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秋：民国时期的工业就是这样走入没落

如你所见，标题图上是一个人在操作一台机器，非常简陋的一个工厂，这个工厂是生产铅笔的，这种级别的工厂在今天的江浙地区遍地都是，而如此简陋的一个工厂，居然成为一个新闻，登载在1935年《汗血周刊》第五卷第18期上。

　　这就是民国时期的工业。

　　某人在《1919年，全中国知识分子达成了一个最大的共识》提到了民族工业当时起不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关税过低，当时的中国海关由英国人把持，在民国后期又有美国人把持，低关税造成了列强在中国的倾销。

　　那么某人说的对不对呢?他说的是对的，但是只说对了一部分。

这是登载在1934年第45期《人民评论(北平1933)》上的一片社论，标题为《贸易入超与中国民族工业之前途》

　　社论如下：

　　【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年年贸易入超的债务国，这每年大量的贸易逆差并不表示国民一般消费力之提高，反之，它是表示了民族工业之绝对的停滞和衰落。

　　我们知道，中国贸易入超之形成，其原因至少有下列数项：

　　第一，关税不能自主，无法增加保护税率(由1842年至1930年，完全受了帝国主义列强协定关税的宰制)1930年以后，虽然表面上已经改订关税，而在所谓的互惠税率的原则之下，仍然不能尽保护贸易之效能，而只是一种变相的关税协定。

　　第二，由民元至现在，国内军阀混战循环不息，苛捐杂税之剥削重重，使农村经济急剧的崩溃，而一般农民购买力之降低，既不能为民族工业打开销场，同时原料产品输出之锐减，尤足加强对外贸易之逆势。

　　第三，1929年以后，世界经济恐慌之深刻化和尖锐化，使各帝国主义列强，一方面无限提高关税壁垒，限制或禁止外货输入，实行管制汇兑与输入分配制，造成了国际贸易之绝大障碍，另一方面又对国外(尤其对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实行探并政策，其倾销过剩商品，有时不惜降低在生产成本之下，而以国内之独占价格弥补其损失，这又使得工业落后国的贸易，很少发展的余地。

　　第四，依据中日条约的规定，外人有自由在华设厂之特权，故英日等国转移其商品生产于中国内地，其资本之雄厚足以压倒我国的民族工业，1935年5月，我国虽然宣布实行新税则，但外人的投资设厂政策，大可避免关税而增大他们夺取市场的力量。

　　有了上述四种原因，故中国民族工业之生产品，在国内市场既不能畅销，在国际市场上，又必然会遭受竞争的惨败，换言之，即与年俱增的贸易入超，已不能不随新兴民族工业之停止与衰落而达到可惊的庞大数字。】

　　白话文，想必大家也看得懂，从1934年《人民评论》的记载，关税不能自主，军阀混战，世界经济危机，以及外人自由设厂特权，压制了民族工业，说的很清楚，我就不多重复了。

　　而实际上当我仔细在考察民国时期的工业，似乎还不止，1935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申新第七厂被拍卖了。

　　这个时间被登载在1935年《纺织周刊》第五卷第七期，原图如下：

这个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呢?

　　在东北丧失了以后，国内市场越来越窄，当时的民族工业主要掌握在几个大佬手里，比如说荣氏集团，荣宗敬，荣德生之类的，这个申新七厂，就是属于荣宗敬产业下的，1932年爆发的经济危机重创了整个世界，当时的荣宗敬开的申新新纱厂向英国汇丰银行贷款了300万元，然而最后周转不灵，最后被英国汇丰银行拍卖掉申新七厂用来抵债。

　　当时的荣氏集团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汇丰银行拍卖的申新七厂，最后被日本人以最低价买走。

　　实际上类似于荣氏集团这种事情在民国时期比比皆是，由于金融业被外商把控，而工业显然是需要融资的，巨多的民族工业都因为融资困难最终破产，中国银行业对于民族工业支持力度极低，全国一共也没有几家银行，贷款条件苛刻，大多数需要工厂作为抵押，利率打底都是10%以上，有的高达30%。

　　而当时民族企业的投机性问题也不可小视，由于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国家统一规划，很多民族工业投资者都有一种投机心理，市场好的时候纷纷投资，危机来的时候纷纷撤资，导致企业根本无法正常运转。

　　而当时的民族工业又普遍是家族制企业，没有充分的公司化，荣氏集团的两兄弟控股70%，火柴大王刘鸿生对他的火柴公司控股80%以上，表面上的股份制实际上是百分之百的家族制，社会化融资极低，还不利于引进外来的管理和先进的技术。

　　以这个申新工厂为例，公司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文场，主要是人事，记账，发公司，类似于今天的人事部和财务部，一部分为武场，主要负责装机，试验等技术部分。这种设置最后造成了武场总工头握有实权，原料采购和工人聘用几乎都由武场决定，招工任用亲信，打骂工人，克扣工资成了平常事。

　　荣宗敬曾经想对企业进行改革，增加技术人员，但是居然被武场总工头煽动工人殴打技术员，导致企业停工。

　　申新七厂在拍卖之前，其实媒体已经呼吁挽救这家代表民族工业的公司，荣氏兄弟向政府申请援助，当时的政府并没有给予援助，而是想收回国有，在各团体急电政院申请其他办法的时候，汪精卫一通电报，导致工厂被拍卖。

　　同时当时的中国的银行业基本上是袖手旁观，而有钱的大富豪宁愿把钱存到外商银行，也不肯伸出援手，媒体三番四次呼吁一点用都没有。

　　某人提到了当时的关税问题，实际上当时民国的民族工业起不来，远不止一个关税问题，关税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当整个国家处于一种消极麻木的状态，仅靠几个资本家就妄想撑起一片天，是断然不可能的。

　　即便是当时中国人能够掌控关税，可是如果外国金融业能够自由在华开银行，外国的商人可以自由入华办厂，民族工业依然是被压抑的状态，就如同1934年和1935年的评论那样，民国时期的民族工业问题多多，恐怕不是一个关税就能说的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