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外国人我是如何看待中国改革的

【本文为法国巴黎第十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调节学派的领军人物Michel Aglietta，在6月9日在“思想者论坛”的主题演讲，观察者网首发，未经作者审定。】

各位尊敬的嘉宾，下午好。我希望能够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谈一谈中国的改革。正如今天上午讲到的，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政策和社会结构都是高度整合、连接在一起。我也将从这个角度跟大家分享我的几个观点。

首先，有人讲中国模式是东亚模式，说带有特色的东亚模式的翻版。从图1我们会看到，在每个不同阶段中，红色代表世界GDP发展水平，蓝色代表人均GDP发展最快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基本上集中在亚洲。

图1

图2 (1900-2000年 人均GDP )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已经追随着亚洲模式发展起来了。

第二，在我们私有部门或者是公有部门，经济发展之间的联动作用。

第三，外贸出口意愿和趋势变得越来越强烈，驱动着亚洲模式发展。那么中国改革特色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在于国有部门的合理性，来自对人民的熟悉和对社会福祉的共同追求和期盼。中国在执行制度和安排上，走过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选择和替代过程。现在我们看到西方民主还在纠缠权利以及法制等选择，但中国没有走向这样死循环的怪圈，而是走向了更灵活、更具促进性的选择。

今天上午几位专家讲到市场经济，对此我有几个判断和观察。不管从事经济活动中哪一产业和市场分工，都必须和高层决策的发展方向高度一致。包括一些官僚机构执政的合法基础，也都是和市民社会兴起以及国家利益高度统一、相辅相成的，这样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规避一些危机的出现。有些国家发生了很多危机，但是中国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政治动荡和危机，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中国改革的动力和基础条件是什么？改革最终目标是实现政治方面的改革，保持原来主权国家的单一性和主权性，同时又保持社会秩序的和谐。因此经济和政治改革一定是相辅相成。同时改革本身必须是既带有全球性，又带有多元性。

改革要有实际效果和针对性，改革必须把社会体制和经济架构进行整合，等量齐观。同时，要把两个方面不同的社会矛盾进行调和与统一，提供前进的动力。如果我们把其中任何一个因素提出来进行单个突进发展，只会带来一个糟糕的结果，而不会带来现在看到的这种近乎理想的各种制度之间的平衡。很多国家在这方面做过一些探索，有些可能偏向于市场，有些偏向于政府力量和制约。但是在我看来政府制约和市场力量，必须得到人民的高度认同和政权统已协调之下，才能够实现完美的平衡。

图3

图3列出了一个改革流程，其中有一些环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如在社会动荡与失序时，会阻滞及影响经济向前推进的动力输出。这种阻滞和内部协调统一有不必要矛盾，这个会激发一些争论，这些争论有些来自内生，有些来自外生，有些带有西方特色，有些带有中国特色，随着阶段往后推移，具有中国特色的因素会越来越多，会对社会阶段进行更好分层，这是中国改革的必然逻辑。

上午提到政治改革逻辑，我想做一个补充。鉴于时间问题，我只给大家看一下发展路径（图4）：中国从1949年到2035年有4个阶段，分别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改革第一阶段、改革第二阶段、改革第三阶段。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非常符合逻辑的发展路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在某些领域和某些产业取得成功，之后开始覆盖很多产业，大家开始接受改革动力和条件。而且，广大人民成为改革的受益者，所以人们拥护改革，这反过来有驱动着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改革的进一步执行和实施。

图4

产业当中最活跃的部分是企业、组织、公司，为了让它们都发挥活力，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了很好的联系。改革探索初期阶段出现信誉过渡膨胀，导致通货膨胀且经济失衡的局面，这一局面在党内引起过一轮讨论，1992年东部由于获得了一些比较好的发展政策，所以出现了地区失衡发展状况。

然后，改革推进到90年代中期，我们称其为“绿色革命阶段”，期间实行了有很多政策，包括建立市场，以农村经济为主，对城市劳工者进行补贴，同时开始逐渐吸引外国投资。

1997年出现金融危机，当时执行的政策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一方面加强管控，另一方面加强金融和财政资源的再集中化。之后每次出现新问题，共产党都会出台应对的新政策，包括加入世贸组织，以及更好地防止国际动荡对中国带来影响，这些都给中国带来了很好的发展基础，2013年，中国走向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的新阶段，可以称之为新时代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讲，1997年后出现了改革的两个阶段，之前发展速度过快，所以出现了这样一种狂飙突进式发展，从图5看人均GDP上升速度确实非常快，但是在资本输出、劳动力有效供给等方面出现了滥用（图6）。

图5

图6

之后实施了一些微调，而且执政党和政府出台了很多监管政策。但是这样一种经济刺激和监管政策并没有很早地推出，所以当时有很多失业人口。中国政策在整个推进过程当中虽然出现了一些矛盾或问题，但是没有迫于各种压力就做出一些很大幅度的推进，而是做一些循序渐进的推进。由此可以看到改革本身是为了更好满足人民生活需求，是否能够在这两个阶段都能够实现需求满足，这是非常重要的。

图7显示的是1980年-2012年贫困人口（蓝色部分）逐步降低到0，中国改革开放30年完全消灭了绝对贫困，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来自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脱贫80%的贡献来自中国。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整体不断发展，人民收入水平不断增加，也产生了收入差距，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我们可以把收入不公平性放在全世界进行比较，结果如图8所示。

