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亚辉：中古墓葬出土伏听的考古学研究

摘要: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北朝至元代墓葬中出土的伏听，进行考古类型学与分区分期研究，认为伏听的分布与人群的迁徙有关，这与中古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如李唐建国，唐代士族的中央化、官僚化，五代北方人口的南迁紧密相连。

伏听，亦称跪伏俑、跪拜俑、匍匐俑、跪俑、伏地俑，多呈四肢着地，匍匐跪拜状。徐苹芳据《大汉原陵秘葬经》予以定名，其考辨为学界所纳，后白彬、张勋燎、齐东方等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极大地深化了已有的认识。但相关研究较少探讨此类器物的形制演变、时空分布、使用人群等问题。因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五代墓葬出土伏听进行梳理，进行考古类型学分析，为更好地对其时空分布、使用人群展开讨论，亦涉及部分北朝、宋元墓葬，藉此希望引起更多学者对伏听等神煞俑的关注，进一步推动中古墓葬神煞俑的相关研究。

一、伏听的类型学分析

伏听，多呈四肢着地，匍匐跪拜状，据已刊布的材料，出土伏听的北朝至宋元墓葬（群）共计78 处。根据伏听脸部朝向与匍匐程度，可分为两型。

A 型 脸部侧向一边。根据面部不同，可分为两个亚型：

Aa 型 面部呈汉人形象，根据脸部与头部形态变化，可分为两式。

I 式 脸部偏丰腴，多戴幞头。标本出土于襄垣653年张氏与其夫合葬墓（图一，1）、长治660 年范澄夫妇墓、邢台威县侯贯镇后郭固村唐墓群（图一，2）。

张氏与其夫合葬墓出土的伏听，高5 厘米，头戴黑色幞头，方面大耳。身穿红色长袍，腰系黑带，双手垫于脸下，匍匐在一块长方形板上，脸部扭向左侧。邢台威县侯贯镇后郭固村唐墓群出土的伏听，长17、高6 厘米，秀发上拢双分，身穿窄袖衣，腰间束带，脸左侧。

II
式 脸部偏瘦削方正，戴直筒（平顶）帽或束发髻。标本出土于邗江蔡庄五代砖室墓，漳浦县胡西畲族乡苏溪村五代墓、景德镇1065
年史琳与夫人舒氏墓、景德镇毛蓬店1065 年前后宋墓（图二，1）、进贤1117 年吴愿墓（图二，2）、南丰县1107 ～ 1108
年桑田乡宋墓、成都1152 年任氏与夫人卫氏合葬墓、临川县1198 年知邵武军济南朱公墓（图二，3）。

景德镇毛蓬店1065 年前后宋墓出土的伏听，长17 ～ 19 厘米，青白釉，头戴方形平顶帽，中饰一“王”字，八字胡子，腰束带，全身跪卧作伏听状。

Ab 型 面部呈胡人形象。标本出土于文安县麻各庄672年董满墓（图三，1），邢台威县侯贯镇后郭固村唐墓群（图三，2），朝阳市黄河路唐墓（图三，3）。应与河北地区的胡化有关。

董满墓出土的伏听，长20、宽10

厘米，伏卧在前弧后方的内凹底座上，头戴幞头，巾角结于脑后，身着窄袖长袍，腰束带，左腿屈压在身下，右腿屈于身体一侧，穿尖头靴，双臂前拱，头侧枕于双手之上，粗眉闭目，两腮、眼角皆有皱纹。朝阳市黄河路唐墓出土的伏听，长20.5、宽13.5、通高7
厘米。头戴幞头，身穿窄袖长袍，腰束带，身体呈匍匐状，侧卧于地，双手置于脸下，络腮胡须，下连长方形座。

B 型 脸部朝下。根据脸部与双手的相对位置关系可分为两个亚型。

Ba 型 双手紧贴于脸下，脸部不可见。根据头部装饰的不同，可分为两式。

I
式 头戴幞头。标本出土于朝阳市673 年左才墓、安阳市675 年杨偘暨妻李氏合葬墓（图四，1）、南和县侯郭村688
年郭祥夫妇合葬墓（图四，2）、南和东贾郭688
年前后唐墓、安国市梨园唐墓98LYM4（图四，3）、献县东樊屯村唐墓XM1（图四，4）、长治704 年王义墓、长治691
年冯廓夫妇合葬墓、长治716 年张仁墓（图四，5）、甘肃庆阳730
年穆泰墓（图四，7）、巩义夹津口唐墓（图四，6），巩义市芝田镇唐墓88HGZM89（650 ～ 675）、88HGZM90（650 ～
675）、92HGNM35（672 ～ 706）（图四，8）、92HGZM4（700 ～ 720），巩义北窑湾唐墓M6（684 ～
704）（图四，9）、偃师山化乡石家庄村盛唐墓M4（图四，10）、偃师706 年崔沈墓。

