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政治学 人生的岔路口

文章来源丨复旦大学出版社

政治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然而长期以来，命运却游离于主流政治学的视野之外。群体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权力结构设定的；国家、市场、社会与家庭是命运的主要塑造者；命运的政治学追问的是一个最基本的正义问题——如果我们的命运具有某种外部性，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在当代中国，有两种流动特别引人瞩目：一是人口流动的加速，二是社会流动的趋缓。人口流动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部分地打破了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人口流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社会流动，农村的精英进入城市，内地的精英流向沿海，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分化组合。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成熟，各种上升通道的门槛变得越来越高，社会流动机会变得越来越稀缺。

移民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与留在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农民相比，外出的农民工总体上获得了一定的福利改进，相对高的收入，更开阔的眼界，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

人 生 的 岔 路 口 

1999年9月，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乘坐姑父的小车，进入了我的大学。差不多同一时间，以两分之差落榜的同桌兄弟搭上了南下深圳的火车，在那里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那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以至于我忘掉了日期。在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岔路口。在那一天，我和同桌兄弟一起告别了农村，不同的是，我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而他的户口还留在原地。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和同桌兄弟保持着密切联系。我跟他讲述大学里的逸闻趣事，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他跟我诉说工厂劳动的酸甜苦辣，在那里，再没有人欣赏他漂亮的钢笔字，再没有人崇拜他丰富的历史知识，才华在忙碌的流水线上找不到位置，尤其让他感到挫败的是，高中毕业的他不得不接受一个初中毕业生的管理。我们的生活大相径庭，唯一的共同点是我们都会抱怨食堂的糟糕伙食。大约一年以后，随着他工作地点的频繁变动，随着我们共同话题的日益减少，我们渐渐失去了联系。

直到2009年的春节，我们在老家的街头不期而遇。他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孩子，他的妻子牵着一个背书包的小女孩。他们夫妇现在东莞打工，哺乳期的小儿子跟在身边，上学的女儿交由老家的父母照看。我们激动地寒暄着，多数时候都是我在发问，而他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一个月赚多少钱，穷追不舍，让我不知所措。临别握手的时候，我才发现他的右手失去了两根手指！我猛然想起，在多年前通电话的时候，他曾经告诉我，一个工友不小心轧断了手指，这让他忧心忡忡：有一天我的手指会不会也被机器轧断？

他留给我一个手机号码，几天后我打过去却是空号。在那一天，我忍不住热泪盈眶，我想起十年前的九月，从那时起，我们便分道扬镳了，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只是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十年以后，我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一名政治学者，而他和他的孩子则成为我的研究对象——农民工及其子女。命运让我们看起来如此不同，而我知道，我们曾经多么地相似。

即便是现在，我们依然是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移民。不同的是，我在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后，获得了体制内的工作岗位和上海户籍；而他尽管常年在广东打工，却无法成为一个户籍意义上的广东人。

命 定 的 博 士 论 文 

现在想起来，我的博士论文以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与政治社会化为主题，似乎是命中注定的。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一首题为《心里话》的朗诵诗，在一瞬间击倒了我。

“ 

要问我是谁

过去我总羞于回答

因为我怕

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

他们的爸爸妈妈

送他们上学

不是开着本田

就是开着捷达

而我

坐的三轮大板车

甚至没有装马达……

”

孩子们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久久萦绕，挥之不去。三个月后，我终于下定决心，放弃已经执行了一年的博士论文计划，重新选题，写这样一群“城市化的孩子”。当时，我和身边的朋友一样，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决绝，那么冒险。直到写博士论文后记的时候，我才逐渐理解自己的选择。

倾听和叙述他们的故事，其实也是在体验我自己的生命。我的命运曾经与他们如此接近：我出生在一个亦工亦农的家庭，父亲是国企职工、母亲在家务农，而我自幼随外公外婆居住在县城边上；在农村念完小学后，我转入质量较好的城镇中学寄读，为了让每学期一百元的寄读费有所减免，外婆不得不托教育局的亲戚帮忙，然后拿着领导的条子去敲开校长的办公室，这曾经深深刺痛我的心灵；我这个农村小学的尖子生、班长，在那里成绩一落千丈，上课犹如梦游，直到多年以后我依然不知明白，为什么自己会突然间变得懵懂；但我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我没有成为农民工的一员，纯属偶然。

