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识别运动场上的女装大佬？竞技体育80年的性别鉴定发展史

转载自：SME科技故事

2019年8月的全国田径竞标赛的女子400米总决赛中，夺得冠亚军的两名女队员廖梦雪和童曾欢引起国际上体育圈内外的狂热讨论——这两位女选手的长相实在太像男选手了。

除了外表之外，廖梦雪的声音也稍显低沉、中性。于是舆论中充满了质疑，中国女子田径运动员难道是男儿身？韩国媒体甚至大喊“中国体育无性别”，表示强烈的嘲讽。

廖梦雪（左）与童曾欢（右）

其实中国田径协会已经出面证实，两名运动员确实是女性。而就在今年5月，她们还在卡塔尔首都参加了国际田联钻石联赛，难道说卡塔尔方面的检测也在偏袒中国？质疑不攻自破。

实际上，确保公平公正的国际体育赛事中，性别鉴定已经在生物医学等技术的运用下得到完善，方法已经不是脱裤子检查身体特征那么简单。如何鉴别性别异常者？变性人又应该按哪个性别参赛？一切都有科学严谨的公平考究。

而一些无良媒体仅凭电视屏幕上的外表特征，就做出草率评判， 这不仅伤害了运动员本身的尊严，也是否定了国际体育组织近一个世纪以来，为性别鉴定所做出的科学改革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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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性别鉴定，首先映入脑海的方法应该就是观察身体性别特征了吧，最早期体育赛事中的性别鉴定也是这样的。运动员们集体赤裸排列，让鉴定医生肉眼观察身体特征。

早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就出现了和廖梦雪、童曾欢两人如出一辙的性别质疑。在女子100米田径比赛中，美国选手海伦·斯蒂芬斯获得了冠军。而这场比赛中的第二名，来自波兰的斯特拉·沃尔什沦为她的手下败将，她对海伦的真实性别产生质疑。斯特拉向国际田联（IAFF）提出验证海伦性别的要求。

海伦·斯蒂芬斯

这是国际体育赛事上第一次对运动员进行性别测试。 奥委会对海伦通过直观的目测法鉴定，也就是让她脱光衣服，检查性别特征。结果证明海伦的确是女性，斯特拉的质疑不成立。

然而出人意外的是，举报者斯特拉的相貌反而比海伦还要中性化。 因为当时没有人对斯特拉的性别有疑问，所以奥委会也没有对斯特拉进行性别检测。直到44年后斯特拉的逝世，才让完整的真相浮出水面。

1980年，斯特拉不幸地遭遇了一场抢劫，被劫匪枪杀，而她的尸检却令人震惊。原来斯特拉具有一个微小、但无功能的男性器官；而“她”的细胞显示的性染色体类型也有问题，部分携带着XY染色体，部分只有一个X染色体，这说明胚胎细胞分裂错误，导致了镶嵌现象。而不应该出现在女性赛场上的，反而应该是斯特拉。

斯特拉·沃尔什（右）与海伦·斯蒂芬斯（左）

1936年奥运会中，还有一名德国跳高运动员，多拉·拉简也存在性别质疑。她当时在女子跳高项目上取得第四名的成绩，两年后她在另一场赛事中刷新了女子跳高记录，但几天后她却被偶然揭露了性别问题。在返回德国的火车上，有人报警举报她是打扮成女人的男人。

警方介入调查才发现，多拉出生时就被助产士误当成女孩子，家人从小用养育女孩子的方式养育多拉。而原因在于多拉雌雄同体的怪异身体特征，这种情况下的性器官是不能发挥性功能的。所以其实多拉不是女性，也不能算是男性，她是双性人。

然而多拉无论如何也不想当男人。于是她只能隐藏身体特征，避免露出裸体，以女性的身份参加比赛。直到尴尬的性别身份被揭露，她赢得的奖牌被悉数没收，名字也从记录中被删除了。

多拉·拉简

接连几起性别纠纷让体育界意识到其中存在的争议，于是1966年，国际田联增加了性别鉴定步骤，两年后国际奥委会也紧跟其后。运动员在医生面前集体全裸列队，医生粗糙地通过肉眼观看鉴定性别。

方法虽然直观、简单，但这种方式也引起了人们心理上的反感，被批判为不文明、不道德。而当复杂的情况出现，性别鉴定也就难以作出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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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话说得好，人类的性别差异本质上只存在于肉体。男性的XY与女性的XX染色体决定了人类发育出不一样的性特征。于是1967年，国际田联引入染色体测试来鉴定性别，一年后国际奥委会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

染色体测试操作简单，只需要从运动员口腔内取一些组织涂片，然后用显微镜检查其中是否存在巴氏小体。巴氏小体是哺乳动物的体细胞核中，除了一条X染色体之外，其余X染色体会浓缩形成直径大约1微米的染色质体。这其实是在细胞分裂周期中，大部分染色质没达到同步的螺旋化现象。