杨偘墓出土的伏听，长15、宽10、高2.5 厘米，泥质红陶，手制，双手拱于头顶，头戴帻巾，上着短衣，下着裤，足高筒靴，左腿屈跪，右腿压于身下。穆泰墓出土的伏听，长40、高10 厘米，头戴黑色幞头，身穿土黄色长袍，腰间系黑带，双腿弯曲作匍匐状，双手垫于脸下。

II 式 头戴直筒帽或冠，部分伏听身体略拱起。标本出土于福建永春县东关山五代墓（图五，1）、福州市北胭脂山古墓、福州1227 年朱著与妻洪万善墓（图五，2）。

永春县东关山五代墓出土的伏听，长18 厘米，出土于棺床腰坑，头戴直筒帽，脸朝下，背朝上，胸腹部平直，屈肢俯身于地，着宽袖长袍，帽墨黑，衣袍染红。朱著墓出土的伏听，头戴冠，身穿宽袖长袍，腰束带，两手置胸前，全身卧伏。

Bb 型 双手置于脸下，脸部可见，身体略隆起。

I
式 头戴幞头。标本出土于淄博573 年前后崔博墓、长治676 年王惠墓（图六，1）、长治679 年王深墓（图六，2）、三门峡三里桥村11
号唐墓、郑州709
年前后上街唐墓SHTM1（1988）、盛唐至玄宗天宝年间的郑州上街唐墓M25（图六，3）、盛唐前期郑州上街铝厂唐代砖室墓（图六，4）。

王惠墓出土的伏听，长23.5、高9.5 厘米，头戴无脚幞头，穿袍束带，面向下，双手合拢，跪伏于地。郑州上街铝厂唐代砖室墓出土的伏听，长15.6、高6 厘米，戴幞头，四肢弯曲平伏于地，头略上抬。

II
式 头戴高冠，头部略抬起，为清秀文官形象。标本出土于富平县710 年节愍太子李重俊墓（图七，2）、蒲城县741
年让皇帝李宪惠陵（图七，3）、咸阳744 年豆卢建墓（图七，1）、西安760 年冯和璧墓（图七，5）、西安766
年突骑施奉德可汗王子光绪墓（图七，4）。

李宪惠陵出土的伏听，长102.5、高42.7、宽72

厘米，昂首伏卧，跪拜式，双肘、双膝及腹部紧贴地面，双臂环于面前，拱手握笏板，头戴进贤冠。乃一粉面朱唇、乌发黑冠、绯袍官带的文吏形象。突骑施奉德可汗王子光绪墓出土的伏听，高
35.7
厘米，泥质红陶，模制，中空，通身施白衣彩绘，文官形象，头戴高冠，两手交握呈作揖状置于胸前，彩绘脱落严重，冠施黑彩，面部及颈部残存红彩，衣袖残存黑彩。

III 式 头梳发髻，伏听女俑多以盘髻出现；伏听男俑帽饰、发饰多样化。

标本出土于西安745
年雷府君夫人宋氏墓（图八，1）；成都955 年孙汉韶墓、彭山观音乡955 年宋琳墓（图八，2）、洪雅1080
年程文贤墓（图八，3）、成都1152 年任氏与夫人卫氏合葬墓（图八，4）、成都1182 年吕亨与夫人文氏顺娘墓、成都1182
年吕忠盛与杨氏八娘墓、1182 年前后成都市西郊金鱼村南宋砖室火葬墓M6、M8、M12，成都1190
年清江东路张家墩南宋砖室墓M10、成都1211 年张氏唐氏合葬墓（图八，5）、成都1217 年李君与妻古四寿娘墓、彭山1226
年虞公著与夫人留氏合葬墓、成都永兴镇干塘村南宋早期M4（图八，7）、绵阳杨家南宋墓、双流县白家镇黄荆村南宋末年墓M6（图八，6）、M9（以上墓葬位于成都及其附近地区）、漳浦县胡西畲族乡苏溪村五代墓、紫金县北宋墓、罗田汪家桥南宋墓、华阳1316年高文胜夫妇合葬墓、高安县1329
年许公鼎夫妇合葬墓、高安县1345 年蓝氏墓（图八，8、9）、成都和平乡府河九里桥元墓。

