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足难饭饱——历史上为节粮而产生的禁酒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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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天吃饭，看地活人。

中国人常说生活要酒足饭饱，饮酒要饮陈年佳酿，品食要品野味珍馐。但是在古代以及兵荒马乱的近代，酒足饭饱没办法同时实现，历代政府为了丰裕粮仓、节省粮食而频频发布禁酒令。本文将带领各位了解过去的禁酒令是为何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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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酒的起源

关于酒，《淮南子》曾记载 : “ 清醠之美 , 始于耒耜 。”可见古代时期，我们中国人就将制酒与农业产粮挂钩。由于我国是农业国，所以我们很早就将粮食酿酒发挥得淋漓尽致，还诞生了与酒有关的官职——酒正。

《周礼·天官下》曰：“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齐之名：一曰泛齐，二曰醴齐，三曰盎齐，四曰缇齐，五曰沉齐。”

但我们可能不知道，正是在产生“酒官”的周朝，相应地也诞生了最早的禁酒令，而这禁酒令，与粮食紧密相连。

《史记·殷本纪》载 ：“好酒淫乐，嬖于妇人。”这是形容商纣王的，周朝禁酒一是为了杜绝殷商的放纵之风，二是为了减少粮食浪费。

周初，由于战事连连，使得粮食消耗巨大，而酿酒需要耗费大量的粮食。当时酿酒的原料主要以黍、稷、稻、麦、菽等粮为主，连年的战乱使得劳动人口减少，产量锐减，周朝不得不推行禁酒。这一因粮禁酒的措施，日后在历朝历代都成为了“习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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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与三国:民饥战乱引禁酒

时至两汉，每逢大旱大雨时，朝廷都实行禁酒令，其目的是为了禁止粮食浪费。另一方面，汉武帝时，桑弘羊提出榷酤政策，由国家进行酿酒与售卖。这也是为了加强国家对粮食使用的控制。

《汉书·食货志》记载:“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国家希望打压商品经济，防止民众只顾酿酒从商，不顾农耕，使得国家粮食减少，进而爆发荒灾。而阅遍《后汉书》，经常会出现“饥”字，正是因为东汉末期，年年歉收，饥荒频发，导致朝廷不得不一直加强禁酒令。

那么酿酒是否真与饥荒和粮食短缺有关联呢？

以当时酿酒用粮的情况来看。三国时期的如淳注释的《汉书 · 平当传》中载: “ 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上尊 ，稷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中尊 , 粟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下尊 。” 即一份粮食只能酿出同等体积的好酒 。质量差的酒 , 则 “ 一酿用粗米二斛 , 曲一斛 , 得成酒六斛六斗 ”，即一份粮食可酿出两份的酒 。但汉代酒的度数并不高 , 普通人可饮数升而不醉 , 汉一升约合今天的半市斤 , 如果一次饮酒数升 , 则等于喝掉数斤粮食。倘若这些酿酒用的粮食节约出来，确实能救济许多灾民，这也是汉朝每逢灾年必禁酒的原因。

三国时，曾因禁酒而闹出过“黄色笑话”，《三国志·简雍传》载:“时天旱禁酒，酿者有刑。吏于人家索得酿具，论者欲令与作酒者同罚。雍与先主游观，见一男女行道，谓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缚？’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对曰：“彼有其具，与欲酿者同。’”

同样的，曹操也因年饥兵兴，粮食短缺而禁酒，但他此举引发了争论，孔融上疏讽刺道:“夫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先千锺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最后，曹操为了贯彻禁酒令，暗示御史大夫将孔融罢免。

由此可见，两汉与三国，多因战乱民饥而不让民众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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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依时而定，转酒为税

两汉三国久经战乱，不得不禁酒，而唐宋则不同，唐宋时是为了国家恢复生产，休养生息，而开始有规律的禁酒。

唐朝立国之初就推行了禁酒政策 ，《新唐书》记载:“以谷贵禁关内屠酤。”这一句话记述的是唐高祖武德二年的禁酒令。这时的唐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粮价高涨，唐高祖不得不下此禁令。

除此之外，唐朝时，中国已经出现蒸馏酒，酒精度数不断升高，这使得酿酒需要更多的粮食。

由于酿酒会导致粮食减少，所以唐朝从高祖到太宗，都一直维持着禁酒令，而这一局面，直到安史之乱后才被打破。

《通典》载:“大唐广德二年十二月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除此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断。大历六年二月，量定三等，逐月税钱，并充布绢进奉。建中三年制，禁人酤酒，官司置店自酤，收利以助军费。”

