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怀颖：中原腹地以北地区的“过渡期”遗存蠡探

一、“过渡期”界说

以今河南郑洛地区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中国早期王朝诞生之地，亦是夏商两代王朝建都和统治的核心区域。这一区域以北，今天行政区划中的晋、冀、豫北地区，在夏、商两代是王朝统治区域的北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时期的过渡阶段是早期中国文明进程中的重要阶段。从这一阶段开始，中国社会由古国林立，逐步转入早期国家阶段。从物质文化的外在表现角度来看，这一阶段各地的考古学文化先后转变。在最具标志意义的中原腹地，首先被关注为龙山向二里头时期过渡阶段的，无疑是中原腹心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新砦类”遗存。

“新砦类”遗存一经提出，若考虑期段，分析差异大体有九种之多。学术界的分歧之大，研究者之众，足见学术界对于这种遗存的关注。

对“新砦类”遗存，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取向：

一种观点，是将这类过渡遗存上归，统属于龙山晚期王湾三期文化，是王湾三期文化的发展后续形态，并没有独立特性；

一种观点则将过渡类遗存下归，统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一部分。但持这类观点的学者，对于此类遗存应与二里头文化一期合并成为二里头文化一期的较早阶段，还是单独设立一个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期段有分歧。

第三种观点则倾向于将新砦类遗存独立于王湾三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外，单独成一考古学文化或阶段，以强调其过渡特性。但是学者间具体的“独立”认识有不同，有的将新砦类遗存进行分期，仅独立其中的某一部分；有的则全部独立；有的则将二里头文化一期一并归入新砦类遗存，再统一将其独立划分为一考古学文化；有的则以“新砦现象”称之，强调其特性。无论如何划分或称呼，都是将新砦类遗存独立于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外，作为过渡阶段的一种考古学文化或现象加以处理。

从上述归纳可以明显看出，无论上归还是下并，亦或独立，学者们对于中原腹地考古学文化的过渡特征却是一致认可的，分歧只在于如何判定这种带有过渡特征遗存的性质。

龙山时代，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有着相当程度的“共同特征和相互联系”，这些特征和联系，实际上是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大时代背景与社会样态的共性反映。在不同区域早期国家的形成阶段，各地考古学文化都在或多或少或早或晚地发生着过渡与变化。时代洪流中，由龙山时代向早期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各地考古学文化的“过渡”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都会有所体现。

由于中原腹地以外的各地区材料积累、研究深度无法与中原相比，对当地的过渡类遗存或未辨识、或未命名，但在未来的研究中，必然会在各地发现并命名出类似“新砦类遗存”的新考古学文化或类型。

虽然不同地区的“过渡”现象出现可能并不同时，但大体都处在当地龙山时代末期向相当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阶段。若宽泛些去讲，似乎可以将这种时期统称为各地考古学文化的“过渡期”，把处在这个阶段的遗存统称为“过渡期”遗存。

在大时代转折背景下，地处中原腹地以北的今河北、山西乃至陕北地区，也没有超然世外。从已经公布的材料观察，在这一区域也存在龙山向新时代的过渡阶段遗存。以下，我将尝试对位于太行山东麓冀南地区的槐树屯H1类遗存；冀中地区哑叭庄H34类遗存；燕山南麓雪山H66类遗存；太行山西麓忻定盆地游邀H129类遗存；晋中盆地峪道河H1类遗存；南流黄河西北部地区寨峁二期类遗存等六类过渡期遗存略作讨论。

由于这是对中原腹地意外地区过渡时期遗存的宏观探索，加之学力未逮，错漏必存，今不揣浅薄，以求教于方家，权作引玉之献。需要说明的是，对以陶寺和绛县周家庄等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向东下冯类型的过渡过程，我将另文叙之。

二、槐树屯H1类遗存

槐树屯H1类遗存是指以磁县槐树屯遗址2006年所发掘的H1为代表的遗存，材料仅披露了一部分。从发掘者的简介可知，除H1外，H2、H3两座灰坑面貌相同。与其面貌相同的遗存，还有永年洺关遗址的T1、T2、T3②层。洺关遗址发掘者认为遗址各探方②层相同，属于龙山时期，与槐树屯新发现相较，可能也当与后者年代相当。

此类遗存晚于以涧沟遗址为代表冀南地区龙山时期遗存，而早于下七垣遗址第④层下七垣文化漳河型遗存，可以作为冀南地区的过渡类遗存（图一）。

此类遗存目前可见的器物有鼎、甗、甑、斝、豆、深腹罐、平口瓮、双腹瓮、尊等器物。

鼎：从鼎腹部观察，有盆形、罐形两种，以后者为绝大多数，足的种类较多。在槐树屯遗址发现陶鼎足部残片五种，一种为素面长条形；第二种为所谓“鬼脸式”扁足，侧视三角状，正中有纵向波浪状泥条，左右两侧各有横向泥条；第三种为带槽长条状；第四种为扁三角状，外侧有手捏半圆形小窝；第五种为凿形，器表滚压细绳纹。五种鼎足中，以扁三角状和凿形亦即长条形为多见。永年洺关仅发现第一种。本地区龙山时期，陶鼎较为常见，但复原器较少。从鼎足残片观察，槐树屯所见者皆可见于该地区龙山时期各遗存。冀南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中，陶鼎也较常见，早期也以罐形者为主，其足部以侧装扁三角状和“鬼脸式”足最为多见，边缘亦多捏压的小窝或压印的花边。槐树屯H1类遗存发现的陶鼎形态较为接近龙山时期（图一：5、7）。

甗：数量甚多，皆有箅托，器表腰部多饰有附加堆纹。盆甑部分卷沿，颈部或有附加堆纹，器表滚压细密却不甚规整的绳纹。所见甗足有较高的实足根，足根上有纵向捆扎凹槽（图一：6、18、19）。本地龙山时期罕见陶甗，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甗与槐树屯陶甗形态相同。

甑：甚为常见，皆罐形，卷沿鼓腹，形体不大，器表多饰篮纹，甑底有分布不规则的圆形孔，在甑腹底相接处，另有一周或数周甑孔（图一：2、3、4）。本地龙山时期的陶甑，器物形态与之相同。而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这种器物已经不见。

斝：有一定数量，皆为空袋足，有较矮但不明显的实足根。该类遗存，形态接近本地区龙山时期同类器。而二里头文化时期，此类器物极少。

豆：有一定数量，折沿浅盘，形态与本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同类器相近（图一：12、13）。冀南地区龙山时期陶豆数量不多，多为敞口卷沿，未见折沿者。从形态看，槐树屯H1类遗存的陶豆与二里头文化时期者更为接近。

罐：种类、数量较多，有的颈部饰有附加堆纹，大部分器表饰绳纹或篮纹。本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较早的遗存中，罐有的有附加堆纹、花边，槐树屯H1类遗存的本器类更接近二里头文化时期。