雷府君夫人宋氏墓出土的伏听，长27.5、宽10.5

厘米，女俑头梳前倾成锥状的“囚髻”，右眼微眯，上身穿窄袖长衫，双手掩袖，下着束腰拖地长裙，低头伏身，双手双膝均着地作跪拜状。宋琳墓出土的伏听，长12.6、高8.2
厘米，头梳抛家髻，身着披衫，袒胸，用带束腰，作伏拜姿势。蓝氏墓出土伏听2 件，长13、14
厘米，戴冠，着圆领宽袖长袍，束腰带，曲肘拱手于胸前，上身前倾，一曲胸倾听，一抬首聆听，五官部位还有红彩。

异型伏听
2件。固原南塬唐墓M1 出土伏听（图九，1），总体形制与王惠、王深墓出土的伏听，即Bb 型I
式伏听相近；脸部朝向一侧的做法则与襄垣张氏与其夫合葬墓、长治范澄夫妇墓出土者，即Aa 型I 式一样。吐鲁番阿斯塔那72TAM216
号唐墓出土伏听（图九，2），脸部朝向一侧的做法与Aa型一致，双手铺展的做法则主要见于Bb 型，与王惠墓伏听双手铺展做法相近。

至此，可作出中古墓葬出土伏听的分布图（图一〇）与出土一览表（表一）。

二、伏听的分区与分期

（一）伏听的分区

从分布范围来看，伏听在盛唐及之前集中出土于北方地区，以山西、河北、河南、陕西为集中出土地，在山东、固原、庆阳、吐鲁番、朝阳等地亦偶有出土。中晚唐至唐末未有发现。五代至宋元出现在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广东、湖北等地。

盛唐之前主要出土于北方，已公布的材料中，以临淄崔博墓出土者时代最早。类型有Aa
型I 式、Ab 型、Ba 型I 式、Bb 型I 式、Bb 型II 式、Bb
型III式、异型。呈现出以淄博——长治——河北南部为中心向外扩散的趋势。具体言之：Aa 型I
式伏听最早见于长治襄垣张氏与其夫的合葬墓中，后在该地范澄墓中亦有出土。Ab
型伏听主要出土于高宗至玄宗时期唐河北道地区（含朝阳市）墓葬中。高宗武则天时Ba 型I
式伏听集中出土于唐河北道地区（含朝阳市、安阳市）、潞州地区、东都附近（偃师、巩义）地区的墓葬中，玄宗时期在长治张仁墓、庆阳穆泰墓亦见出土。Bb
型I 式伏听最早见于临淄崔博墓，高宗上元年间主要出土于长治地区墓葬中，高宗末年至玄宗时期出现在河南三门峡、郑州等地的唐墓中。Bb 型II
式伏听集中出土于陕西西安、咸阳地区，富平节愍太子李重俊墓、蒲城让皇帝李宪惠陵亦见出土，墓主身份显赫。Bb 型III
式伏听以雷府君夫人宋氏墓出土者最早，其延续时间较长。异型伏听2 件，分别出土于固原、吐鲁番两地，造型与长治唐墓出土的伏听联系紧密。

五代至宋元伏听主要出土于南方地区，集中出土于四川、江西、福建三大地区，广东、江苏、湖北等地零星出土。类型有Aa
型II 式、Ba 型II 式、Bb 型III 式。Aa 型II
式伏听，五代伏听主要出土于江苏、福建地区，北宋仁宗至南宋初集中出土于江西地区。Ba 型II 式伏听集中出土于福建地区五代、南宋墓中。Bb
型III 式伏听，集中出土于四川成都及其附近的五代宋元时期的墓葬中。

（二）伏听的分期

一期：北齐时期，仅见1 例，类型有Bb 型I 式。即山东淄博北齐573 年前后的崔博墓，这是考古材料所见最早的伏听。

二期：隋至盛唐时期。类型有Aa
型I 式、Ab 型、Ba 型I 式、Bb 型I 式、Bb 型II 式、Bb 型III
式、异型。此期伏听地域分布明显，集中分布于山西长治、襄垣，河南安阳以及河北等地，在唐高宗时期开始出现在唐代的两京地区，即今河南洛阳、偃师、郑州、巩义和陕西长安地区，并逐渐进入唐代政府的丧葬体制之内。