安史之乱后，国家财政崩溃，无处收税，但朝廷发现酒税有利可图，可以成为财政来源，于是便由全面禁酒，改成允许官方酿酒，收取费用，补贴军队。

酒罐   

与唐朝相比，宋朝时的禁酒更多的是为了牟利。宋朝由于酿酒技术进一步发展，制酒业发展迅速，朝廷把它作为一大财源。但奇怪的是，宋朝仍然禁酒。

当然，此时的禁酒，与唐朝初因粮而禁不同，宋朝时禁酒是禁止购买民间所酿之酒，因为民间酿制的酒销量高，则会导致官酿的酒销路被断。所以宋朝为了保护这个能养兵供政的产业，开始大肆禁止民间酿酒。同时，也加大了官营酒业的生产。

虽然宋朝加大了官营酿酒力度，但朝廷在获得酒利时也担心酿酒会导致粮食浪费与短缺。“诸州官酿 , 所费谷麦 , 准常籴以给 , 不得用仓储 。”用于备荒养兵的仓粮一般是不会拿来酿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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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北三朝与元朝:知牧不识粟，禁酒为存粮

 辽兴宗时曾下诏说: “朕早岁习稼穑,力办者广务耕耘,罕闻输纳,家贫者全亏种植,多至流亡,宜通检括,普为均平,禁诸职官不得擅造酒糜谷。”同样的，日后金朝统治者也是三令五申不准私自酿酒，因为他们担心酿酒会引起粮食短缺。

这其实是因为北方粮食生长周期长于南方，农业收成也远不如南方，且游牧渔猎民族不通农耕，故塞北三朝统治者通常选择禁酿酒。但他们和唐朝一样，会在粮食丰收时节，允许官方酿酒，以便收取酒利。

待元朝一统江山时，统治者发现自己的农业经济远远不及宋朝发达，没法提升生产力，那就只能减少材料使用了，于是在粮食危机频频发生的元朝，时常有禁酒令。

当时翰林院的耶律铸 、姚枢、王磐 、窦等曾上书说 : “足食之道，惟在节用，糜谷之多，无逾醒酸曲案⋯⋯ 宜一切禁之。” 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这个建议，颁布禁酒令。

忽必烈

不止是忽必烈，每一位元朝皇帝都颁布过禁酒令，元史中经常会出现“禁酿”和“岁饥”两个词，所以禁酒令一直贯穿元朝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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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禁酒:从源头禁酒

明朝建立之初，就推行禁酒。据《续文献通考》载：“洪武初，以民间多造酒，费米麦，故行禁酒令。令禁农民种糯米，以塞造酒之源，令五谷丰积，以平其价。养民乐生，此其禁酒之方针也，此种精神明代永保持之。”可以看出来，明初禁酒是由于造酒浪费粮食，而其禁酒的方法则十分奇特，是直接禁种糯米，从原料开始禁止，使得农民只能多种其它谷物 , 间接地充实了粮仓。

但是，随着明朝制度僵化，外加对地方控制力的下降，到后来，禁酒令越来越被忽视，民间私酿愈发频繁，仅淮安一府岁耗于酒曲之麦就达百万石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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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禁酒:一波三折，由严到松

清朝的禁酒始于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康熙发现民间大肆酿酒而导致粮食浪费，为此，康熙提出“酒乃无益之物”，每逢歉收时节就重申这一观点。

起初，康熙对奉天下达禁酒令，严禁烧锅。康熙三十年和三十二年又再次发布禁令 ，禁止直隶一省及顺、永、保、河四府之地烧锅。但是这也波及了许多无灾之地，有些粮食富余的地方由于这项禁令，也使得本地烧锅行为被禁。

康熙

雍正继承了康熙的政策，而且愈加严厉，原本能烧锅酿酒的地方，也全部被禁止，而且有意向全国推广。但雍正不敢使用过于激进的手段，他打算循序渐进。

他强调的是“若禁止不致累民，则禁止为便”，因为他也担心对地方酿酒过于压制，会导致贪官污吏趁机获利，所以雍正相较于康熙，更加注重实际，而不只是口号。

乾隆登基后，也像他的父亲一样，大力推行禁酒令，但他没有父亲那样的深谋远虑，他推行的禁酒令过于理想主义，而且一刀切。

​乾隆皇帝于乾隆元年下令，禁止北方五省民间酿酒，他认为与其在饥荒时禁，不如禁于未饥之前，存粮于仓。如果禁酒 ，北方五省一年可多千万余石米谷， 这样看来禁酒有利无弊 。因此乾隆认为北方五省应该永远禁止酿酒。

但是，在禁酒令颁布后的第十天，刑部尚书孙嘉淦立刻上疏反对，他认为在丰收之年应该解除禁酒令，允许百姓酿酒售卖，在歉收之年严禁，而不是一味地“永禁”。

针对孙嘉淦的观点，王大臣又提出反对，认为应该要禁酿以裕粮。

同时，各地督抚也上疏表示不应该严禁，应该要有变通，他们认为在丰收之年就应该开放烧锅，而王大臣眼见禁酒不成，打算改成禁曲，从源头打击，在长达半年的争论后，乾隆下达指令，不仅要禁酒，还要禁制酒曲。

