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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制度竞争远没到终点,但优势已肉眼可见

如果未来回顾历史,2018年6月必定会被后人高度铭记:全球两大力量西方和新兴经济体几乎同时举行了高峰会。一个以怒怼和分裂而终结,法广直接以“惨败”作为醒目题目进行报道,一个在团结和盛大炫目的焰火中成功闭幕。世人当然可以认为,两种极其悬殊的结果预示着人类未来的走向。从五千年的历史角度看,西方五百年的崛起、二百年的统治不过是历史短暂的偶然和特例,现在历史正在回归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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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此同时,在中国的经济中心也将是世界未来的经济中心的上海,一场思想的盛宴也在重磅登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上海春秋战略研究院、观察者网联袂举行的思想者论坛。

这同样并非历史的巧合,中国早已跨过向全球输出产品的阶段,正大跨步的迈向思想制造、思想输出的阶段。正如最新一期《亚洲周刊》所评论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跨越。”


思想者论坛首场大会就聚焦中国政治道路,显示了主办方有力的、深厚的历史与学术眼光:没有中国政治制度优异表现是不可能有如此的经济奇迹。我在发言时提出了一个议题:政治制度保持长期稳定的条件是什么?这个议题不仅仅是针对中国而是具有世界意义。

诚然中国七十年的政治制度稳定是经济奇迹的前提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以中国这七十年为历史参照,何以如此之多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都难以做到?比如法国1956年就发生了军事政变,镇压的军事力量倒戈,各地民众走向街头游行抗议,国家完全失去控制和秩序,最后以第四共和的崩溃告终,随后诞生的第五共和才维持法国总体稳定至今。

经历过政治体制崩溃的西方国家还有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前苏联、东欧国家、拉美、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多数国家也都经历过一次甚至多次的政治体制崩溃。应该说,仅就政治体制稳定而言,这些国家都逊于中国,中国和部分西方国家一样,堪称是全球政治体制最稳定的典型。

当然,二战后许多国家由于国力有限,沦为大国博弈的棋子。仅被美国推翻的国家就有几十个。如果排除了这个因素,哪么政治制度长期稳定的条件是什么?

在我看来,首要的是有被举国上下认同的意识形态。在西方就是“主权在民”的民主,在中国就是(当代的、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

目前东西方都面临着意识形态上的挑战。西方是由于冷战后弊端的全面爆发,重创了民主的合法性。只是由于历史惯性和尚没有更为成熟、更为持久的替代性模式,西方依然暂时维持了政治稳定。如果现在是1929年,在其他政治思潮的席卷之下,西方全局性的动荡将不可避免。

中国则是前三十年的实践出现了严重挫折:文革十年浩劫、大跃进的失败并导致严重后果。等到中国打开国门,已经和世界的差距达到无法想像的程度。当时中国职工平均月工资不过30元人民币,而赴法国留学的奖学金一个月就能达到七千元人民币。一个月就是中国城市居民近二十年的总收入。

不仅如此,随后的改革开放吸取了前三十年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的历史教训(比如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前三十年的挫折和后来的去意识形态化,都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挑战。今天,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重建意识形态就刻不容缓了。

其次,则要有权力的制度性更替和分配机制。

应该说,中国前三十年,西方做的比中国成功。以美国为例,虽然发生了肯尼迪遇刺、尼克松水门案,两位总统一死一辞职,但由于有制度性安排,仍然平稳度过。中国则是在毛泽东去世后,才逐步建立起干部退休制度,废除了干部终身制。2018年两会后中国政治体制发生巨大变化,但党报《人民日报》发表权威评论道:这并不意味着实行终身制,并不意味着废除干部退休制度。

三是经济要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崩溃后曾这样总结经验教训:民众是通过能够从超市里买到什么来衡量一个制度好坏的。可谓一语道破政治制度和经济的关系。西方政治制度能够长期保持稳定和它高度发达的经济密不可分。2008年西方经济危机,冰岛破产、希腊破产,如果不是欧盟的作用,这两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崩溃是必然的。类似的,中东之所以发生阿拉伯之春,则和这些国家被西方经济危机冲击而又得不到西方有效援助有关。中国经常讲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但仅就国际关系而言,有时仅仅外因就可能导致一个国家毁灭。

现在西方在经济发展方面遭遇严重的挑战而无法化解。这个挑战既有自身因素也有外部因素。

内部因素有二。一是在一人一票多党普选制度下,无法产生称职的领导人。普通选民只关心身边的、眼前的事务,对事关国家长远未来和国际事务毫无兴趣。而就是他们决定谁来领导国家。所以选不出有能力的领导人、甚至出现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这样不可思议的黑天鹅事件就是完全正常的,是符合西方政治制度的逻辑。

我们不妨看看,进入二十一世纪,小布什发动两场反恐战争、其任内发生百年一遇经济危机、欧盟失控般的扩容、法国推翻卡扎菲、默克尔一拍脑袋就无条件、无限制接受难民、奥朗德极其平庸的五年中却主动向伊斯兰国开战,引发针对法国的巨大恐怖袭击浪潮。

现在看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西方自己导致的。没有伊拉克战争,就没有后来的伊斯兰国崛起,没有推翻卡扎菲就没有空前规模的难民危机,没有欧盟失控般的扩容,就不会有欧盟主权债务危机,更没有今天的英国脱欧。

应该说西方发展到今天,选不出称职的领导人已经成为难以改变的结构性弊端。领导人无能,国家如何发展?