三期：五代至宋元。类型有Aa 型II 式、Ba 型II 式、Bb 型III 式。Ab 型消失。此期伏听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分布，以福建、江苏，江西，四川为中心，广东、湖北地区零星出土。进入元代，伏听等神煞俑式微，仅在四川零星出土。

三、伏听的分布与人群的迁徙

伏听的分布与人群的迁徙有关，这与中古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如李唐建国，唐代士族的中央化、官僚化，唐末五代北方人口的南迁紧密相连。

以盛唐为界，盛唐及以前，伏听分布与李唐建国、唐代士族的中央化、官僚化有关。

1. 河东建国元从及其后裔的迁徙

自北朝末年以来，长治、襄垣地区位置特殊，处于北齐霸都晋阳与邺都之间的交通要道，北齐时不少家族徙居潞州，唐代潞州出土的崔氏墓志表明，其主人应与青齐的清河崔氏家族有一定联系，如山西屯留县东李高乡古城村出土的总章元年（668）崔穆及妻申屠氏墓志提及崔穆“贝州（笔者案：崔氏郡望清河，唐时归贝州管辖）武城人也……因官遂居上党，祖鸿，宦至兰台，撰《十六国春秋》。祖晖，杨州刺史、屯留侯”。若置于北朝至隋唐时期的行政区划中，河南安阳、河北等地隶属河北道，处于河北山东世家大族和东魏北齐王朝深刻的影响和控制之下。到隋末唐初之际，潞州地区不少家族参与李唐建国，成为建国元从，如前述王惠、王深、冯廓等家族。上述背景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何伏听在第一期产生于北朝临淄崔氏家族墓地之后，第二期以唐初潞州地区为中心向四周扩撒。伴随着河东建国元从向两京、营州、两湖、原州的迁徙，河南、朝阳、固原与两湖地区在唐高宗及以后逐渐出现伏听等神煞俑，如三门峡三里桥村11
号唐墓。

2. 唐代河北士族的中央化、官僚化

伏听分散传播的背后除唐建国元从及其后裔的迁徙以外，还与河北家族的迁移，主要是当地士族的中央化、官僚化有关，如河南偃师崔沈墓出土伏听，从其墓志可知其高祖为博陵安平的崔延伯，其父崔善操在隋时曾任宋城令，全家即已从博陵迁往宋城县（今河南商丘）定居。一直到神龙二年崔沈迁葬偃师时，其家族又再次由宋城迁往偃师。崔沈一家呈现逐渐向东都洛阳迁徙的趋势，恰是唐代士族中央化的具体表现。

3. 营州地区的河北人士

盛唐时期伏听在朝阳地区的出现，与唐代以营州为基地，积极经略东北亚地区有关。辽宁朝阳地区为唐代营州，境连边奥，地接戎藩，是唐王朝经营东北亚的重镇，一直以来汉人、高丽、契丹、奚、靺鞨、室韦、突厥、新罗、粟特等族群杂居。辽宁朝阳地区出土的一些唐代墓志，显示其墓主与唐王朝积极经营营州有关。如，永隆二年（681）鲁善都墓志提及鲁善都为河北昌黎人，贞观十九年追随太宗征伐高句丽后定居柳城县（今辽宁朝阳）。同样因唐征高句丽，从河北、山西地区定居朝阳的还有王德、张狼等。张狼墓葬中也随葬有地轴、仪鱼等神煞俑，与河北地区的神煞俑组合相似。辽宁朝阳黄河路唐墓，出土了十二生肖俑、伏听、墓龙等神煞俑，源自长安地区的十二生肖俑一般多出现在军事系统官员或内侍人员的墓中，墓龙与圆形墓多见于河北地区唐墓，加之墓主为五品以上官吏，这一切都暗示了墓主可能是具有一定军事身份的五品以上官员，其来自河北地区，在玄宗时期驻守营州要地。

4. 西安地区伏听的“体制化”

盛唐时期，在西安地区，伏听在武周以后逐渐进入唐政府的丧葬体制，这也是伏听在武周之后逐渐出现在节愍太子李重俊墓、雷府君夫人宋氏墓、让皇帝李宪惠陵、豆卢建墓等陕西地区高等级墓葬的原因。

盛唐以后至唐末，伏听在北方墓葬中的消失，与安史之乱前后中古墓葬的变革有关，一同消失的还有墓龙、地轴等神煞俑。唐末五代动乱，随着北方人员与军人的南下有关，神煞俑在南方再次复兴。以伏听为代表的神煞俑，相继传播到江苏福建、四川、江西等地。

