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双一：“日据”和“日治”之争：日本殖民台湾“合法”吗？

尽管多年来大陆坚持经济让利并大力推进两岸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却出现了交流越热络，民调中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认同度却越来越低的怪现象。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台独”派十分重视思想意识形态工作，多年来以歪曲历史，建构“台独”史观和推行“去中国化”的“文化台独”为能事，最终“洗脑”了众多台湾民众而获得了足以夺取执政权的群众基础。当前台湾流行的各种“台独”思潮和论调中，危害最大的即“亲日仇华”思潮。它通过宣扬“日本统治带给台湾现代化”“日本统治比中国统治好”等论调，鼓动台湾民众对于“中国”的仇恨、不满和离心倾向。本文剖析目前在台湾地区流行的美化日本殖民台湾的若干论调，庶几触及当前台湾民众认同问题之要害。

一、“日据”和“日治”之争：日本殖民台湾“合法”吗？

相关说法宣称，1895年日本是依据清廷和日本政府签订的“马关条约”而开始统治台湾的，因此是“合法”之举，应该称为“日治”而不是“日据”。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婉窈在《从“日治”到“日据”再到“日治”》一文中，从1951年国民党一份要求报刊改“日治”为“日据”的公文谈起，写道：

从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该党将日本统治台湾看成“因甲午战争我国战败”，所以台湾“遂为日本占领”，完全不顾史实。台湾是清廷在甲午战败之后的谈判中，被割让给日本，日本根据马关讲和条约，在和清廷正式换约后，来领有台湾，不是该改造委员会所称“此系侵略行为武力占领之所致”。日本人领有台湾的确是靠武力，那是因为台湾人不愿接受被割让的命运，台湾底层人民基于保乡卫土的强烈信念，起而反抗外来强权入侵，撑了四个多月。如果不是被割让、被朝廷（国家）放弃，如果日本真的是“侵略行为武力占领”，那么，清廷应该派官兵来帮忙抵抗、来保卫国土才是，但是没有，光绪皇帝命令“文武官员内渡”，台湾人民在没有国家保护、没有正规军队的情况下，自己拿起武器（很多时候只有菜刀、木棍、锄头），对抗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近代军队！先民无助的惨烈牺牲，被作此呈现，是对历史的巧妙曲扭和挪用。

作者说得“理直气壮”，但却颇多逻辑混乱之处。首先，所谓日本因清朝甲午战败而得以占领台湾的说法“完全不顾史实”，日本根据马关讲和条约来“领有”台湾并非“侵略行为武力占领之所致”云云，其悖谬之处在于隔断、颠倒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众所周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是甲午战争的结果，或者说日本通过发动战争，打败了清军，逼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根据全世界追求和平正义、反对恃强凌弱的“普世价值”和“公理”，这条约本身很难说是合理和合法的。因为双方如果是在平等的条件下，你甘我愿，交换物品，互惠互利，这样的协议、约定自然是“合法”的；但如果是强盗抢劫财物，先将人打倒在地，抢走其贵重物品，然后拿张字条，强迫被抢者摁下手印，宣称被抢物品是自愿赠送的，则完全无法改变强盗抢劫的事实。周婉窈不顾之前强盗打人抢劫的事实——日本不仅经过长期预谋备战，主动挑起战端，而且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中国领土疆界，攻击中国军队，占领中国土地，所以是“强盗”无疑——而只讲后来逼迫摁手印的字条，好像这张字条就能掩盖其杀人越货的事实，是十分荒谬可笑的。其实不管是否有《马关条约》，都无法改变日本武力侵占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的历史真相和本质。