二是在一人一票多党普选制度下,福利只能增而不能减。政治人物和选民达成的契约:你改善我生活,我给你政治权力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现在欧美国家债务占GDP的比重都达到100%,日本甚至达到254%。而根据欧盟的规定,不能超过60%,否则一个国家就极易发生经济危机。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经济持续九年增长,但和克林顿时期的增长不同,国家债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以空前的速度上升。奥巴马竞选总统时国家债务是10万亿美元,现在则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债务飙升到20万亿美元,超过经济总量。这要么是无效的增长,要么是借债刺激出来的增长。

高福利的另一个弊端是提高了经济运行成本、降低了效率。迫使大量企业外迁,造成本国经济的空洞化,失业率大幅上升。之所以说效率下降,是因为高福利体制下人的惰性必然膨胀,自愿性失业、出工不出力的现象严重。

外部因素主要是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打破了西方的三个垄断:对工业产品的垄断----中国工业品特美价廉、对资本的垄断----中国的贷款能力超过世界银行、对原材料定价权的垄断----中国买什么什么贵。事实上,正是这三个垄断才是西方能够统治世界的真正原因。但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使这一格局历史性的终结。


​而中国之所以取得连续四十年的经济高增长,最根本的还是在于能够通过选拔和培养机制产生优秀的领导人,既能够抓住国内外机遇进行发展,也能够有效遏制民粹和资本的影响----既避免高昂的民粹式、超出经济发展水平的福利诉求,又能进行艰难的涉及众多利益的改革。当然中华文明的一些独特性也是经济奇迹的重要因素。比如勤劳、重视教育(才能有人口红利)、高储蓄率(为投资提供资金)。

目前中国经济在经过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也处于升级和转型的关键阶段,能否成功不仅决定着中国的伟大复兴是否实现,还直接影响着政治制度未来的稳定。

四是贫富差距。

根据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研究,目前贫富差距在全球都是扩大的趋势。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只要超过0.4就达到危险的程度,危及到社会的稳定。今天全球最富裕的美国已经达到0.48。贫富差距较小的欧洲也在日益倒退,拉美更是长期在0.5以上的水平。中国做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0.4。

贫富差距扩大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消弱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影响社会稳定。这对东西方来说都是共同的挑战。但由于东西方贫富差距的差异性,相对而言,中国更易解决。

西方的贫富差距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有关。但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是历史趋势,很难逆转。这仅凭分配制度和福利政策很难改变。

中国全局性的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根据西方的历史,要想消除这种差距只能是城市化。现在中国是全球城市化最快的国家,每年大约提高一个百分点左右。再过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超过80%,接近西方今天的水平。

需要多说一句的是,和贫富差距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则是阶层固化。这在西方主要是有两个体制性原因:一是教育体制,二是政治体制。

在西方只有进入所谓精英教育体制的,才有可能进入精英阶层。比如美国的长青藤学校。和中国不同,这些学校很多都是自主招生,成绩并不是唯一因素。捐款和人脉都起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中国的精英也开始向这些学校捐款的原因。2014年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就向哈佛大学捐款1500万美元,后来又再度多次捐献。可以说通过教育,西方的精英阶层日益封闭,整个社会的阶层则日益固化,贫富差距则更难消除。

政治体制是指西方的政务官和事务官体制。西方的事务官与中国的公务员体系类似,需要考试选拔,他们在政府中只能担任低层级的、非决策性的职务。政务官则是决策性的高端职务,他们是政治任命,和政党选举结果共进退。政务官和能力、经验无关,只要对政治人物的胜选做出过贡献,就可以出任各部门的负责人。这就是在整个西方屡屡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原因。美国曾出现这样极端的例子:海军部长第一次视察海军时,才惊叹道:原来军舰里面不是实心的!简而言之,只要你有钱,为政治人物的胜选出过力,就有资格担任政府部门最高领导人。这种规则显然为精英阶层垄断权力创造了条件。

教育体制和政治体制成为今天西方阶层固化的主要原因,事实上西方的上层已经世袭化了,只不过这种世袭被有教育和政治的包装罢了。这也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和无法消除的根源。而中国教育一切以成绩为标准、公务员逢进必考的做法相对于西方要公平的多,也有效的避免了阶层固化的现象,这为从根本上消除贫富差距创造了决定性条件。

最后要说的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种族问题日益成为影响西方政治制度稳定的因素。简而言之,就是传统白人出生率急速下降,而外来族群的出生率则极高。种族比例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双方的矛盾和对立日益上升。这也是整个西方民粹崛起的很重要原因,也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巴黎骚乱、伦敦骚乱、奥斯陆骚乱的根源,更是特朗普能够当选的时代背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矛盾会越来越尖锐,不排除对西方政治制度产生颠覆性作用。

应该说,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面临着挑战,制度的稳定性均取决于各自解决问题的能力。相比较而言,我更看好中国:一方面中国并没有西方不可解决的问题,比如是否能产生胜任的领导人、种族问题、贫富差距、政治权力上否能够遏制民粹和资本的影响等。另一方面中国有很强的改革能力和执行力,有更大的可能性解决自己面临的挑战。当然历史发展自有其逻辑,并非理性分析所能全部涵盖。东西方的制度竞争远没有到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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