双腹瓮：形似龙山时期的双腹盆，但形体甚大，口径超过50厘米，制作甚精，器表磨光处理（图一：21）。

平口瓮：有零星发现，肩部拍印雷纹，腹部饰成组旋纹，制作甚精。本地龙山时期未见此类器物，而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却较为多见。从器形相比，槐树屯类遗存中的平口瓮与二里头文化时期同类器相近。

槐树屯遗址H1类遗存目前可以确定的材料较少，除磁县槐树屯、洺关两处遗址外，下潘汪遗址个别单位可能属于这一阶段。

这一类遗存目前未公布准确的陶系统计数据，但就发掘者所披露、笔者参观所见及洺关遗址零星材料分析可知，泥质陶比例较大，占6成左右，陶器火候不高，陶色不纯，以褐陶为多，红褐色陶和灰褐色陶数量最多，另有一定比例的黑皮红褐陶，但纯灰色陶较少（参表一）。陶器中素面陶和磨光陶的比例较高，纹饰中以篮纹为大宗，绳纹为次，另有戳印纹、附加堆纹、旋纹等纹饰。依槐树屯遗址发掘者的统计数据，素面陶和磨光陶在本时期占54%，篮纹占26%，绳纹占14%，附加堆纹占5%。纹饰的使用与装饰有一定的规律。绳纹与篮纹多装饰在各类炊器与陶盆上。夹砂罐与陶鼎上多见附加堆纹，戳印纹多施加于陶鼎足部及陶盆肩腹部。旋纹多施加在陶盆、陶豆与陶尊之上。陶器的磨光则多施于高领罐、折腹盆、长颈壶、豆一类的泥质器物上。戳印纹多施加在泥质盆的腹部或平口瓮的肩腹部。

槐树屯遗址H1类遗存的器物群以三足炊器配合大量平底盛器构成器物群的主体。从槐树屯遗址出土遗物观察，本段可能存有陶鬲，但数量少，炊器主要组合为陶鼎和夹砂罐、甑、甗。

从陶系方面观察（表一），槐树屯H1类遗存与本地龙山时期更为接近，都以泥质陶为多。从陶色观察，槐树屯H1类遗存与本地二里头文化时期最早的遗存下七垣遗址④层更为接近，以灰褐、红褐色陶占绝大多数，纯灰色陶数量极少，而本地龙山时期遗存中纯灰陶的数量较多。从装饰风格看，本地陶器从龙山时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素面与磨光陶、篮纹陶逐渐减少，绳纹比例逐渐增加。但槐树屯遗址中；篮纹比例较高，可能有一定的偶然性。

再从器类组合对比，槐树屯H1类遗存与本地下七垣遗存相比较为接近，但又有浓厚的龙山时期风格。从炊器看，本地龙山时期鬲并不发达，但从槐树屯H1阶段开始，鬲、甗器物逐渐增多，至二里头文化时期逐渐成为最主要的炊器；而龙山时期发达的甑、罐、鼎则逐渐减少。从存储器看，本地龙山时期常见的瘦长腹鼓腹罐，通过槐树屯H1阶段的发展，逐渐发展为二里头文化时期常见的瘦长橄榄形罐，而槐树屯H1阶段常见的双腹瓮等则逐渐消失。以各类指标观察，槐树屯H1类遗存，都反映出了冀南地区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文化过渡的趋势，可以作为当地过渡阶段的遗存代表。但也必须承认，与二里头遗址同类器物相比，槐树屯H1类遗存与本地下七垣遗址第④层遗存间仍有缺环。以中原腹地分期阶段为年代标尺，槐树屯H1类遗存可能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或更早。

三、哑叭庄H34类遗存

此类遗存是指以任丘哑叭庄遗址H34为代表的一组遗存，与之相同的还有同一遗址的H7、H50两单位。这类遗存所代表的，是冀中平原东部的同时期遗存。由于以沧州地区为中心的冀中地区东部平原区域，缺乏更多龙山时期考古材料进行对比，因此只能依其它地区过渡期的相关遗存进行讨论。

该类遗存器类较丰富，有鬲、甗、深腹罐、贯耳子母口瓮、大口瓮、圈足盘、簋、贯耳壶（图三），其中以鬲、甗、深腹罐、子母口瓮及圈足盘、簋六类器物可与其它已知遗存比较。

鬲：复原完整器数量不多，但特征十分突出——其一为鬲腹部突出，袋足甚深；其二则是有明显的实足根（图三：1）。沧州以东为古黄河冲积平原，遗址发现较少；以西、以北的太行山麓，由于田野基础工作原因，龙山时期遗存发现稀少。目前仅可以拒马河流域同一时期遗存做比较。后者陶鬲皆无实足根。沧州东南，古黄河以南豫东鲁西北地区龙山晚期遗存如夏邑清凉山遗址等出土的鬲、甗下部袋足较深，且多有突出，但共同的特点是皆无实足根。而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哑叭庄遗址及沧州周边各遗址的同类陶鬲皆有较高的实足根。以此相比，哑叭庄类遗存既有龙山时期的风格，又有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趋势（图四）。

甗：数量较多，皆无箅托，但皆有不高的实足根，器表饰细绳纹（图三：2、3）。龙山时期，豫东鲁西北地区陶甗器表皆饰方格纹或篮纹，但皆无箅托，且亦有较矮之实足根。而二里头文化时期，太行山东、西两麓的陶甗无论有无箅托，皆饰以细绳纹，但绝无饰方格纹与篮纹者，且皆有较高的实足根（图四）。

深腹罐：数量较多，折沿，器表饰以较细的绳纹或旋断绳纹（图三：5、6、9、10、11）。器物形态与二里头文化时期同类器物形态几乎没有差别。而龙山时期豫北鲁西北地区同类罐所饰少有绳纹，而多饰以方格纹及篮纹（图四）。

贯耳子母口瓮：有一定数量（图三：14）。此类器物不见于本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各遗址。在东方的龙山及岳石文化中十分常见，在中原腹心地带的各过渡期遗存中，也较为常见。哑叭庄H54所见者与中原腹心地区新砦类遗存花地嘴遗址H144出土的同类器器形几无二致（图四）。

哑叭庄遗址H34没有陶系统计数据，但原简报中公布的包括H34在内的龙山时期遗存陶系可用以观其大略。哑叭庄遗址龙山时期遗存以泥质陶数量最多，约占68%，夹砂陶占25%，另有7%的夹蚌陶。陶色中以灰陶为主，此为红褐陶和磨光黑陶，另有极少的白陶。施加纹饰的器物约占90%，纹饰以绳纹为主，篮纹和方格纹次之，磨光陶数量也不少。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旋纹、弦纹、附加堆纹和乳钉纹。

观察哑叭庄遗址H34发表的器物可以发现，该单位的遗物中，以泥质陶盛器、存储器为多，夹砂陶炊器、存储器次之。器物以素面陶或磨光陶比例最高，旋纹、弦纹的比例不小，绳纹、篮纹、方格纹则多装饰在夹砂陶表面。虽然H34一定还有不少陶片未计入统计，但从器物组合反映的陶系情况看，与哑叭庄龙山时期的总体情况略有差异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素面陶和磨光陶的比例似乎略高。

