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盐与三峡——重庆的地缘密码

中央之国的形成<三国篇> [第70节]

作者：温骏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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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州11——巴盐与三峡

资源也能拉升一片土地的地缘潜力，就像波斯湾周边那片荒芜的沙漠，因为出产石油而不时牵动着世界神经一样。当年的巴人也有一件资源武器——食盐。在中国很多地方，食盐都被称之为“盐巴”。盐巴里的这个“巴”字指向的就是巴人。

盐对于人类及国家财税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言。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盐是从海水中提取的。海盐的确是食盐的重要来源，不过你有没有想过，那些不沿海且与沿海地区没有贸易关系的人类，又是怎样获取食盐的呢？

实际上，食盐除了海盐以外还有岩盐、池盐井盐等品种，这些品种大大丰富了食盐的分布范围。然而这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出产食盐，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盐与金属一样成为了重要的战略物资。

所谓岩盐就是古代海水或者咸水湖干涸之后，结晶成矿产生的矿盐。而池盐、井盐、海盐都是融于水中，需要通过日光曝晒或者熬煮蒸发水分后结晶成盐。其中池盐产自于天然咸水湖，这种生成于内陆并被用来提炼食盐的咸水湖，在古代中国被称之为“盐池”。生成于山西运城地区的盐池“解池”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盐池，早在西周时期解池之盐就已大规模开采。春秋时晋国之所以雄霸一方，甚至能够从中分解出战国七雄中魏、赵、韩三国，便有解池之功。

井盐则是抽取深藏于地下的卤水炼制而成。四川中南部的自贡市，是中国最重要的井盐出产地，早在东汉时期就已开采。甚至“自贡”这座城市，都是在1939年出于控制这一重要资源的需要而设置的（合“自流井”和“贡井”之名）。这种为了控制某一重要资源，而在行政上予以特别对待的情况，在之前的内容已是屡见不鲜。包括位于大小凉山之南的攀枝花市，亦是一座因钢铁而兴的新兴城市。

虽然资源型城市总难免遇到资源枯竭而面临的转型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能够拥有某项特殊资源，都足以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改变自己的地缘政治地位。2000多年前巴人所控制的食盐资源，在天然形态上属于比较特别的“盐泉”。这些富含盐份的卤水即不像井盐一样需要钻井开采，也不像一般的盐池那样静处于地表，接受阳光和季风的洗礼，而是如山泉一般从山间缝隙不断流出。

巴人所控制的盐泉，位于武陵山区和长江一线。主要包括清江下游的“清江盐泉”（长阳县）；郁水上游的“伏牛山盐泉”；长江沿线的“涂井溪盐泉”（忠县）、“彭溪盐泉”（彭水县）、“宝源山盐泉”（巫溪县）。这些盐泉中除了位于武陵山区东北部的清江盐泉属于湖北以外，其余皆位于现在的重庆市境内。

不过在历史记录中，巴人最初的兴起之地，却是在清江盐泉所处的湖北省长阳县，然后再成长为足以和楚、蜀两国对抗的地区大国。这意味着巴人很可能便是凭借区域内的盐泉脱颖而出，然后在追逐食盐之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除了盐以外，巴地还出产有丹砂等重要的矿产资源。丹砂又名朱砂，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价值。除加热后可以析出水银以外，还可当作红色染料、用来入药炼丹。东汉末年，刘漳曾在郁水上游的重庆市黔江区建制“丹兴县”。再往前看，还有以丹砂开采而富甲一方，并曾被秦始皇亲自表彰过的“巴寡妇清”。能够拥有这一资源，无疑进一步加强了这片山地的价值。

不过相比区位来说，矿产资源总是不那么可靠。除了自身资源可能枯竭以外，还会面临其它地区的竞争。就像川中的自贡井盐得以开采之后，巴盐再想向西扩张市场就有些困难了。相比之下，区位价值会更为的恒定。以重庆的地缘价值来说，其西连蜀地、东通荆楚的地缘位置，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减弱。就具体的地缘连接来说，涉及到两个地理概念——三峡与巫山。

在中国有很多河流都会有“三峡”，比如嘉陵江三峡、黄河三峡。现在我们说的自然是“长江三峡”。只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实是没有必须在它前面多余标注“长江”，因为提到三峡大家自然想到的会是长江三峡。三峡由西向东包括：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三段峡谷。行政上西起重庆市奉节县城东的“白帝城”，东至湖北省宜昌市北的“南津关”。中间还经过隶属重庆的巫山县和隶属湖北的巴东市和秭归市。

