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有哪些经验？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医出版“

人类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和传染病抗争的历史，我国在利用传统中医药和各种传染病抗争的历史中获得了不能说是丰富但也是足够的经验。

如在东汉末年，从气候学考证那个时代属于寒冰时代，致病邪气以寒为主，当时的传染病都是由寒邪导致的。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为张仲景的《伤寒论》，张仲景的六经辨证体系突出了治疗由寒邪导致的以寒为证候特点的疾病，证候突出表现为寒伤阳气，所以用了大量的麻黄、桂枝、干姜、附子，以温中散寒，回阳救逆。

而李东垣时代研究的是由战乱、饥寒交迫导致饮食劳倦内伤而引起的一系列急性传染病，是在内伤基础上的传染病，是基于免疫功能低下的传染病。所以，用补益的方剂进行治疗，如补中益气汤、普济消毒饮、清暑益气汤。

吴又可时代，病变的性质又发生了变化，这时没有风寒、风热、暑湿之邪了，而是浊气、疫疬之气从口鼻而入伏于膜原，所以吴又可提出了邪出膜原，治疗法则是化浊，方子是达原饮。他认为疫疬之气就是病邪里面有一种东西，而且因为症状相同，致病的东西也是相同的，所以可以用一个方子通治；可是这种病又很容易进入阳明病，对阳明病的治疗思路则大多还是沿用了张仲景的六经辨证的治疗思路。

清代吴鞠通、叶天士时期，他们发现当时的传染病不同于张仲景时期，也不同于李东垣和吴又可时期，疾病性质是以温热为主。在治疗上提出了卫气营血的辨证体系，和《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体系没有太大不同，只是病邪性质不同，对人体的侵犯部位不同，而导致疾病变化。温病易致热入营血、伤阴，所以治疗用清营汤、犀角地黄汤。可以说中医发展到这时，已经达到了我国传染病治疗的巅峰，已经把所有有特点的传染病都碰到了，而中医对传染病的认识也很完备了。

新发传染病的病邪性质不会超出这四类。

作为第一批抵达武汉的中医专家，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认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属于中医“疫病”“湿瘟”的范畴，病因属性以“湿”为主。湿困脾闭肺，气机升降失司，湿毒化热、阳明腑实，湿毒瘀热内闭，热深厥深。如果会有一些轻微的差异，要结合当地的特点“因地制宜”，与热结合而成湿热，与寒结合形成寒湿，与燥结合而成燥湿……但总归 “湿毒”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核心。

刘院长说：危重患者往往表现为胸腹灼热、手足逆冷，处于脓毒症休克的状态，有的是以高热（邪毒闭肺）为主，有的人是以内闭外脱为主，应根据不同情况，辨证用药。所以，早期正确、及时地化湿，然后通腑泄浊，是治疗这个病的一个关键环节。根据上述原则，我们选用麻杏薏甘汤、升降散、达原饮、厚朴夏苓汤、藿香正气散、银翘散等方剂为基本方，拟定了基本的中医治疗方案。

刘清泉院长与齐文升主任于1月21日中午抵达武汉后直接去了金银潭医院，一下午，他们大致会诊了60多位病人，掌握了第一手患者发病情况、发病时的症状情况以及病情演变、舌苔和脉象的变化。通过他们与武汉市中医院，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及武汉金银潭医院中医科专家等组成的湖北省专家组的6位专家以及武汉协和医院中医科其他专家的努力，经北京专家组再进行讨论和分析，最终形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中的中医治疗方案的雏形。

刘清泉院长是中国国内从事急诊临床一线时间最长的医生之一，擅长中医急救，SARS、甲流、汶川地震、手足口病、人感染H7N9禽流感……在疫情和灾害面前，都有他忙碌的身影。

2009年全球甲流H1N1爆发，他就曾接受首都医药采访时表示，对于陌生的传染病，只要搞清证候特点，得出核心病机，就有办法应对。比如说在中国无流感病例时，我们通过对美国、墨西哥的病例特点的研究，总结出这次甲型H1N1流感是温病的特点，而不是伤寒，制定的方案是用辛凉重剂麻杏石甘汤治疗。当后来中国出现病例后，验证了我们当初的推断。只不过大多病人病情更轻一些，所以对轻一些的患者就用辛凉轻剂银翘散。我们又进一步预测，如果病情加重会很快进入营血分，又给出了清营凉血的方子，阻止重症的发生。所以对于陌生的传染病，中医能提供基本思路，但没有定法。

附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22日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

新修订的《方案》细化了中医治疗方案相关内容，明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属于中医疫病范畴，病因为感受疫戾之气，病位在肺，基本病机特点为“湿、热、毒、瘀”；各地可根据病情、当地气候特点以及不同体质等情况，参照该方案进行辨证论治。该方案仅适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诊疗，不可用于疾病预防。

本文部分内容摘自首都医药，2009年11月报道，题为《当陌生传染病来袭时如何正确利用传统中医药》，记者姚宝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