冀中平原东部为古黄河流经区域，河汊纵横、湖泊较多，早期聚落分布可能较为分散，这种环境中，出现较大的地区性中心都邑的可能性也不大。由于黄河改道等原因，目前已发现的遗址多保存不好，加之系统田野考古工作较少，所以本地尚没有可以直接与哑叭庄进行比较的遗址。有鉴于此，我们暂以龙山时期古黄河东南岸的夏邑清凉山和冀南地区龙山时期遗存，与哑叭庄遗址进行较宽泛的对比（表二）。

可以看出，哑叭庄遗址与冀南地区龙山时期遗存共性更强，而遗址中夹蚌陶占一定比例的现象则与豫东清凉山遗址较为接近，这可能与古黄河两岸的同时期地方共性传统有关。从陶器的装饰风格看，哑叭庄遗址绳纹、方格纹比例高恐是地方特色。而具体到H34类遗存，可看出其与槐树屯H1类遗存有相近之处，但陶色差别较大。H34类遗存似乎与哑叭庄遗址龙山时期的遗存存在一定的差别，但因为缺乏详细具体的陶系统计材料，无法深入讨论。

综合器形变化与陶系特征两个方面考虑，哑叭庄H34类遗存应是冀中东部地区的过渡期遗存，但是由于沧州地区及冀中北部皆缺乏龙山时期的遗存，因此对于该类遗存的过渡期性质，暂为一说，待材料丰富后再行分析。

四、雪山H66类遗存

在冀州之域各地的过渡类遗存中，雪山遗址H66无疑是在既往研究中最受关注的一个单位。该单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但可以确定大坨头文化的上限如何，并且可为大坨头文化的渊源探索提供线索。

但是昌平雪山遗址1962年发掘后，在材料整理刚刚开始，就因为种种政治运动的原因而屡次被迫中断，随后未曾间断的政治运动使得该遗址的整理工作无法进行。

由于H66材料丰富，又极具代表性，曾被多位参加发掘的研究者引用其中部分材料予以讨论，不过引用材料始终是有限的。虽然雪山遗址是配合教学实习进行的发掘，但对于这一较重要的单位，H66的地层关系在田野发掘阶段还是比较清楚的。

H66所在探方的地层关系如下（图五）：

①→②a→M41→②→③、H81、H79→H80→M42→H66①→①a→②→③→④→④a→⑤→⑤a

从原始发掘记录与发掘日记可知，H66椭圆形，坑壁不齐整，坑底不规则，南北长径约6.4米，东西短径约4.9米，北浅南深，形成一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向下倾斜的斜坡。北面由坑边缘向内约1.1米的地方，突然直伸下去，形成一台阶，紧靠阶缘有二圆洞，一号直径0.15米，深0.4米，2号直径0.2米，深0.2米，填土灰白，可能为二柱洞。二者间距1.8米。因此，该灰坑极有可能在被废弃为灰坑前是一房址或有木柱支撑屋顶的窖穴。坑内堆积以土质土色差异可分为如下数层：

第①层，浅灰色，出土敛口深腹平底罐、鼓腹袋足鬲、夹砂灰陶瓮、浅腹盆、卜骨、蚌器、牙器和相当数量的兽骨、蛤蜊，也出有少数蛋壳陶。

第①a层，灰白色，包含物有黑陶带耳杯、浅腹盆、敛口深腹平底罐和鬲残片。

第②层，黑灰色，夹有红烧土块，包含物大体与第一层相同，有斝、假圈足碗、小口平底罐、篮纹瓮、高足杯、陶纺轮、石斧、蚌刀、角锥、燧石和白玛瑙打制的细石器、残陶环和少数蛋壳陶以及其它自然遗物。

第③层，红烧土夹黑灰、白灰，质疏松。出土器物的残片比①、②层为大。有瓮、双腹盆、鬲、罐、甗、浅盘粗柄豆、细柄豆、细把杯、碗、石斧、石刀、蚌刀、细石器、陶环、兽骨河蚌等。

第④a层，沙砾层，质较硬。出土遗物极少，发掘者推测应该是坑壁倒塌下来的堆积。

第④层，黑灰夹红烧土块，出鬲、罐最为多，小口平底罐、深腹平底罐、碗、双腹盆、敞口盆、骨笄、细石器等。全坑仅有的两件器物厚壁小口平底罐、敞口折肩罐也出在该层。

第⑤层，灰白色，出土物大体与第四层相同，有鬲、罐、直腹盆、双腹盆、浅腹盆、粗柄豆、石斧、角锥、陶环、兽骨、蚌、螺等。

以上各层所出兽骨中，多为牛羊、猪狗、鹿等。

该坑所出陶器，以陶鬲最多，有极少的陶甗，另有夹砂深腹罐、夹砂大口罐、泥质鼓腹盆、折腹盆、浅腹盆、直腹盆、豆、器盖、圈足盘等器物（图六）。陶容器外另有纺轮、陶石环等遗物，由于与本文此处讨论主旨稍远，因此本文暂不一一介绍。

鬲：数量甚多。H66中陶鬲有两类，一类有明显的实足根，多为筒形腹，腹部素面，不滚压绳纹；另一类则没有太明显的实足根，但有的陶鬲在收束之处略捏成尖，器表皆滚压有绳纹。无论何种陶鬲，最为明显的共性特征有二——腹部较鼓；其次，沿面较窄，绝无宽沿（图六：1－6）。

甗：未见复原器，上部盆甑束颈，下腹急收，器表饰旋断绳纹。上部盆甑部分从现有残器看，不见箅托，是否有实足根不详（图六：9－11）。

夹砂深腹罐：数量甚多，种类也有一定的差别，整体特点中有两点共性，其一是腹中均有鼓出，下腹收束较急；其二是沿面甚窄。器表装饰有散乱细绳纹、篮纹、粗绳纹、方格纹等多种（图六：32、37、41-43）。

大口夹砂罐：大口凸肩，器表饰篮纹（图六：29、31、36）。

曲腹罐：假圈足，上腹较直，下腹弧曲，口残（图六：28）。

鼓腹盆：腹中鼓出，上腹饰成组旋纹（图六：19、38）。

浅腹盆：敞口浅腹，大平底（图六：12-14）。

直腹盆：直口直腹，腹中有弦纹（图六：17）。

贯耳折腹盆：下腹折曲，上腹饰有饰有双贯耳（图六：15-6）。

无论何种盆皆无宽沿。

豆：浅弧盘，圈足多有折棱（图六：24、25）。

器盖：折肩，平顶，钮直柄（图六：22、23）。

圈足盘：圈足上有三角形镂孔（图六：20、24）。

若将H66类出土遗物与燕山南麓的大坨头文化雪山类型器物相比，则可发现二者间明显的嬗变关系（图七）。这一点，前贤意见大体相同。但问题在于H66与围坊遗址第③层出土器物为代表的遗存间是否存在缺环。