其次，就《马关条约》而言，就在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第二天，中国政府即正式对日宣战，根据相关国际法，战争双方此前签订的所有条约即行废止；此外还有《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诸多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归还所有通过战争手段侵吞的岛屿土地。因此《马关条约》的合法基础早已不存在。中国在战后称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为“日据时期”，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尽管“台独”派在进行思想动员时口口声声要建立台湾的主体性，但周婉窈的说法却是将台湾民众排除在历史的主体之外。在她眼里，台湾人民只是无关紧要的群氓，无辜、悲惨的牺牲者，他们的行为甚至鲜血和生命，都毫无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只有日本和清朝政府的所作所为才代表着“历史”——由于清政府的不抵抗，所以日本并非“占据”而是“领有”“治理”台湾，至于台湾民众的“抵抗”，在周婉窈眼里是不能作为日本武力侵占台湾的史实依据的。其实台湾民众乃至海峡两岸人民合力抵抗日本侵占台湾何止仅“撑了四个多月”！1906年，洪弃生在其《瀛海偕亡记》的自序中写道：“自和约换，敌军来，台湾沉沉无声，天下皆以蕞尔一岛，俯首帖耳，屈服外国淫威之下矣；而乌知民主唐景崧一去，散军、民军血战者六阅月；提督刘永福再去，民众、土匪血战者五越年……”

“血战者”中包括号称“抗日三猛”的简大狮、柯铁虎、林少猫等。除了这“六阅月”“五越年”外，还有1912年的苗栗事件，1915年的礁吧年事件……即使不算后来的雾社起义等，汉族民众的武装抗日斗争也整整延续了20年。其领导者不仅有台湾人，也有来自大陆者，如苗栗事件的罗福星，为广东嘉应客家人、中国同盟会成员，于1912年11月赴台从事抗日活动，事败被捕，“临刑时不但了无惧色，犹慷慨激昂，并书‘不死于家为子孙祭奠，而死于台湾永为台民纪念’之遗言”。由此可知，周婉窈所说仅有“台湾底层人民”“撑了四个月”云云，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说日本人“进入”

台湾是“合法”的，那台湾民众的拼死血战、抵抗自然就是“非法”的。其实这种视“抗日”为“非法”的说法并不新鲜，当年日本殖民者对于抵抗者就一概以“匪”称之，并因此颁布了“匪徒惩罚令”等律令；而清政府有时也被迫顺从日本要求。尽管台湾抗日民众被视为“非法”，但是他们超过20年的“血战”所付出的鲜血和生命，已足以证明日本统治台湾“系侵略行为武力占领之所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周婉窈却认为这种毫无疑义的说法“是对历史的巧妙曲扭和挪用”。究其原因，就在于周婉窈是站在日本殖民者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日本殖民者自然认为他们是“合法”进入台湾的，周婉窈也就这样认为；台湾民众的浴血抗日活动，作为历史学者的周婉窈不会不了解，但出于某种预设立场，她将海峡两岸的抗日民众排除于历史的主体之外。这样，台湾民众为了抵抗日军而做出的“惨烈牺牲”，在周婉窈眼里有如群氓的无谓牺牲，不足以作为日军“侵略行为武力占领”的证据，这难免有佛头着粪之嫌，是对抗日先烈的极端不尊重。

周婉窈文章的另一个要点，在于说明“日治”本是一般俗称，经由国民党官方发文加以“矫正”后的“日据”，乃“统治集团规定的用语”，代表着官方的史观；“解严”后改回“日治”，现在有人又要恢复“日据”，此乃“党国”的魔咒又要回来了。笔者以为，这种说法同样并不新鲜，因为近年来台湾各类媒体上，将事情归结为国民党的“灌输”和“强制”结果的，层出不穷——如陈芳明宣称台湾民众表现出的“中华民族主义”，乃国民党长期灌输、教育的产物；笔者曾在三立电视台的新闻评论节目中看到一群“名嘴”争相说：我们都是南岛语族人，却长期误以为自己是汉族人，这是国民党“灌输”的结果……其实一种说法的好坏，关键在于它是否符合历史的真相，而不在于它是否“官方”的、国民党的说法，否则很容易陷入逢中必反、逢国民党必反以及为反对而反对的泥沼中。

那历史的真相究竟为何？在这个问题上，亲历者最有发言权。曾长期担任林献堂秘书的叶荣钟的著作中，就有《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上、下）

