的另外一位副会长，《申报》经理史量才被暗杀后，杜月笙全面接管了红十字会和报社，成了最大的赢家，也留下了一桩疑案。

1912，鼠年鼠疫后，全家入红门

为什么本来不缺钱的沈敦和，突然放开了红十字注册权呢？很简单的道理，到处缺钱啊，尤其当时，一场大鼠疫正在全国肆虐。

看到这里你会说，知道，东北大鼠疫，伍连德给弄好了，最近经常刷到这故事。

其实你不知道的是，这场伍连德主持扑灭的鼠疫，并非只发生在东北一处，北京、天津甚至菲律宾都有，而且还配合了当时凶猛的霍乱。

在上海“西门外周泾浜及太平桥一带”，生病而死小孩极多，而且遗体大都被脱光衣服，惨不忍睹。

如果你不知道这里是啥地方，告诉你三个字：“新天地”，自己脑补去吧。

在这一场又一场的灾难中，沈敦和的红十字会真的也就是杯水车薪，既要在包邮区救灾，还得在河北涿州、良乡等地救济，光是河北救灾，就耗费棉衣六万套，米粮银钱约合大洋二十万元，但这些钱粮物资，只够125万灾民连吃带用20天。

最后，红十字会托顾问福开森，向美国欧洲各团体募捐，不然的话，灾民将成批饿死。

令人叹息的是，这场鼠疫+霍乱，竟然没在邻国日本，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要知道，历史上日本是这两种传染病的大国，原因就是日本和今天的一样，对中国游客执行了严格的检验，而这些技术和人员，则来源于上一个鼠年之后，清政府对日本的庚子赔款——八国联军几乎每家都把赔款退还出来，在中国办了医院和学校——只有日本一分没吐，把其中的一部分钱，建了五座传染病医院。

但相比霍乱，最严重的还是东北的鼠疫。

在当下各种应时而作的公众号文章里，“国士”伍连德，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就平定了东北鼠疫，这个故事，放在钟南山身上，其实是大家对于又一个伍连德降临武汉的殷切期待。

但很少有人想过，为什么一个刚刚回国两年，连国语都不会说的马来西亚槟城华侨，竟然能得到上上下下的授权，获得了自主并得以依照自己的意志，打破常规，果断、灵活地推行各种防疫措施。

因为伍连德的背后，是当时外务部右丞，后来的国民政府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的侄女婿，施肇基。

1908年，唐绍仪担任奉天巡抚，因为要处理外交事务，就将施肇基也调到了东北，施肇基到东北任职时，东北爆发鼠疫，蔓延至哈尔滨，这时候，他就想起了伍连德，在他的一再坚持和保举下，伍连德才得以在帝国最后的官场施展拳脚，创造神话。

而施肇基之所以如此信任伍连德，是因为他的叔叔施则敬就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之一，他已经耳濡目染太多红十字会医生在东北救人的事迹了。

在施则敬的影响下，长子施振元、堂弟施肇基，也参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志愿服务。今天留存的重要文献《上海创设万国红十字支会会议大旨》，就是施肇基翻译的。作为首任驻美大使，施肇基1937年出任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宣传征募委员会主席，为筹款募捐奔走呼吁，1941年被行政院聘为中国红十字会理事，离不开堂兄施则敬的“榜样”作用。

伍连德不但拯救了东北的老百姓，也改变了两个人。

亲眼看到伍连德救人壮举后，施肇基给大儿子施思明下令，必须学医，很早就让孙中山的医学老师康德黎作为施思明的监护人，并让儿子拿到了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医学硕士学位。

施思明开通了一条医学外交的路，他结婚的时候，证婚人为宋子文和大设计师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从此之后，他随着宋子文，一直活跃在医学外交的舞台上。

直到1946年，由他和一位加拿大医生一起，成立了一个医学界人士参与全球公共卫生事务的组织，施思明建议，这个组织应该叫“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从此世界卫生组织就诞生了。

另外一个人，叫林可胜，伍连德是他的二姨夫。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林可胜担任著名的北平协和医学院执行院长兼生理系主任。当时他已是享誉海内外的生理学家和外科医生，事业如日中天，还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庭。可就在这时，他作出了一个重大抉择：离开协和，投身抗战。

1938年春，林可胜克服种种困难，在汉口正式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并出任总队长兼总干事，救护总队自成立至抗战胜利，共进行手术20万次，敷伤900万人次，内科门诊军人248万余人。

美国《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在东方古老的中国对抗日本帝国的血腥战争中，有许多的医生和护士走向战场，在战壕里为受伤官兵裹伤。请先记住两个伟大的名字，中国的林可胜先生和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先生。”

金庸最恨钟南山姑外公家

林可胜的父亲叫林文庆，这位老先生可不简单，不但是第一个获英女皇奖学金的中国人，而且还发明除了治香港脚的药水，这个药水的英文简写，是他担任了16年校长的厦门大学。

在厦门大学，林文庆最大的功劳，除了把鼓浪屿医院变成了周围最大水平最高的医院，而且把自己的本家林语堂，以及林语堂当时的好基友鲁迅都请了来。

林语堂的大名，很多人都知道了，而他的妻子廖翠凤，则是厦门赫赫有名的富商家族，这个家族的女孩们，找潜力股的眼光可真不错，廖翠凤看上了当时还是穷牧师的林语堂，她的侄女廖月琴，从小在鼓浪屿毓德女中就读，后来考进协和高级护校，毕业后留学美国波士顿学习高级护理，这在当时相当大户人家的，却看上了一个同乡，却父母双亡的医学生。