前人的研究中，对于上述两组遗存间是否有缺环，是有分歧的。以张忠培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雪山H66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雪山三期所代表的大坨头文化间年代有缺环；另一种意见以李伯谦为代表，认为以围坊遗址第③层为代表的，是龙山时代向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过渡阶段遗存，所处时代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形成时期，与中原地区的历史纪年相比，年代约在夏代早期，H66类遗存则不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而属于龙山时期遗存。韩嘉谷率先提出围坊遗址第③层为代表的遗存应该属于大坨头文化而不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年代相当于夏代。对H66，韩先生的分析最为透彻，他认为“（H66）器物中明显出现了一些和大坨头文化相通的因素，绝对年代可能已进入了夏纪年，但陶器群主要部分应属龙山文化，将之从龙山文化中划出归入大坨头文化不合适，和大坨头文化等相同的因素，是这支文化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孕育的新文化因素，但尚未达到改变文化性质的程度……雪山三期代替雪山二期的变化性质，与雪山二期替代雪山一期不同，是同一支文化的延续蜕变，雪山三期的基本因素大多已在二期文化中孕育形成”。由此基本形成了对于围坊遗址第③层为代表遗存的两种基本意见：其一是、该类遗存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年代属于夏代早期；其二是，不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而属于大坨头文化，年代相当于夏代，但不会早至夏代早期。

两类意见形成后，学术界的讨论基本都在这两类意见之内。坚持燕山南麓的考古学文化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者较少，仅有卜工与段天璟两位。

绝大多数学者已经认为，燕南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应该属于大坨头文化，其中以杨建华、张锟、蒋刚、盛立双和纪烈敏的意见较有代表性。但四位学者对于围坊遗址第③层与雪山H66的年代关系上却有明显的分歧。杨建华认为雪山H66与围坊第③层年代相当，皆相当于夏代第一阶段，亦即夏代早期。张锟则认为围坊第③层遗存属于夏代第一阶段，而晚于雪山H66，二者前后相接，没有缺环。盛立双认为，围坊第③层遗存属于他所划分的夏代二期，晚于雪山H66属于的夏代第一阶段，后者则与围坊遗址第④层年代同时。但夏代一、二期间没有缺环。纪烈敏认为，雪山H66应是本地龙山时期的代表，年代早于围坊第③层。蒋刚的分期意见与纪烈敏、张锟较为相近，但他未论及H66的年代问题。

H66目前已公布的器物与围坊遗址第③层为代表的遗存差别较大（图七）：

有实足根鬲：腹部较鼓，绝无宽沿；而以围坊第③层为代表的有实足根鬲，腹部瘦削，高领卷沿甚宽。

无实足根鬲：腹部外鼓肥大，而围坊遗址第③层的同类器则折沿甚宽，腹瘦削。若将雪山遗址H109、H192的同类器纳入观察，则可见后二者是雪山H66与围坊第③层的中间形态——鼓腹，但已有宽沿。

甗：无箅托，腰部较粗，器表绝无附加堆纹。而围坊遗址第③层同类器瘦腰，腰际附加堆纹或戳印纹发达，二者差别明显。整体形态与冀中东南部哑叭庄H34类陶甗较为接近。若将周邻地区扩大来看，在二里头文化偏早阶段的冀中北部与燕山南麓地区无论有无箅托的甗腰部皆无附加堆纹，出现附加堆纹最早者为属于商时期遗存的涞水渐村遗址H11：18甗。

深腹盆：下腹急收，折曲明显，无宽沿，而围坊遗址第③层缓收且有明显的宽沿。若将雪山H191同类器纳入观察，则可看出H191的同类器实为雪山H66与围坊第③层的中间形态——宽沿，但腹急收。

从上述的比较可以明确，H66与围坊遗址第③层为代表的遗存间缺环是明显的，以雪山遗址H109、H192为代表的遗存，可能是二者共有器物演变序列中的逻辑阶段。雪山H109、H192两单位年代尚晚于镇江营遗址H277、H1101两单位。换言之，在雪山H66与围坊遗址③层间是尚有至少两到三个期段的年代缺环。可以说，若将这两组遗存视为年代紧密相接的代表，是有讨论余地的。

事实上，随着张营遗址材料的公布，燕山南麓地区早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学标尺已经获得，以商式鬲的发现为标志，可以对张营遗址年代较早的遗存有较为准确的上限判断。因此，若将本地早商时期的遗存一并纳入讨论，则会发现，围坊遗址以第③层为代表的器物群，与本地早商时期的遗存年代更为接近。

由此，本文认为，以围坊遗址第③层、张家园65F4及牛道口、大坨头等遗址的大坨头文化，年代并不可能早至龙山与夏的过渡时期。

明确了围坊遗址③层的相对年代，回头再来讨论雪山遗址H66。由于H66尚未公布陶系统计数据，所以仅能以陶器形态的对比进行讨论。从器物形态角度观察可以发现，H66与本地龙山时期遗存关系十分紧密。首先，本地龙山时期陶鬲、斝、甗等三足器皆无实足根，深袋足较肥大，鬲则多有正装双鋬。H66中有同类无实足根的正装双鋬鬲（H66：32、7），二者渊源关系明显。其次，本地区龙山时期的深腹盆皆为带双耳的折腹盆，相当于夏时期的深腹盆则为无耳深弧腹。H66不但有双耳折腹盆，也有无耳折腹深腹盆，是由双耳深腹盆向无耳深腹盆转折的中间形态。其三，本地区龙山时期常见陶盉，二里头文化时期却不见，H66中却有两件陶盉，与龙山时期接近。

由陶器形态比较可以看出，雪山H66类遗存既有与龙山时期相近的遗存，也有与二里头文化时期相近的遗存。因此，雪山H66为代表的一类遗存是本地区龙山时期向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过渡阶段代表。但雪山H66与镇江营遗址H1101间应当还有年代缺环需要补充。另外，需要进一步强调，雪山H66与围坊第③层间缺环较大，并不能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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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峪道河H1类遗存

峪道河遗址H1类遗存是指以汾阳峪道河H1为代表的晋中盆地过渡期遗存。此外在吕梁山地区中南部的黄河东岸也有相似遗存发现，比如在吉县州川河流域的区域系统调查过程中，就曾于围疙瘩一号遗址第一采集点（JD1①）、下社堤前坪第一采集点（JSS1R①）等遗址发现过类似遗存。

峪道河遗址1982年经晋中考古队调查，调查中清理H1。清理所获该单位中器物组合有鬲、斝、甗三类（图八）。

从其器物来看，陶鬲（H1：1）敞口，尖圆唇，高领斜侈，束颈，三袋足较鼓，袋足下有较短但尖锐明显的实足根。口沿与腹部分别饰以绳纹、颈部则拍印篮纹。

陶斝有两件：一件敞口（H1：7－1），高领拍印方格纹，另有一对鋬耳。另一件似敛口（H1：6），高领弧曲，沿下置鸡冠耳及圆形小泥饼，通体拍印方格纹。

陶甗三件：一件敛口斜腹（H1：3），上腹下端置双鋬耳，上腹饰旋断绳纹。一件敛口直腹（H1：4），下腹不见双鋬耳，上腹饰绳纹。另一件为甗之腰部（H1：2），有箅托。