图7 蓝色代表贫穷

图8 红色线代表中国

可见，世界各地收入不公平现象都在扩大。在过去几十年里，比如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收入不公平性比较低，因为当时中国人普遍贫穷。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不平等性不断增加，一直到2001年，收入不平等性出现了下滑收缩，这是和其他国家比较的结果。我们还可以说中国确实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扩大了中产阶级规模。

欧洲的收入差距问题现在不是特别严重，主要是因为在欧洲有比较好的社会福利和社保体系。中国也会慢慢朝这个方向发展，这是解决收入差距的一个方法。与美国和加拿大相比，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还不是最严重的。在很多中等收入国家，收入差距问题则非常严重。接下来中国需要更多推进社会现代化，当然，除此之外还需要更多的社会政策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图9

图9总结了2012年不平衡的资本密集型增长，主要是因为各种要素价格的扭曲。这是我们很容易看到的现象。在改革的特定阶段价格管制被放松，因此很多产品和服务以市场价格进行供应，这个时候中国既是市场经济国家，但是中国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要素价格没有正确反映到市场价格上面，而是被扭曲了。劳动力价格被扭曲是因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市场，他们的工资水平很低，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后，这一部分人的收入也开始了逐步上升。资本价格被扭曲，因为国有企业能够用非常低的成本获取资金，但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则是完全得不到低息贷款和融资。这种情况对创新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在金融系统中需要有这样的机制，以便让中小企业获得更多低成本融资，以激活它们的创新性。

金融危机以后因为财政收入降低，公共产品供给成本不断上升，使得地方政府手头没有充足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能源价格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能源价格是被补贴的，现在还没有任何合适的价格，和污染有关的所有生产要素价格都没有被进入到我们的生产成本，各方面要素价格也扭曲得非常厉害。

为什么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主要是因为一些要素价格被扭曲了。供给侧改革意味着对创新的鼓励，意味着90年代与2000年那种以资本投入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要让位于以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来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在于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创新成为社会普遍认可和接纳的，而不仅仅是某几个具体企业或者节点所要承担的工作。

随着创新精神不断发展，中国才能够实现长期发展。“中国制造2025计划”就是要在2025年使中国科技水平位列世界前列。通过供给侧改革，我们也希望能够不断拓展消费者市场。中国消费者市场的积极推动者和拓展者是电子商务平台，中国电子支付和线上支付手段也是世界领先的，有非常多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创新，这是很成功的。创新是推动供给侧政策改革的一大推动力。无论是产品创新，还是流程创新都是我们关注的创新，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平台也有助于鼓励更好的创新。

原来中国可以通过追赶策略追上发达经济体，当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能从“跟跑者”成为“并跑者”和“领跑者”。各种工业品中间产品，芯片、半导体也已经成为工作科技发展道路上非常重要的需要攻克的节点。美国和中信之间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贸易问题，美国希望阻止或者是延缓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速度。中国需要有更多的在技术科学方面的创新和突破，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投入，以便推动技术科学的发展的原因。中国需要的是全面创新，需要对整个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转型。

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谓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包容性和可持续性，这也是欧洲人看法。包容性意味着我们需要尽可能消除不平等，需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从新技术中获益。同时，我们也需要可持续发展，这和生态环境保护有关。要充分接触数字技术实现能源消耗的转型，如果中国能够在这方面取得突破，也许会走在各个经济体前列。想要达到包容性的增长，就需要有更多的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而不能够只关注社会某一些阶层或部分的发展，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最后，我想讲讲国有企业改革。第一，需要对税收系统进行改革，中国的税务系统不能支持现有改革，需要引入最重要的税种就是“财产税”，或者说“房产税”。当然房产税引入可能会刺破房地产泡沫，也可以有效减少财富向房地产过渡集中。

第二，一定要实现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进行财政转移。中国发展很不平衡，有高度发达地区，如上海，也有很多欠发达地区。在欧洲，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北欧国家很富有，南欧国家比较贫穷，但在同一个国家强势的政府能够实现财政转移。

第三，要有统一的社保系统，为所有公民提供统一的服务，而不是不同省份人拥有不同的保障水平，因此我们需要对中央政府的预算制度进行有效改革。

回到国有企业，我觉得国有企业最大的问题是它们的资产回报率从5%降低到了2%，这是很大问题。这里面涉及到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产能过剩问题并不是直接跟国有企业从事的具体行业、工作性质直接相关，可能是整个机制的问题。比如地方融资能力和地方还债能力，以及与整个公共安全部门和公共社保部门的机制都是有关系的。

既要保证刺激经济增长，又要能够带来相应就业，也要能够进行社保托底，要达到平衡是非常不容易的。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和支出被认为是回报率非常低，也非常慢，基本上占到整个国有企业资产的2/3，约65%的份额。过去2012-2015几年中，其占国有企业资产的总额成分增长了15个百分点。在交通运输、通讯等方面，这些基础方面投资的总量还在不断上升。

同时，对于政府来讲，最直接的解决方法就是将与基础设施投资相关的投资债务进行全面接管，或者降低国有企业为获得投资而必须支付和承受的利率，使得它们能够有经济能力来还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