和《日据下台湾大事年表》等两种重要史著，其书名采用“日据”这一词汇。即如有台湾文坛“台独”派“大佬”之称的叶石涛，在其数十年的笔墨生涯中，绝大部分文章采用的是“日据”“光复”等词汇，对于海峡西岸，也称之为“大陆”而非将“台湾”与“中国”对称。在台湾光复后两三年，二二八事件发生也已一年多的1948年4月16日的《台湾新生报》上，叶石涛发表《一九四一年以后的台湾文学》，文中以“帝国主义”称呼日本，说它“像虎狼一般地向南方弱小民族侵略”，“用凶暴的手段来榨取强夺”，强力推行皇民化运动，造成台湾一种“伪乐园的现象”，最后并写道：“无疑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弹压下，台湾文学走了畸形的、不成熟的一条路。我们必须打开心窝，自祖国文学导入进步的、人民的文学，使中国文学最弱的一环，能够充实起来。”

此文写在周婉窈所谓国民党当局1951年将“日治”改为“日据”之前，可见与官方的要求无一丝一毫的关联；又在二二八事件台湾人遭受打击而产生悲情之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叶石涛也没有改变他对日本统治性质的认知和对祖国的认同。由此可见，叶石涛对于“日据”的认定来自他的亲身经历，而非外在的强迫。这种视日本为帝国主义侵略者，视中国为台湾人的祖国，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之一环的基调，此后长达四五十年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如1965年11月叶石涛的被视为乡土文学当代再出发之重要标志之一的《台湾的乡土文学》一文中，“日据”和“祖国”两词各出现了6次，而“光复”一词更达9次之多。作者反复强调台湾文学受五四运动以来祖国文艺思潮的深刻影响，乡土文学“真正属于中国文学的一环”，“可以给我们中国的文学添加更广的领域”；并相信台湾文学“必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永恒的一页”。 

当然，1990年代中期之后，情况有了明显变化。最初叶石涛用“战前”“战后”这些中性词代替“日据”“光复”，后来就干脆采用“日治”。1990年叶石涛曾发表《接续祖国的脐带之后》一文，但1993年的《接续“祖国”脐带后所目睹的怪现状——台湾人的谴责小说〈怒涛〉》，文中的“祖国”“光复”等，都加上了引号，且“祖国”已成为一个会引起“怪现状”的负面词汇。这时的叶石涛不再致力于彰扬“日据时代”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史实，而是津津乐道于所谓台湾人的“民族的双重性认同结构”以及“本土化”
，宣称“台湾人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台湾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
。这个转折在时间点上与台湾整个社会思潮的转变紧密相连，其中包括民进党在1991年10月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推出“台独”党纲之事件。由此可知，由“日据”向“日治”的转变，并非只是一个学术上的字词选择的问题，而是成了一个攸关政治意识形态认同的重要问题。

叶石涛随着台湾社会“台独”势力迅速高涨而见风使舵，因此被陈映真称为“机会主义的变色虫”

。1987年其所著《台湾文学史纲》正式出版时，将几年前连载于《文学界》时的《序言》中，原本充斥着的“台湾重回祖国”“台湾文学是属于中国文学一环的文学”、其“（中华）民族主义传统和现实主义风格皆未改变”，因此“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紧密的一支流”等表述全部删除，但即便如此，叶石涛在具体行文中还是采用了“日据”“光复”等词汇。叶石涛是亲历了日据时代的过来人，到底是日本侵略占据台湾的“日据”或是日本依法治理台湾的“日治”，他的内心最清楚，一位绝非“祖国统一派”的作家，数十年来一直沿用“日据”而非“日治”，说明“日据”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台湾广大民间真正的“俗称”，并不因是否官方钦定而有所改变。

“日据”和“日治”虽然仅是一字之差，却说明了使用者对于日本殖民统治台湾那段历史的看法和立场。如果连基本历史事实的“日据”都不忍讲，可谓对日本人仁慈至极，然而对于日本侵略者的“仁慈”，却是对台湾乃至两岸的抗日先辈的“残忍”——将他们从原本抗日英雄的定位，矮化、贬低为违抗“合法”政府之“匪徒”。当然，未必所有采用“日治”说法的台湾学者都有此隐秘的动机，我们的批评仅针对给“日治”加上政治意涵，用来否认日本统治台湾是一种侵略的行为，并进一步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的行径。对于一般学者出于他们的学术认知而采用“日治”，我们应给予必要的理解。