男性只有一条X染色体，所以男性细胞核中没有巴氏小体；女性有两条X染色体，所以存在一个巴氏小体。经过对染色体染色，巴氏小体会呈现更深的颜色，观察也就显而易见了。

然而，在推出染色体检测的那一年，一位波兰女运动员就无法通过性别鉴定。 她的染色体结果显示“无巴氏小体”，也就是说“她”被判定为男性。

其实她的确是一名女性，只是患上了罕见的特纳氏综合征。 这是一种染色体异常疾病，X染色体部分或完全缺失，导致染色体组成不是常人的44+XX，而是44+X。于是，显微镜观察下自然不会出现巴氏小体。最终遵循鉴定结果，这名女运动员终身被禁止参加奥运会和职业体育比赛。

人们逐渐发现，染色体检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盲点。除了患特纳氏综合征的女性没有巴氏小体的异常情况之外，患有克氏综合征的男性性染色体为XXY，却能检测出一个巴氏小体；患有雄性激素不敏感症的运动员，体内含有XY性染色体，但无法正常分泌雄性激素，也被拒之赛场之外。

Y染色体上有一段决定性别的区域基因，SRY基因。这段基因虽然通常位于Y染色体上，但极少数情况下也会转移到X染色体上发挥作用。这样一来，即使性染色体是XX的胎儿也会发育成男性；同样，如果Y染色体上的SRY基因失效，性染色体为XY的胎儿也会发育成女性。这就绕开了染色体异常的情况，直接根据基因情况判断其后续的表达。

取用被检测者的微量DNA，在一个小时内就能扩增得到大量的拷贝，这时只需要检测性染色体上是否存在SRY基因，就完成了性别鉴定。由于价格低廉、步骤简便、可靠，PCR鉴定法后来成为主流的鉴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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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的性别鉴定几乎都是针对女装大佬，因为根本不会有女性想去挑战男性对手，上演鸡蛋碰石头的戏码。而男性参加女性比赛项目被视为不公平，主要是因为正常两性体内的睾酮含量差异巨大。

睾酮是主要的雄性激素，男性体内90%的睾酮都通过睾丸间质细胞分泌，它促进男性性器官成熟等第二特征的发育。

而睾酮的本质其实是助长蛋白质的合成，所以睾酮还能促进肌肉和力量的增长，增强骨骼成熟，这对于运动员来说是极大的优势。

女性虽然没有睾丸，但卵巢间质细胞、肾上腺也能分泌出少量，大约只有男性分泌量的1/10。

南非800米选手卡斯特·塞门亚，因为是睾酮分泌水平过高的女性，因而被要求接受激素治疗

从某种程度看，在竞技场上，雄性激素成了运动员的“力量值”，而男性的值域明显比女性更高。所以，人们极力抵制男性参加女性赛事。

而激素检测，也成为了性别鉴定中的一项辅助方法。其实它更主要的，是作为检测运动员是否服用激素类药物的鉴定手段。

迄今为止，体育赛场上几乎每一种鉴定方法都存在缺陷。而只有综合多种鉴定方法，才能降低误判率。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就成立了“性别鉴定试验中心”，结合了临床、性激素、基因、染色体多项检测方式进行性别鉴定。全面的性别鉴定方式，才为现在的国际赛场提供了更公平的赛制基础。

其实如今在严格的鉴定手段下，男扮女装的男选手混入女性赛事已经是不可能的，而真正处于尴尬地位的，是除了男性和女性之外的性别异常群体。 从体育竞赛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应该有权利参加比赛。在鉴定性别之后，如何安置这些运动员又成了一项难题。

在性别鉴定方法不断更替的过程中，最难准确判定性别的，也恰好是性别异常者。他们性别模糊，有些人明明认定自己是女性，却无法参加女性赛场。

2003年，国际奥委会制定了一项斯德哥尔摩性别分类共识，就向这部分群体宽容地打开了一扇门。

共识规定，允许双性或跨性别者参加奥运赛事。而条件是，在参赛前两年需要接受性激素治疗和变性手术。也就是在赛前可以通过手术，明确自己成为男性或女性，这样就可以通过性别鉴定，参加比赛。

2016年国际奥委会再次制定共识，不符合女子比赛资格的跨性别运动员，不一定非要做变性手术，TA们可以选择参加男子比赛。改革后的共识显得更具人性化，不再把性别对立为只有男性和女性的两性局面，也对跨性别者更大的包容。

只要有竞技体育，就有人们对于公平的向往，由此衍生出近一个世纪的性别鉴定变革。同时，科学技术也在不断发展，这为体育赛事提供了更公平的鉴定举措。

在日渐精细化的鉴定手段下，鉴定中出现的问题也已经不再是非男即女两个向度的困扰。 体育赛场上的性别判定以公平竞技为标准，可是如果阳刚的面孔、性别特征、染色体、激素这些都不能断定性别，那性别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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