另外还有三足蛋形瓮瓮足一件，空袋足，器表饰篮纹（H1：5）；斝足一件（H1：7－2），足跟平底，有较矮的实足根，器表拍印方格纹。

从峪道河H1各类器物的形态看，既不同于晋中地区龙山时期的遗存，也不同于晋中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存。

晋中地区龙山时期陶鬲可以临水墓葬陶鬲为代表，陶鬲袋足上多有双鋬，双鋬在某两袋足表面，张忠培谓之以“侧装双鋬鬲”。但以临水墓葬为代表的陶鬲与峪道河陶鬲最大的差别在于无实足根。峪道河陶鬲实足根虽短，但已与临水陶鬲的无实足根深袋足鬲有本质差别。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本地区的陶鬲皆有细高且尖的实足根。另一方面，晋中地区龙山时期陶鬲大多数装有双鋬，而二里头文化时期双鋬鬲比例锐减。峪道河H1陶鬲却不见双鋬。由这两方面的特征可以看出，峪道河陶鬲是本地区龙山时期无实足根陶鬲向有实足根鬲的过渡阶段形态（图九）。

龙山时期晋中地区陶斝皆无实足根，三袋足肥大；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斝却已有细高而尖的实足根。峪道河斝足，是两者的过渡形态（图九）。

晋中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陶甗，未见敛口者，这是与峪道河陶甗差别最大之处；而与龙山时期陶甗相比，峪道河陶甗与其形态接近，但晋中龙山时期陶甗口沿内勾处多压印为花边，这又与峪道河有细微的差别（图九）。

三足蛋形瓮在晋中二里头文化时期绝大多数为实足根，而龙山时期则皆为空足，从峪道河蛋形瓮三足看，更接近于龙山时期的形态（图九）。

晋中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器装饰少有篮纹与方格纹，而龙山时期却多见篮纹与方格纹，峪道河H1鬲、斝器表饰有篮纹、方格纹，有浓厚的龙山遗风。龙山时期晋中地区的绳纹较粗，滚压较散乱，尤以陶鬲裆部滚压更乱，而二里头文化时期，晋中地区绳纹滚压甚规整，且较细。峪道河H1陶鬲器表绳纹较规整，裆部绳纹更为规整，似更接近二里头文化时期（图九）。

从上述器物的形态特征来看，峪道河H1既有龙山时期遗风，但又有转变势头，因此可以视峪道河H1为晋中地区的过渡阶段遗存。

《晋中考古》报告结语部分，张忠培先生认为与峪道河H1年代接近的遗存，还有杏花村H158，但是该单位仅发表有一三足蛋形瓮足，一陶鬲下半部分，从器物特征观察，与峪道河H1有相似之处，但信息尚显太少，本文暂不论及。

依本文前文分析可知，与晋中地区较明确的最早的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相比，峪道河H1类遗存与之十分接近，二者间似乎没有缺环。

六、游邀H129类遗存

游邀H129类遗存，是指以忻州游邀遗址H129为代表的忻定盆地过渡期遗存（图一〇）。该单位于1987年发掘，该单位所发表的器物组合有双鋬鬲、双耳罐、单耳罐、篮纹双鋬盆、无鋬盆五种。

双鋬鬲，皆“正装”，有高领、矮领两种。高领双鋬鬲一件（H129：6），高领较直，袋足肥大，实足根较高，且多有捆扎凹槽痕迹，器表多饰以散乱绳纹。矮领双鋬鬲两件（H129：2、H129：4），矮领微侈，袋足肥大外鼓，下端略垂，实足根十分明显，但不及高领者高。器表饰较散乱的绳纹。

双耳罐（H129：5），高领折腹，下腹肥鼓较高，饰以篮纹。

单耳罐（H129：17），折腹。

双鋬盆（H129：13），敞口浅腹，腹饰篮纹。

无鋬盆（H129：14），整体形态与双鋬盆相同，唯不加装双鋬，但器表拍印篮纹。

与H129遗存性质面貌相近的遗存还有游邀遗址H1、H3及唐昌遗址H1三个单位。若一并考察，本阶段的遗存还包括甗、斝、深腹盆、镂孔碗形豆、带流单把罐、高领折肩瓮、圈足盘、小口瓮等器类。

甗：直口，折肩，腹部较圆鼓，下腹多有双鋬手。标本唐昌H1：2。

斝：平折沿，腹较深而肥，上腹有五花大绑式的附加堆纹。标本唐昌H1：37。

深腹盆：圆唇，腹深直，腹部多有双鋬，器表饰以篮纹。标本游邀H1：6。

镂孔碗形豆：深腹直折，有的腹部有双耳。标本唐昌H1：1。

带流单把罐：侈领较宽，领部有流有鋬，腹较深，通体饰有较散乱的绳纹。标本游邀H1：1。

高领折肩罐：宽侈领，沿面外卷较甚，硬折肩较宽，口径小于肩径，下腹深瘦，颈部以下饰篮纹。标本游邀H3：2。

圈足盘：数量较多，圈足上多有圆形或“L”形镂孔。圈足外撇，较矮。标本唐昌H1：41。

小口瓮：颈部较粗大，腹较深，弧腹较深，腹有双鋬。标本游邀H1：3。

从器形看，以H129为代表的遗存与本地龙山及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存间的源流关系比较清晰，大部分器物在龙山时期与二里头文化时期皆有同类器可资比较。

本地龙山时期双鋬手陶鬲有两种，一类与晋中地区相近，为“侧装”双鋬手，一类则为“正装”者，但龙山时期忻定盆地陶鬲的共同特征却是皆无实足根，以H129类遗存为代表的双鋬鬲，鋬手为“正装”。二里头文化早期阶段有一定数量的双鋬鬲，仍为“正装”，但数量随时代演进逐渐减少。进入二里头时期以后，无论忻定盆地还是晋中地区，陶鬲的共同特征是皆有高而尖的实足根，且出现了高领鬲。从器表装饰而言，龙山时期陶鬲器表滚压有粗而散乱的绳纹，而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器表绳纹装饰却细而规整（图一一）。

本地龙山时期陶甗种类较多，有敛口、直口与侈口三类，而二里头文化时期却不见敛口者。游邀H129类遗存中，陶甗数量少，仅见一件直口，形态介于龙山晚期直口与二里头文化时期侈口甗之间。

龙山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本地陶斝形态复杂，种类较多，有夹砂与泥质两种。龙山时期夹砂者皆敛口，有肥大袋足，皆无实足根，少见五花大绑式附加堆纹，而二里头时期同类器则皆有较高的实足根，多见五花大绑式附加堆纹。以此标准衡量，H129类遗存的敛口斝虽下部形态不明，但器表有五花大绑式的附加堆纹，形态似更接近二里头文化时期。