二、台湾人当“皇民”是善尽“国民之责”吗？

另一种流行论调宣称，日本统治时期，台湾人的法定身份就是日本国民，他们如果当“皇民”、替日本人做事，写“皇民文学”，是在为自己的“国家”效力，是无可厚非的。这一论调与周婉窈上述说法可谓紧密呼应。

在相互接触中，笔者时常觉得部分台湾人确实是满怀悲情和委屈，但一细交谈，发现引起他们不满和委屈的，往往是一些有违历史事实的说法。如有人对我说：陈映真等统派作家骂日据时期台湾作家是“皇民文学作家”，没有充分考虑和理解当时台湾人在日本统治下的无奈处境和复杂心态。不过事实正好相反，陈映真等不断替被诬指为“皇民作家”的台湾作家争辩，始终认为并反复说明，日据时期真正的“皇民文学作家”只有周金波等极少数人。倒是“独”派学者、作家张良泽、叶石涛等到了1990年代后期，一反此前态度，不断宣称日据时期台湾作家中哪有人不写“皇民文学”的。1998年2月10日和4月3日，张良泽在《联合报》副刊上刊出他所辑译的《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在同时刊出的《正视台湾文学史上的难题》短文中，张良泽写道：他在50年代做过“反共壁报”，在60年代写过“反共文学”，70年代开始写“台湾文学”论文，基于“民族大义”，痛批过“皇民文学”，而这些行为，无论主动被动、有意无意，都是30年间接受了国民党“反共爱国”教育的必然结果。对于自己曾批判过“皇民文学”的行为，张良泽深感悔恨：“我无意为自己辩护。我只后悔当年无知，道听途说就对‘皇民作家’痛批他们的‘忘祖背宗’……我欠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了解他们的时代背景，欠缺以‘爱与同情’去解读作品的认真态度，更不知我自己走上的道路其实也是他们走过的旅程！”接着张良泽以“过来人”的身分，“奉劝”新一代研究者：“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要正视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或多或少都写过所谓的‘皇民文学’的历史事实。”此后，张良泽又在5月10日的《民众日报》和6月7日的《台湾日报》上接连登出“拾遗”的续编和他自己写的《赘言》，继续重复着上述主要论点，并以“一连三炮打响了台湾皇民文学”自诩。

与之相呼应，叶石涛于1998年4月15日的《民众日报》上发表《皇民文学的另类思考》，文称：台湾自古以来是“无主之国”，历史上一向由外来民族所统治，因此台湾人的祖先曾经是荷兰人、明郑人、清朝人、日本人、中国人，每一代祖先的国籍都不同，“我父当然效忠过清朝，经过正常的国际公法，台湾被日本领有时候，我父才舍身一变为日本人。那么我是日本人……做为一个国民，效忠当时被统治的国家没什么不对。”“因此，把日治时代的皇民文学暗地里讽刺为‘汉奸’文学的论调是错误的。周金波生来就是日本人。所以写了些小说，希望台湾人真正日本人化。他以为台湾人日本人化之后可以有现代化的进步生活，这是他的理想。在日治时代他是日本人，他这样写是善尽做为日本国民的责任，何罪之有？这不是我们这一代台湾人有没有宽容心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没有彻底反思过台湾人在历史遭遇上的定位问题。”
此前叶石涛曾提出台湾人民族身份的“双重结构”说
，即称日据时代台湾人认为自己是汉人也是台湾人，但“‘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这台湾意识凌驾了我是汉人的微弱的历史性记忆”。尽管话语委婉暧昧，但毕竟还有承认自己是“汉人”的底线。然而到了1998年，叶石涛却连这一底线也越过了，明确地说周金波乃至自己父亲和自己都是“日本人”。一眼就可看出，这一论调乃史明“台独”史观在文学领域的演绎和翻版。

此外，台湾《联合报》1998年3月20日报道：周金波的家人捐出周的生前笔记和照片时，专程来台参加捐赠仪式的日本学者中岛利郎和某旅日学者，也对光复后被归类为“皇民文学”作家的周金波语多赞扬，称：战后有人修改以前的作品，有人努力学中文写作歌颂国民党，“相较之下，周金波没有改过自己的作品，更值得佩服”。