三段峡谷在排列时并非首尾相接，具体来说从奉节县白帝县到巫山县大溪乡的部分为瞿塘峡，总长仅8公里；巫山县城至巴东市为巫峡，长度为46公里；秭归县香溪村至南津关的66公里为西津峡。包含未被具体纳入这三段峡谷的部分，从白帝城到南津关被统称为“三峡”的长江峡谷共计长190公里。

从三峡当下的行政归属可以看出，这条咽喉水道在地缘政治上为巴蜀和荆楚所共有，这实际也是历史的常态。毕竟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任何一方完全控制三峡水道都将对另一方构成威胁。这一点在三国时代就得到了充分验证。刘备在痛失关羽和荆州之后，东出三峡发动了三国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战——夷陵之战（另两战为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战败之后两国的分割线便定位于瞿塘峡东。

两汉三国时的“夷陵”又名“西陵”，对应的即是现在的宜昌，其具体位置位于现在的宜昌市主城区“西陵区”。三峡中最东段的成员“西陵峡”亦因此而得名。宜昌在战略上存在的最大意义，便是控守近在咫尺的南津关和西陵峡。需要说明的是，在三国时代还没有“南津关”之称，它在那场战争中有一个更能显示其地理属性的名字——峡口。传说中正是因为刘备当年驻军于峡口之南，后世方将这个三峡的东端出入口命名为“南津关”。

与“南津关”相比，距之190公里的白帝城，在历史上可以算得上是赫赫有名。有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做宣传，作为一名中国人想不知道它的存在都难。当然，对于三国迷来说，刘备的“白帝城托孤”才是这个三峡西大门声名彰显的开始。

当年由夷陵败走的刘备并没有退回江州或者成都，而是退守白帝城。因为他知道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如果白帝城和三峡让东吴控制的话，即便东吴没有侵入蜀地的计划，在接下来的议和谈判中也会得到更多的筹码。

那么，白帝城、三峡、夷陵在位置上究竟有什么特点，让它们能够在那场大战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呢？先来看看三峡的位置特点。这段水流湍急的峡谷总共涉及四个地理单元，分别是：川东岭谷、两湖盆地、大巴山脉，以及武陵山区。这四大地理单元对长江的影响，通过水道的宽度便能看出来。在地势相对平缓的川东岭谷和非常平缓的江汉平原，长江水道宽度分别能够超过500米和1000米，但在受大巴山脉和武陵山脉挤压挤压的三峡水道，三峡蓄水之前的江面很多只有100多米宽。

古人并没有能力去细究三峡南北两岸的山体归属，往来于这段水道的文人墨客，为这段直接造就三峡的沿江山体，取了一个专属名字——巫山。也就是说无论是“三峡”还是“巫山”，所指向的都是这段景色奇绝却又无比重要的峡谷。现在问题来了，理论上这段将近200公里的长江水道，每个地方都有可能作为截断水道的节点，为什么白帝城会表现的特别突出。

说白帝城表现突出，并不仅仅因为刘备在最后的时刻选择在此驻军震慑东吴。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在解读蜀道时我们曾经提到过法正对刘备说过的一句话——“鱼复与关头，实为益州福祸之门”。关头的位置前面已经确定了，位于嘉陵江河谷与秦南谷地交汇处的阳平关镇。虽然这个阳平关，并不是出现在三国历史中的阳平关（阳安关），但以关城或关头为名的它，的确提得起益州北大门的称号。至于鱼复则是两汉依白帝城而设置的县。

“鱼复”之名最早指向的是在先秦存在于此的“鱼复”国。当然，这种先秦小国实际都只是部落性质。它真正成为一个战略节点，是在巴、楚两国对三峡展开争夺之时。当时的巴国为了防御楚国进攻，在此构筑关城并称之为“江关”。如果以关城来认证这个节点，后世一般称之为瞿塘关。至于白帝城之名，则是因西汉末年天下大乱之时，益州曾被自称白帝的公孙述所割据。这个益州东大门属性的节点，遂被公孙逊命名为“白帝城”。

公元222年，兵败夷陵后退守白帝城的刘备将鱼复县更名为“永安县”，这也是为什么刘备的托孤之处被后世称为“永安宫”。从永安一名的寓意，也可彰显白帝城之于巴蜀安危的重要性。这些历史都在告诉我们，白帝城所在的这个位置，天然就是巴蜀的门户。视角抬高，你会发现以白帝城的位置来说，它所标定的是川东岭谷的尽头。此后的长江水道，将处在大巴山脉与武陵山脉的挤压之下。这意味着白帝城正处在三峡的西端，更具体说是处在瞿塘峡的西端。