龙山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总体形态较为接近，但器表装饰变化则较明显。龙山时期，本期陶盆器表多饰以篮纹，而二里头文化时期则多素面、磨光，有纹饰的则多加饰旋纹、旋断绳纹或楔形点纹。以此标准衡量，游邀H129类遗存器表装饰与龙山时期更为接近（图一〇）。

折肩高领罐龙山时期肩腹相接处下端多加饰双鋬，而器表拍印篮纹。二里头文化时期同类器器表则皆素面或加饰旋纹。H129类遗存的同类器无鋬手却拍印篮纹，形态明显介于龙山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图一〇）。

镂孔碗形豆龙山时期数量较多，二里头文化时期逐渐消失。从器形演变规律看，此类器物盘腹由浅而深。以此标准衡量H129类遗存中的同类器物，盘腹较深，折转较硬，形态接近二里头文化早期同类器（图一一）。

圈足盘龙山时期甚多，而二里头文化时期仅在年代较早的单位中有所发现，且数量甚少。该器的演变规律为盘腹由深而浅，圈足由曲而直。以此规律衡量，H129类遗存圈足较直，形态接近二里头文化时期同类器物。

小口罐龙山时期器表皆饰篮纹，而二里头文化时期则饰绳纹。H129类遗存中同类器饰以绳纹，形态更接近二里头文化时期（图一一）。

游邀遗址未公布具体的陶系统计数据，但结合定襄青石遗址龙山时期遗存和忻州尹村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最早阶段遗存的陶系统计数据，仍可看出游邀H129类遗存的演进趋势（表三）。

从陶系角度观察，H129类遗存中以夹砂陶居多，泥质陶为少。砂质陶胎壁较厚。陶色以灰陶居多，但色泽斑驳不均，因此褐陶比例不小。这一特点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尹村遗址接近而与龙山时期的青石遗址差别较大。纹饰以篮纹比例高，在泥质陶器表尤甚，绳纹总体风格粗浅散乱，这与龙山时期的情况更为接近。由于陶斝和陶甗器表多有附加堆纹和鋬手，因此本阶段有一定数量的附加堆纹。

从整体文化面貌观察，H129类遗存与本地二里头文化时期最早的遗存（如游邀H2、尹村H8、H13等遗存为代表）间的演变关系极为明显，二者间似无缺环。

从器物组合与陶器器形、陶系特征观察，游邀H129类遗存既有龙山时期的遗风，又与二里头文化时期十分接近，具有明显的过渡时期风格。

七、寨峁二期类遗存

对于晋陕高原北部至河套地区龙山时代晚期遗存的命名，学术界的分歧较大，先后有诸如“大口二期文化”、“前套龙山文化”、“石峁一类龙山文化”、“客省庄文化石峁类型”、“游邀文化”、“老虎山文化”、“永兴店文化”、“寨峁文化”、“新华文化”、“石峁遗存”、“老虎山文化白草塔类型”、“朱开沟文化石峁类型”、“朱开沟甲类遗存”等命名或归属方式。这些划分和命名内涵与外延不尽相同，涵盖时空亦有差别。但相同之处在于都强调文化的一致性，甚至还有学者持虽不命名，却将长城地带东部的晋陕冀北部地区与河套地区“视为一个文化圈”的倾向。

最近有学者强调本地的考古学文化是“与游邀遗址的文化特征和演化同步的陕北地区龙山时代至夏时期双鋬鬲遗存，也当属于游邀早中晚期遗存一样，属于杏花文化及其后继者同一谱系的文化遗存”，前后分属杏花文化、永兴店文化石峁类型、进入夏纪年后可能有新华和石峁两种类型，或者单独称为“新华类型”。

在各典型遗址中，石峁遗址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也最久，未来必会出现“石峁文化”的命名方式。就本文而言，是对晋陕高原及河套南部地区龙山时代结束之际的考古学遗存进行分析，暂以发现较早，材料相对集中的寨峁遗址为主线，暂命名以“寨峁二期类”遗存。

寨峁二期类遗存，是指以神木寨峁遗址第二期遗存为代表的晋陕高原北部地区的过渡期遗存。该遗存已发表材料中缺乏组合较全的典型单位，寨峁遗址F2、H9、H18、H19、H21等单位与大部分探方第②层属于该类遗存，主要器类有单把鬲、双鋬鬲、甗、盉、尊、圈足盘、蛋形瓮、折肩罐、平口瓮等（图一二）。此外，类似神木石峁后阳湾2012W1、呼家洼2013F3、外城东门址早期遗存和韩家圪旦地点晚期居址、神木神疙瘩梁H22、M7、神木新华遗址龙山早期如99H108等单位、兴县碧村遗址H5、H12等也属于这一类过渡期遗存。这一阶段，接近邵晶说分的石峁B组遗存。从分布范围看，此类遗存大体分布在南流黄河北部两岸，范围较广，文化面貌一致性较强。

此类遗存的器类组合较丰富，比较常见的器类主要有单把鬲、双鋬鬲、甗、斝、盉、蛋形瓮、圈足盘、折肩罐、尊、平口瓮等。

单把鬲：单把上端接至口沿，下端则在袋足上部。裆底弧尖角，个别器物尚有极窄的平裆底，可以说形态介于平裆、瘤裆与尖裆之间。领部较高，大部分素面，个别有绳纹被抹去的痕迹，袋足底有实足根，绳纹滚压至足底，部分实足根已经出现捆扎槽。

双鋬鬲：绝大多数为“正装双鋬鬲”，侧装双鋬者仅占极小的比例。有高领、矮领两种。个别陶鬲裆底尚存极窄的平裆或不甚明显的瘤底。袋足底有实足根，绳纹滚压至足底，部分实足根已经出现捆扎槽。高领者颈部尚存绳纹。有的口部压印成花边。

甗：有箅托，腰外无附加堆纹或纵向泥条。袋足下端有实足根，部分实足根已经出现捆扎槽。

斝：数量不多，亦未见完整器，有敛口、直口两类（图一三）。直口者有的有“五花大绑式”附加堆纹装饰。

盉：数量较多，有三足与罐形两种，以前者最为常见。三足盉有的有双鋬。

尊：皆为大敞口，有较平缓的折肩，斜深腹，有的有双鋬。

蛋形瓮：有平底与三足两种，以后者多见，皆敛口平折沿。有的平底蛋形瓮形态与平口瓮接近，上腹部饰以圆饼状钮。

圈足盘：数量较多，圈足上多有圆形或“L”形镂孔。圈足外撇，较矮。

折肩罐：宽侈领，沿面外卷较甚，硬折肩较宽，口径小于肩径，下腹深瘦，折肩以下饰篮纹。

平口瓮：数量不多，直口或敛口，有的唇部留有一道较深的凹槽，似可加盖。

在既往研究中，有学者注意到寨峁二期类遗存与游邀H129类遗存有一定相似性，前揭孙周勇、苗畅、段天璟等亦已从不同角度论及此事。而王炜林、郭小宁、邵晶和王晓毅、张光辉亦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陕北、晋北地区龙山晚期各遗址的宏观年代与社会变革态势。但孙周勇已经十分敏锐地发现并明确指出，以石峁遗址81H1为代表的一类遗存的出现，是河套地区一个新时代开启的标志。但是，寨峁二期遗存究竟是否应当与石峁H1类遗存同时呢？本文对于这一观点有不同的认识。