其实为“皇民文学”翻案之风，在1980年前后就开始刮起。张良泽在70年代曾致力于发掘和整理充满抵抗精神的日据时期台湾文学，成绩斐然，并因此得到包括陈映真在内的众多乡土文学作家的尊敬，他自己所说的曾基于“民族大义”痛批过“皇民文学”，此言不诬。然而70年代后期到了日本后，态度有了180°的大转弯。1979年11月张良泽在日本发表了《苦闷的台湾文学》一文，为了建构“台湾人”不同于“中国人”的独特性而以所谓“三脚仔”精神解说整个台湾文学。陈映真以其特有的敏感发现了这一动向，于1981年2月撰文《思想的荒芜》，针对张良泽的谬论加以驳斥。日据时代台湾人由于痛恨日本殖民者，以“狗”视之，狗有四只脚，所以称之为“四脚仔”；如果身为台湾人却甘心为殖民者所驱使，充当其鹰犬、走狗，则被称为“三脚仔”。不过张良泽误解了其含义，将之当作既不认同殖民者，又耻于承认自己和落后的同胞之间关系的第三“人种”。陈映真则指出：“三脚仔”最明白的、约定俗成的意义，就是“汉奸”；“以‘三脚仔’精神，概括台湾文学精神的一般，即使是一个真正的三脚仔，怕也不便、不敢出口的，何况张先生呢?
”

应该说，有关“皇民”“皇民化”“皇民文学”以及日据时期台湾人的主流是“抗日”或是“奴化”了的问题，从光复之初即已浮现，并贯穿于当代台湾历史进程中。它关系着台湾民众的国家、民族认同，是当代台湾社会思想领域中的一个极为重要和敏感的问题。相当一部分台湾人对此有着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光复初期，国民党政府收复台湾后，对于台湾的历史——特别是台湾民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了解相当不够，因此错误地认为殖民统治下台湾人“奴化”十分严重，不适合担任公务员而极力排斥之，像“半山”人物宋斐如担任教育处副处长，已是台湾人所担任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了。而台湾人（特别是其知识精英）则满怀着为国家、为乡梓服务的热情和期待，争辩着自己并没有被“奴化”，希望能所有作为。这其实正是当时官民矛盾激化，终致发生二二八事件的关键原因之一。事件发生后，当局为了推卸责任，更将事件发生的原因归咎于共产党的煽动和台湾人留存的“殖民遗毒”。然而，不管是台湾人自己还是许多跨海而来协助文化重建的大陆文化人，却极力反对这种说法。如台湾人林履信在《不负了祖国的台湾》一文中明确指出：台湾民众在51年日本残酷统治下，做到了：一、民族血统圣洁的保存；二、祖国文化的保持；三、家族制度的坚守，断然否定了国民党当局认定的“奴化”、“殖民遗毒”的说法。而前来台中编辑《和平日报》的浙江青年王思翔，在二二八事件后逃回大陆，根据其亲身经历和带回资料撰写的《台湾二月革命记》中，反复否认和批驳国民党当局所谓事件起因于“殖民遗毒”的说法。1948年《台湾新生报》“桥”副刊上新文学论争正酣，面对记者关于“台湾人民奴化了没有”的追问，杨逵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要台湾是它们的永久的殖民地，奴化教育当然是它的重要国策之一。但，奴化了没有，是另一个问题”，应看到，部分的台湾人确是奴化了，“他们因为自私自利，愿做奴才来升官发财，或者求一顿饱……托管派、拜美派当然也是这一类的人。但大多数的人民，我想未曾奴化。台湾的三年小反五年大反，反日反封建斗争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是明证。”

一些曾与“皇民文学”有过瓜葛的作家陈火泉、王昶雄等，或“强辞饰辩”，或大幅修改其作品，可见光复以后，“皇民”行径遭到文坛的同声谴责和批判，曾经写过“皇民文学”已成为令其作者极感羞耻、极力加以掩饰否认之事。

此后历经白色恐怖，相关问题成为禁忌，台湾民众的抗日事迹长期遭受尘封湮埋。直至1970年代乡土文学时期，长期以来不能谈论的台湾史被重新放到台面上，赖和、杨逵、吴浊流等众多日据时期作家的抗日事迹和民族精神重新得到光大彰扬。光复之初因抗日而入祀忠烈祠，却因“台共”问题在50年代被清出的赖和，也在70年代出版了《赖和全集》，并经过王晓波、侯立朝等多年努力，于1984年重新进入忠烈祠。这说明，直至1980年代，“抗日”仍是光荣的、受到尊敬的台湾社会正面价值。