瞿塘峡是整个三峡中水道最窄处，白帝城所扼守的这个出入口被称之为“夔门”，不管在行政上你把这个节点叫鱼复、白帝城、瞿塘关还是奉节，它们存在的基础都是“夔门”。作为整个三峡中最窄处，数百米宽的长江在夔门骤减至不到百米，长江水由两岸峡壁间呼啸而过的场景，让每一个由此而过者心生心生感叹。

不过三峡工程的修建让整个地区的水位上升不少，使得时下景致与当年会有些差异。在一条V字型峡谷中，水位上升意味着水面宽度增加，时下夔门江面已拓宽到了两百余米。除此之外白帝城所在的白帝山也变成了一座需要通过桥梁，与江岸相连的岛屿，控制这个水口的瞿塘关亦被淹没于水下。

尽管如此，你在身临其境时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川东门户的气势。如果感到遗憾，想要是想看夔门往日风光倒也不是很费事，打开钱包（如果你还有的话）找到一张10元人民币，它背面印刷的就是夔门风光。

如果说三峡西端的夔门充当的是巴蜀门户，那么东端的“南津关”以及为控制这个门户而建制的夷陵城，充当的就是荆楚门户了。现名宜昌的古夷陵城，在地理上位于江汉平原与巫山间的过渡丘陵地带。

三峡大坝前修筑的长江最大水电工程“葛洲坝”，便是选址于宜昌之北。从地缘政治上看，倘或当年陆逊不能在这片丘陵地带阻击刘备成功，放蜀军入江汉平原的话，那么就算刘备不能拿下南郡和江夏郡，也很有可能进入荆南四郡与东吴隔江对峙，就像在赤壁之战结束之初所形成的局面一样。

围绕三峡水道，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战争。1937年末，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次年大量人员、设备聚集于宜昌。这是由于三峡江面狭窄，由长江中下游航行至此的大型江轮需要在宜昌更换小型船只再溯江而上。这场时间紧迫的大转移行动，遂被称之为“宜昌大撤退”。在战略大转移的同时，中国军队距南津关12公里处的“石牌”构筑要塞，作为抵御日军西进的第一道防线。选择“石牌”是因为这是长江西入西陵峡后的第一个转折。

1943年，日军对石牌要塞发动进攻，双方共计20余万军队在此厮杀。最终凭借有利地形和顽强的斗志，中国军队取得了“石牌保卫战”的胜利。从这个角度说，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选择成都而是重庆，作为偏安时的都城，与刘备在夷陵兵败后没有退回成都而是亲驻白帝城，都是为了直面来自长江中下游的威胁。

后来在三峡工程选址时，石牌也是大坝选址之一。整个选址过程历经二十余年，可供选择的河段多达15个。最终结合地质、水文情况选定了东距石牌20公里处的三斗坪镇。而这些选址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均位于湖北或者说宜昌地区境内的“西陵峡”。这点倒并不难理解，想要截上游之水实现“高峡出平湖”的愿望，自然要选择三峡中更下游的峡谷来拦截江水。

虽然三峡大坝的选址是在宜昌，但在地缘政治上最大的受益者却是重庆。这座川东重镇，早已希望世人能够正视自己不同于成都的地缘属性。三峡工程所造就的移民安置问题，帮助重庆完成了这一愿望。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在80年代讨论这一新的省级行政区时，最早提出的方案是建制以宜昌为省会，向西延伸到涪陵的“三峡省”。后来落地的重庆市与这个初始方案相比，主要差别就在于以重庆置换了宜昌。

让楚地属性的宜昌去整合川东，在地缘上将面临很多问题。现在的重庆市整体相当于从原来的四川省东部拆分出来，重庆在川东长久以来的地缘中心地位，使得这一行政重组要顺畅的多。由于形成的四川-重庆-湖北并立的格局，本质是恢复先秦蜀-巴-楚三大板块沿江而立的传统地缘格局。从这个角度看，三峡工程的修建只是提供了一根导火索。

好了，通过这部分的解读，重庆与三峡的前世今生已经呈现在大家面前。益州部分的地理解读也至此告一段落。下一节，东汉十三州部的最后一个成员——交州将成为我们的关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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