从器形看，寨峁二期遗存与本地龙山及相当于中原地区夏时期的遗存间的源流关系比较清晰，大部分器物在本地龙山时期与稍晚的时期皆有同类器可比较。从器形演变的规律看，石峁81H1类遗存应晚于寨峁二期遗存。

首先说陶鬲。晋陕地区的陶鬲自龙山时期出现以来，总体上有如下共同的发展规律：裆部经历了宽弧裆——平裆——瘤裆——尖角裆的发展过程；领部高领者出现晚于矮领；双鋬手鬲逐渐从裆、袋足上端上移至颈部，最终消失；足根由肥大袋足无实足根——出现实足根——高实足根有捆扎凹槽——高尖实足根无凹槽（图一三）。

寨峁二期以前，本地的单把鬲为斝式单把鬲，弧裆分距较大，且有明显的裆心凸，袋足十分肥大，皆无实足根（图一三）。寨峁二期的单把鬲在比其略晚的石峁遗址中也有所见。但石峁遗址所出者实足根更高，但器形较寨峁遗址的为小；石峁遗址的单把鬲裆间夹角更小，不见平裆者，而寨峁遗址则尚有平裆的遗风。

寨峁二期以前，本地未见有实足根的尖角裆陶鬲。尖角裆双鋬鬲是寨峁二期的新事物。本地双鋬鬲双鋬绝少侧装，但在郑则峁遗址中发现的侧装双鋬鬲，也已有实足根出现，总体风格与正装双鋬鬲完全相同。所见正装双鋬鬲仅有极少数留有窄平裆，大部分陶鬲裆部皆以是尖角裆。与石峁遗址的同类器物相比，石峁遗址双鋬鬲裆部尖角更高，实足根更明显，整体形态更瘦长，近长方形，裆心的实心凸比例越来越少（图一三）。

已发表的陶甗数量较少，是否整体形态皆如呼家洼F3出土者不甚明了。从新华遗址的陶甗看，寨峁与呼家洼发现的陶甗实足根明显较新华遗址甗足矮，箅托较新华遗址甗宽（图一三）。

寨峁二期以前，斝的数量较少，形态一般敞口折腹，少见五花大绑式附加堆纹的陶斝。自寨峁二期开始，本地陶斝的绝对数量大为增多，而敞口陶斝也在逐渐消失，开始出现直口或敛口陶斝。装饰风格上，在直口陶斝上装饰附加堆纹的风气也已经开始出现。稍晚的石峁H1类遗存与新华遗址出土的陶斝，敛口者更为常见，实足根细高的作风也指向其年代当略晚于寨峁二期遗存。

折肩罐的演变规律也十分清晰，在寨峁二期以后器形逐渐趋于瘦高，作为全器最大径的肩部折转位置逐渐下移，折肩也逐渐舒缓。而在寨峁二期之前的折肩罐形体更加扁宽，肩部折转位置也更靠上（图一三）。

圈足盘在寨峁二期以后变化有二：其一是圈足由外撇逐渐转变为内收；其二是圈足上“L”形镂孔逐渐全部变为圆形。在寨峁二期之前的圈足盘则不见“L”形镂孔。

从上述几类器物的总体演变规律看，寨峁二期应当早于石峁81H1类遗存，更早于新华遗址偏晚的遗存；而明显晚于本地龙山时期的遗存。

由于本地区普遍缺乏精确的陶系统计，各遗址的陶系统计描述亦不相同，所以从现有的统计结果来看，只能显示出本地考古学文化的延续性，而较难反映其变化（表四）。唯值得注意者，以石峁81H1、新华晚期99W2等遗迹为代表的阶段开始，本地考古学文化遗存素面与磨光陶的比例开始有所增加，而篮纹比例开始有明显减少。

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与晋陕高原的陕北北部、晋西北地区自庙底沟二期以降，文化交流频繁，性质复杂，遗物面貌亦有近似之处。对于龙山至夏商时期这一大区域中的考古学文化的性质认识，学术界的认识分歧较大，总体说来有用一种考古学文化涵盖和用不同考古学文化进行总结两种倾向。针对从龙山晚期考古学文化的转变问题而言，以寨峁二期遗存为代表的遗存，在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的大口遗址、永兴店、白草店甚至朱开沟等遗址中也有所些许端倪体现，或许与寨峁二期遗存一起或者先后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但由于其表现尚不如寨峁遗址明显，因此暂不做深入讨论。

陶寺遗址1978~1985年田野工作报告公布后，部分关键材料可以说明陕北北部地区遗存与晋南地区的相对年代关系。陶寺遗址年代较晚的IIIH303中发现的圈足罐、折肩罐形态与新华99W2十分相似，而新华99W2打破99H108，说明寨峁二期类遗存与陶寺遗址最晚阶段的遗存年代相近或略早一段。从折肩罐、双鋬罐等器物的形态看，新华99W2可能与游邀H129、H3年代接近或相当，而早于游邀遗址H2。

八、北方区“过渡期”遗存特征及其与“新砦类”遗存的对比

总结上述六个不同地区的“过渡期”遗存，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原北部邻境地区的过渡阶段如下几点共同的特征：

第一，北部邻境地区炊器组合中最为常见的器类是鬲、甗、斝三类空三足器。在龙山时代，北方地区内的鬲、斝皆为空袋足成尖直接着地而不见实足根。自过渡期开始，这三类器物，无一例外地都开始出现实足根。不少属于过渡期遗存的单位中甚至还可以见到无实足根袋足器与有实足根袋足器共存的现象。虽然在有些过渡期阶段的遗存中，鬲、斝类器物的实足根不高亦或不明显，但实足根从无到有的历史变化强烈趋势却十分明显。

第二，各地过渡期遗存中往往既有龙山时期的常见器物，又有进入新历史阶段的常见器物。在北方地区，有些器物是当地龙山时期常见也较具标志性的器物，如冀南地区的下腹周孔甑；冀北地区的子母口瓮；忻定盆地的折肩罐；燕山南麓的贯耳折腹盆、盉；晋南地区的直口斝等器类。但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历史阶段，这些器物却普遍消失或极为罕见。有些器物，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在北方地区俯仰皆是，如高领鬲、平口瓮等，在龙山时期却是凤毛麟角的罕见器物。可是，恰是在过渡期阶段，不但上述龙山时期常见器物数量不少，就连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常见器形，也已生机勃勃，体现出过渡期遗存在龙山与二里头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串联特性。

第三，从装饰风格讲，龙山时代盛行的篮纹、方格纹，在各地过渡期遗存中比例之高，是二里头文化时期任何一个阶段都不可比拟的。但篮纹和方格纹在过渡期阶段又似乎呈现出较所在地龙山时期减少的大趋势。同时，在过渡期遗存中，各类绳纹比例上升，几乎可以与篮纹、方格纹分庭抗礼甚至后来居上，显示出时代转换的讯息。