1945年光复后，接收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说台湾人被日本殖民者“奴化”“皇民化”了，留存有“殖民遗毒”，因此排斥台湾人担任公职；而当时的台湾人则争辩着自己并没有被“皇民化”，而是保有汉民族意识历50年而不变。此后这种自我定位和认知一直保持了数十年。然而近年来，部分后辈台湾人却试图替他们的父祖发言，宣称日本统治下所有台湾人都被“皇民化”了，仿佛当“皇民”成了光荣之事。问题在于张良泽、叶石涛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替日本的侵略行径涂脂抹粉，为鼓动亲日仇华的集体情绪寻找“历史根据”——百年前台湾人早就是日本人，都是认同日本、仇视中国的“皇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惜往所有的前辈作家、抗日先贤的脸上泼污抹黑，并宣称国民党到台湾后，用威权统治手段，硬将台湾人从当“皇民-日本人”中拉回来当了中国人；而现在“民主化”了，台湾人要自主选择重新当“皇民-日本人”。绕了一大圈，说穿了目的不过如此，但也因此具有相当的迷惑性，能够利用长期以来不少台湾人对国民党的不满，将国民党等同于“中国”，由此煽动亲日仇华思潮和情绪，并反过来倒打一耙，攻击统派人士缺乏对台湾人当“皇民”的“宽容心”，在历史观上犯了大错误。

这种“亲日仇华”的社会氛围，显然是部分别有用心者通过各种手段精心建构起来，是当前影响台湾民众国家民族认同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国民党的保守、迂腐性格，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软弱无力，有如被精神阉割，加上对台湾的历史始终隔膜，无法以正确史观看待日据下台湾民众的特殊历史际遇，对于“抗战”的宣传也局限于国民党在大陆的作为，忽略了台湾民众的抗日史，还经常出现一些无心之过（如2013年7月台北市文化局在中山堂举办的“七七”纪念展览，承包商几乎将其办成宣传日本“圣战”的展览）。大陆方面，近年来也认识到不能忽略正面战场国民党抗日的历史功绩，但切忌顾此失彼，如果只一味宣传大陆国共两党的“抗日”而忽略了台湾民众的“抗日”，既无法全面揭示历史的真相，而且容易中鼓吹“亲日仇华”者之“套”，对于争取台湾民众的认同，是十分不利的。

“皇民文学”是日本殖民者用来维持和加强其殖民统治的工具，也是殖民者对殖民地子民精神加害的一个重要方面。固然真正被“皇民化”并写作“皇民文学”的台湾作家数量极少，他们在特定环境中的某些迫不得已的作为也应得到理解，但对其错误的思想仍须进行坚决的批判、严肃的清理。这是因为此类思想如果没有加以认真的清理，将对现实产生深远影响和作用，近年来“亲日仇华”思潮的高涨即与之紧密相关。这正是海峡两岸进步思想界展开对“皇民文学合理论”的批判的重要现实意义之所在。

宣称日本统治台湾是“合法”的因此应称“日治”而非“日据”，以及台湾人在日本统治下是日本人，当“皇民”是善尽“国民之责”等论调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为了达到“亲日仇华”的目的，不惜否认日据时代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史实，以建构日本人统治之下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只是由于“中国”的到来，才破坏了此幸福“乐园”的历史论述。然而，这纯然是一种扭曲历史真相的别有用心的谎言，对于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正确的国家民族认同，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将成为祖国统一的巨大障碍，甚至对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和安全产生潜在的威胁，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史实俱在，不容颠倒和扭曲，但关键在于我们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与“台独”派争夺历史的阐释权和话语权，向台湾青年展示历史的真相。尊重历史、服膺真理毕竟是人类的良知所系，更是青年们尊奉的准则和价值。当他们了解了历史的真相，并运用正确的社会科学理论加以烛照，相信在是是非非面前，就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和抉择。由此我们也才能建立起两岸和平发展并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牢固思想基础。

来源：《东南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