念高中那年，母亲携弟弟妹妹进城，一家五口蜗居在父亲厂里的单身宿舍，母亲在厂里做临时工补贴家用，现在想起来，原来自己也是农民工子女！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多年以后，我会选择这样一个博士论文题目。

我不只是在书写他们，我也是在寻找自己。一个从中部农村走进大上海的青年，虽然只是一介穷书生，每月拿着微薄的津贴，不得不四处兼课以求温饱，为什么却会与这些孩子及其父辈有着完全不同的生命体验？这就是阶级政治与身份政治的奥秘。不管我与底层有多么亲近，我还是逐渐地脱离了这个阶层。我走上了一条通往城市中产阶层的康庄大道（尽管只是“慢车道”），而通过博士论文的研究，我试图回到那个决定我命运的岔路口，去看看，如果我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我的人生将会怎样。

命 运 共 同 体 

长久以来，命运一直是文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青睐的主题。在主流政治学的分析框架里，我们找不到命运二字。也许是“命运”这个词太抽象，太模糊，太过于情绪化，与社会科学所强调的精确性和价值中立格格不入。

人们以为命运就像手心的掌纹一样专属于自己，其实不然，我们的命运或多或少具有外部性：我们的好运气或许会给别人带来坏运气；反之亦然。正因为如此，政治共同体同时也是命运共同体，我们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分享/分担着彼此的命运。不理解政治，我们就莫论真正理解命运；不关注命运，政治学就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

命运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由一个超验的神秘力量所决定的。如果说个体的命运带有太多的偶然性和随机性，那么，群体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权力结构设定的。国家、市场、社会与家庭是命运的主要塑造者。

首先，国家通过制度和政策来塑造我们的命运。国家不仅对有形的资源进行再分配，也在对无形的机会进行再分配。从上山下乡到恢复高考、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化改革、从统招统分到教育产业化，国家行为对我们命运的影响何其巨大。国家对机会的再分配不是以个体为单位，而是以群体或社会类属（social　category）为单位，譬如城市居民、流动人口、高收入群体。国家的再分配必须避免制度性歧视，即对特定社会群体的不公正待遇。

其次，市场包括物质市场和地位市场，前者通过产权、后者通过社会流动渠道为我们的行为提供激励，从而影响我们的命运。唐世平指出，在地位市场中，个人为社会地位而竞争；和物质市场中的情况相比，地位市场中的竞争是纵向的、零和的，而且地位性商品的供应是内在有限的。简言之，我们通过物质市场获得财富，通过地位市场获得社会地位和外部承认。

再次，社会通过自由结社、社会运动、公共舆论、社会资本、关系网络来影响人们的命运。这对于一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尤其重要，显而易见，劳工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工人、黑人、女性的地位和命运。

最后，家庭是阶级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固然是旧时代的说法，如今时代不同了，但我们每个个体的人生轨迹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

以上四种力量与个人能动性的互动过程共同决定着我们的命运，每一种力量都不是绝对的。家庭是相对保守的力量，而市场、社会和国家都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有保守的一面，也有变革的一面。在一个健康的社会系统中，这四种力量应当是相对平衡的，在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平、社会流动与阶级再生产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让社会成员各得其所，从而避免社会的过度僵化或无序。

而在农民工身上，我们却看到这四种力量惊人地一致：从国家的角度看，囿于现有的制度他们是“非市民”，无法在城市获得权利资格和公共服务；从市场的角度看，他们被限制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同工不同酬；从社会的角度看，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缺乏社会支持网；从家庭的角度看，他们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都相对匮乏。这四种力量的叠加效应，客观上使农民工面临比常人更大的重力加速度，重重地跌落在城市底层。

（本文选自熊易寒《移民政治：当代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与群体命运》，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