多年以后，廖月琴的儿子在南京出生了，为了纪念，夫妻俩给这个孩子起名：

钟南山

而漳州林家的另外一个逆袭的小伙子，在天津读的大学，后来赴香港发展，在一次偶遇中，这位叫做林葆诚的银行小职员，和当时的大明星夏梦相识，并最终厮守终身。

这让一位叫做查良镛的先生一生充满了醋意，在他老人家所有的作品里，福建人都没有太好的下场，在著名的《笑傲江湖》中，本来是青梅竹马的令狐冲与岳灵珊，被一个林平之生生拆散，尤其是当最后岳灵珊香消玉殒之际，从她口中还是唱出了那首“姊妹，上山采茶去”的福建山歌，这也太虐心了。

可是金老让人家林平之全家几乎被灭门还不够，还要断子绝孙，林家不也没说什么吗？

而在《天龙八部》里，西夏国的公主“梦姑”，傻子都知道是夏梦了，夏梦老公名字是林葆诚，既然做不成林葆诚，金庸就给自己弄了个“虚竹”的迷梦。

这位让金庸一生魂牵梦绕的夏梦，其实本名杨濛，她的祖母叫任舜文，任舜文的父亲，就是红十字会的三个创办者之一，任锡汾，而当年红十字会的华人董事中，也有夏梦曾祖父，丝绸商人杨廷杲的名字。

夏梦还有个亲妹妹叫杨洁，不是拍西游记的那个，却也和影视有关，当年的中国女篮中，主力队员杨洁不仅球技精湛而且形象高雅，身披5号的她，最终成了《女篮五号》里林洁的原型。

而扮演这个形象的演员秦怡，最早的身份，就是学校红十字会的成员，抗战爆发后，她一面为前线将士做背包、棉鞋等抗战物资，一面盘算着要去前线做战地护士，最终来到武汉，并成功进入了当地的军工团，开始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

对了，杨洁退役以后进入了国家体委科研所，她和上海体育科研所的热心大姐们，为刚退役的方凤娣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一年多以后，重达十斤二两的姚明就出生了。

多年以后，2017年耐克高中篮球联赛中，一个叫齐麟的小孩，带领北京四中拿到了全国总冠军，他就是杨洁的孙子。

而在当年的那只国家女篮中，身披15号的，是副队长，钟南山的妻子李玉芬。

林家建同济医院，陈家开莆田医院

时间还是回到，1939年夏天，在湖南北部前线的无路区，毕业于同济大学医科的林竟成，带领医疗队渡过汨罗江，前进到岳阳的野战医院。

林竟成是中国医界一位传奇式的人物。1933年，他以年级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同济大学医科，却放弃在上海开业赚钱的机会，赴黄泛区去当了一名拯灾医疗队的医生。

抗战8年，他率领一支医疗救护队从保卫大武汉开始，经历三次湘北会战和黔桂战争，冒着日军炮火，救治伤病员无数。

林竟成是福建闽侯人，林则徐的本家，他的一生，无论是参加红十字抗战救援，还是带医疗队奔赴抗美援朝战场，都配得上林则徐那句诗：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而林竟成最经典的一笔，则是在同济医院内迁武汉的时候，作为组织者和领导人，与建筑大师冯纪中合作设计了中国医院典范式建筑——同济医院住院部飞机楼，成为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医院建筑之一。

可能林竟成没想到的是，自己作为中国社会医学专业和卫生管理学的创始人，却没能挡住自己的福建老乡陈德良自学成才。

上世纪80年代，福建莆田东庄镇上门女婿陈德良遇到了一个耍把戏的广东人“洪蝴蝶”。他拜了师，就跟着离开了莆田，变魔术、耍猴、打拳，然后卖狗皮膏药。

几年后，陈德良发现一张治皮肤病的偏方，从此单干。每天能赚一两百块，好的时候有三四百。

陈德良回到了家乡，带走了8个徒弟，除了外甥詹国团，还是邻居陈金秀、镇党委书记的儿子林志忠，以及“徒弟的徒弟”黄德峰，构成了现在著名的莆系富豪“四大家族”。

小一辈的东庄镇年轻人，则更为活跃，一位叫做陈志松的东庄镇青年，2000年以来先后创办武汉仁爱医院、德韩口腔连锁等数十家医疗机构。从开办武汉第一家医院,一步一个脚印,发展成为华中、西南三十余家医疗机构同时运行,拥有员工人数达到2000余人的综合医疗集团。

说了这么多故事，不想批评谁，也不想为谁唱赞歌，更不想讨论韩红们会不会也成为屠龙少年。

倒是想起另外一个福建宁德人，也姓林。

他本来是一位成功幸福的人，经营着童装公司，家中有妻子，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家庭幸福美满。

然而，2017年6月22日那天，他家里的保姆因好赌负债，为挟恩图报的她点燃了客厅里的一本书，结果火势无法控制，保姆独自逃生，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却在那场火情中全部遇难。

从2017年到2020年，中国发生过太多太多的新闻了，江歌案、赵宇案、昆山龙哥案、杨文医生案，他似乎已经被大家淡忘了。

最近《杭州日报》上发布了一份疫情防控捐赠物资接收清单。

在这份杭州市民捐赠的物资清单里，发现第一位是个熟悉的名字——林生斌。

他捐了价值9万元的5000个口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