1. 后唐精兵陷蜀

上述孙汉韶，原为后唐将领，其父、祖、曾祖活动范围均在山西地区，后归附后蜀，孟知祥以孙汉韶“有太原之旧，礼遇加崇”，孙氏的父、祖、曾祖活动范围均在山西地区。除孙汉韶外，“唐兵戍蜀者，积三万人，其后（孟）知祥杀（董）璋，兼据两川，而唐之精兵皆陷蜀”。当然也不能排除中晚唐北方人口多次的迁徙，只是四川成都及其附近地区出土伏听等神煞俑的墓葬年代恰恰与此事件同时或稍后，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值得深思。此外，成都任氏与夫人卫氏合葬墓，卫氏籍贯为山西绛州翼城县，只是卫氏家族何时自山西迁来已不得而知。

2. 闽王家族及其中原避地臣僚

福建新店猫头山朱著与妻洪万善合葬墓，朱著绍定三年（1230）卒，其妻宝庆三年（1227）卒。墓志文中提及洪万善九世祖“五季末至自光州固始县，因家焉”，为福州侯官人。洪万善祖上最有可能是在五代动乱之际，随五代闽王家族一同入闽。朱著圹志志文，简报虽未披露，但朱著及祖朱倬见于《宋史》，朱倬“唐宰相敬则之后，七世祖避地闽中，为闽县人……孙著，淳熙十四年登第，仕至吏部尚书”，由此可知朱倬七世祖即朱著九世祖，避地闽中，其年代当与洪万善九世祖迁徙福州侯官时代接近，即在五代时。福州市北胭脂山古墓，简报推测墓主可能是五代闽王族的后代，而正史记载五代闽王家族为河南“光州固始人”；知邵武军济南朱公墓，据墓碑刻铭知其郡望为济南，而朱公所知邵武军即今福建邵武市。由此可见，此时南方地区墓葬中开始随葬伏听俑，可能为隋以来北方葬俗的延续，并与唐末五代北方军人的南下有密切关系。

四、结论

唐宋墓葬中出土的伏听等神煞俑，为道教雷神或与雷神有关之物，其源头最早可追溯至山东地区的汉画像石。如山东嘉祥武氏祠左石室天井前坡西段第一层出现羽人、跪拜者，第二层出现雷神、双头龙；在武荣祠天井前坡西段画像中出现观风鸟、风神及风工、河伯、雷神及雷车雷工、跪拜者、双头龙等。双头龙、观风鸟、雷神、跪拜者等元素构成一套雷法出行组合，这套组合程式在北朝末期逐渐用俑类表示，见于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墓群。到了唐宋时期的墓葬中，这种雷法组合程式元素继续以俑的形式存在，双头龙逐渐演化为墓龙，跪拜者演化为伏听，观风鸟演化为人首鸟身俑等。从画像石到陶俑，伏听等神煞俑的载体虽有变化，但表达的丧葬内涵却很一致，体现了中国传统丧葬文化的延续性。

作为神煞俑的伏听在北朝至宋元时代的墓葬中延续使用，其产生不晚于北朝末年，唐宋时期繁盛，至元代只有零星发现。伏听的主要分布范围呈现随时代推移而逐步南移的趋势，具体言之：以唐代末年为界，唐末以前主要出土在北方地区墓葬中，以河东潞州、河北道、两京地区为集中出土区域，固原、新疆等地零星出土。唐末以后近乎全部出土在四川、江西、福建等南方地区墓葬中，湖北、广东等地零星出土。从类型来看，南方地区墓葬出土伏听其形制来源于北方。从墓主明确的墓葬来看，出土伏听的南方墓葬墓主祖籍多是北方，如上文述及的孙汉韶、任氏与夫人卫氏、济南朱公、朱著与妻洪万善等，均是在唐末五代之际，迁徙南方的移民后裔。

北朝至宋元时期伏听等神煞俑传播的背后是人群的迁徙与流动，这种迁徙与流动往往与重大政治文化事件相联系。隋唐易代之际，潞州地区建国元从及其后裔的迁徙，唐对营州、西州、原州、陕州等地的驻防与经营，唐代士族的中央化，这是初唐至盛唐时期伏听等神煞俑由潞州——河北道南部核心区域向四边扩散，出现在西安、洛阳、朝阳、固原、吐鲁番等地唐墓的原因。唐末五代动荡的局势，河北、河南、河东等军人崛起与中原大量人口南下，伏听等神煞俑集中出现在了四川、福建、江西等地，三地历来道教因素浓厚，也是神煞俑能植根于此三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