第四，各地过渡阶段遗存出现的绝对年代有先有后，但时代大体相当。虽然普遍缺乏测年数据，各地过渡期的绝对年代可能有一定差别。比如寨峁二期类遗存、哑叭庄H54类遗存和雪山H66类遗存的出现绝对年代可能早于游邀H129类遗存，而较寨峁二期遗存稍晚的石峁81H1、新华99W2等遗迹则可能与游邀H129类遗存年代相当。从宏观时代转折的角度观察，所有过渡期遗存的出现年代，都是在当地龙山时代最末，走向下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转折当口。这些转折有的与中原腹心地带二里头文化的出现时间相近，有的与新砦类遗存的出现相当，有的可能早于新砦类遗存的出现。这一现象，实际是龙山时代的结束时间并不同步所致，但时代变换的总体走向一致，且都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完成了转折，有内在的统一。

第五，随着材料的丰富，未来在同一类遗存之中，不同遗址的具体遗迹单位年代有进一步细化、分期的可能。比如，寨峁二期遗存中，石峁后阳湾W2、寨峁AH9等单位就有可能较石峁呼家洼F3略早。游邀H129类遗存中，原平辛章、原平唐昌遗址与游邀遗址的各单位间亦可进行进一步的年代学分析。寨峁二期与稍晚的石峁81H1、新华99W2时间紧密衔接，内部应当能进行更细致的分期。

第六，目前可以辨识的几个过渡期遗存的分布区域，基本上与二里头文化时期该地的文化类型分布区域相合——槐树屯H1类遗存的出现区域大体与下七垣文化漳河类型的分布区域相当；哑叭庄H54类遗存大体与下七垣文化下岳各庄类型分布区域相当；雪山H66类遗存与大坨头文化雪山类型的分布区域相当；峪道河H1类遗存的分布区在白燕文化的分布区内；游邀H129类遗存分布区域与二里头文化时期尹村类型相当；寨峁二期类遗存的分布区域大体与稍晚出现的新华文化或石峁文化分布区大体重合。可见，二里头文化时期新出现的这些考古学文化，是从当地龙山时期转变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过渡阶段而出现的。

第七，各过渡期遗存，虽然出现的绝对时间并不同步，转折的结果也不尽相同，但历史前进的大方向却趋向一致。在古黄河以东以北的今河北、山西、豫北地区，各过渡期或继承延续当地龙山文化，或接受新的文化因素影响，无不例外地选择了陶鬲，形成了一个以陶鬲为中心的物质文化区域，以此区别于中原地区以夹砂罐、鼎作为主要炊器的物质文化区。

而对于尚未发现明确过渡期遗存的豫北、冀中、桑干河、壶流河、南流黄河两岸地区南部地区，相信随着考古学工作的开展，必然可以找到或者辨识出当地相当于过渡期的遗存。可以大胆推测，上述地区将来发现的过渡期遗存，其演变规律与文化演变走向，可能会和本文所分析的六类过渡期遗存一样，有着一定的一致性。

若将北方地区内的过渡期遗存总体特征与中原腹心地带的过渡期遗存——新砦类遗存相对比，则可发现，二者有共同的时代一致性，但又有明确的地域差异。

首先谈相同之处。

第一，各地从龙山向新的历史时期的转变几乎大体都是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得以完成的，从总体的转变态势来看，都是从龙山时代转向新的历史时期；从物质文化角度总括，都是从以篮纹、方格纹为主的折沿陶器为主，转向以饰绳纹的卷沿器为主。

第二，从文化面貌来看，无论是中原地区的新砦类遗存，还是北方地区的各类过渡期遗存，器物组合与器形特点都有着明显的“过渡”特性。无论是装饰风格，还是器类组合，亦或器物细部特征，既有龙山遗韵又有较强的新时代风格，过渡阶段的中间环节特征明显。

第三，从发现来说，都与某一新考古学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区相合。新砦类遗存三类主要类型（新砦、花地嘴、二里头）的出现地域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早期阶段的分布区域几乎密合。在张海发现新砦类遗存在豫西与豫中地区较为密集，而其它地区则相对稀疏。可知新砦类遗存核心地区在新密—荥阳—偃师一线，转变为二里头文化之后，再行扩展。北方地区的过渡期遗存也是如此。无论中原、北方，已知的过渡期遗存分布范围都不大，在形成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后，分布范围才逐渐扩展。

其次说相异之处。中原与其邻境的北方区域过渡阶段，在具体的演进历程中，差异何止万千，但从宏观的文化变迁角度看，却可总结出这样几个大的差别。

首先，过渡阶段标志性转变器物有明显差异。在北方地区，过渡期的标志性器物是有实足根三足器；而在新砦类遗存中，却缺少明确的标志性器类。在新砦类遗存中，出现转折变化的器物有许多种，但要从中选出一种最有代表性器物的出现与否，即可作为是否转折期的标志，是较为困难的。许宏曾经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早期的所有器类列出对比，见其更替，却难以某一种器物的有无，定出新砦类遗存的过渡性质。由此可见南北两区域在演变的具体方式迥异。中原地区选择了不同器类共同组合的“集团式”渐变；而北方地区却以三实足炊器作为共同生活甚或心理认同标识物，以其形态变迁，标识时代更迭。

其次，从转变的地域整合看。新砦类遗存以新砦、二里头和花地嘴三处遗址，展现出略具差异的文化面貌，但最后百川归海地结合成为高度一致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而在北方地区，过渡期遗存多点开花，虽有一致的方向，但最终的转变样态却似月映万川。自二里头文化时期开始，北方地区新出现的各类考古学文化间虽然有着一定的共性（比如都选择陶鬲、甗作为炊器中心），区别于其北邻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东邻的岳石文化，南邻的二里头文化，西邻的关中东部地区夏时期考古学文化，但在其内部，却从来没有形成如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那样的高度统一体。

这一差别，反映出新砦类遗存走出了一条“条条道路通罗马”的演进方式，其整合归属的动因，无论是通过军事力量强力扭转，还是自然而然民心所向，终归都走向了一体化。而在北方地区，则好似不同考古学间有密切的交流，互有亲缘往来相通，却又体现出“嫡庶有别”的相对独立性。背后的动因，或许在于中原腹心地区的北邻，在龙山向新时期的演进过程中，并未形成强有力的国家聚合过程，而仍是以不同方国或族际间的松散结合但密切互动为认同纽带的。

“事不孤起，其必有邻”。公元前2000纪前后西起晋陕高原东至燕山南麓的广袤区域内，过渡期遗存的出现，是大时代变革中物质文化的不同演进缩影。无论折转的新时代是否可谓之以“夏”或者“相当于夏时期”，它都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如此时代洪流中，北方各地相继而起的转折与继而出现的新考古学文化，在面对中原腹心区的整合、统一体时，做出了大同小异的因应，或许这才是最早王朝时代的缩影。

2010年初稿

2019年五稿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刘绪师和商周田野工作坊同道的审阅，并给予了重要的修改意见，于此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