根据一些专家的论文，可以看出，乾隆二年十月至咸丰三年六月，是清朝禁酒禁曲最全面、最严格的时期。在乾隆二年开始，各地已经陆续开始禁酒禁曲，无论此年是丰是歉。

以河南为例，当地是全国较大的踩曲之地，而当地巡抚尹会一是较早提倡禁曲的，所以河南当地的制曲业遭到了很大的打击。除此之外，诸如烟草等经济作物也莫名其妙受到波及，不准种植。

而且，为了加大打击力度，还提出连坐制，凡是有包庇和私运烧酒的，从保长到车户等运送者，一并处罚。

不仅仅是河南开始严打，两江也是踩曲仅次于河南的地区 ，执行程度也逐步变严。江苏巡抚杨永斌下令将制酒工具一并拆毁。由于禁酒从北方五省扩大到全国，导致汾酒的制造也受到影响。

在禁酒令严行期间，孙嘉淦再次上疏，请求废除禁酒令，但这次各地巡抚一反常态，他们表示拥护禁酒令，而且认为要严禁踩曲盈利，但可以普通家庭自用自踩。乾隆这次对孙嘉淦也进行了贬斥。

在统一完意见后，乾隆再次要求厉行禁酒，而且要求各地必须把禁酒所节约的粮食收集起来，上交国库。

时间到了咸丰三年，此时的户部上疏表示应该解禁，这时国家也已经不再着眼于粮食储备，而是更需要大量的资金来镇压各地暴乱，酒税则是一大来源，在清政府眼中，解禁酿酒不是为利民，而是为了利朝廷。

自此，持续了160多年的禁酒禁曲终于因财政危机而废除。日后虽然还有人再提禁酒，但也只持续较短的时间，按照专家们的研究来看，差不多每十年一次。这前前后后，禁酒令改来改去，可谓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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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禁酒实属无奈

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并没有迎来独立富强，随之而来的是军阀混战，连年的的战争之后，中华大地已经满目疮痍。这一时期，中国的禁酒令实属无奈，因为此时中国已经真的缺粮了，即使是四川这个天府之国，也很难供应当地老百姓日常的饮食。

兵 、匪 、水 、旱 、歉 、疫等灾频年蹂躏中华大地 ，几乎每个地方都是十室九空 ，这就是民国时期的真实写照。

面对这个局面，国民政府只能选择开源节流，开源即从欧美等国进口粮食，但当时国民政府财政崩溃，进口的粮食完全是杯水车薪。这时，只能更注重节流，以禁酒的方式，节约粮食。

《贵州社会科学》中曾记载广东在民国时期的酿酒情况，当时广东酿酒每日所耗费的粮食达十余万斤，这足够十余万人一日的口粮。

到了抗战军兴，禁酒令更加严厉，1939年贵州省政府制定《贵州省禁止酿酒熬糖办法》，全省各县一律禁止使用米、麦、包谷三种粮食酿酒或熬糖，酿酒熬糖的器具全部被没收，凡是违规，将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0元以下罚金。

不仅仅是贵州如此严苛，福建当地政府也曾制定过《战时福建省禁酒暂行办法》，此《办法》规定了当地居民须将酒与酒曲向机关登记，商店的库存酒须两个月内就地销售完，而医用酒精则必须由政府统一购售。

这番严苛的禁酒实乃无奈之举，中国当时不仅缺钱缺粮，而且缺少完善的工业体系，即使是用来代替燃料的酒精，在中国也只能使用烧酒来提纯，这样导致国家需要投入大量的粮食来转换成酒精，国民政府只能选择这种极端的方法。

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不大，所以各地的禁酒令经常与中央不同，而且朝令夕改，持续性不高。

有的时候，甚至连中央管辖之地也存在着偷偷饮酒作乐的情况。

在当时的广东、贵州，乃至重庆，都存在着整瓶酒的销售。广东当时虽禁酒，但饭馆中常见“呼白开水者”，原来，在当时的广东，白开水就是酒的代号，倘若直接说要酒，侍者会直接忽略你。在重庆也存在着酒馆，它们被称为冷酒店，只能喝酒，就着豆干等素食吃。

叶圣陶到了重庆后，发现当地开着许多假茶馆，其真实作用是销售各种酒。面对这一尴尬的情况，王新命坦言：“禁者国法，饮者人情。”一语道破了当时国民政府禁酒令的影响力不足以与人治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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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百禁皆因粮，中国虽然自古是酿酒与饮酒大国，但背后的禁酒令饱含农业国的艰辛，靠天吃饭，看地活人，使得吃饱与喝足之间一直无法兼得，只能取一平衡点，这一局面，也只能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才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