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男导演：太多男人在做电影了 中国女制片人：最头疼男生太少女生太多

“已经有太多男人在做电影了。”

“我作为制片人最头疼的是男生太少，女生太多。”

说第一句话的是，英国纪录片制片人、导演尼克▪弗雷泽。

说第二句话的是，纪录片《本草中华》的总制片人韩芸。

在12日上午的白玉兰电视论坛里，这两位在纪录片领域工作的同行却说了两句截然相反的话。

尼克▪弗雷泽作为纪录片制片人、导演已经从业超过30年。2016年之前，他在BBC干了17年，留下了纪录片栏目Storyville。2016年之后，他创立了纪录片视频点播订阅平台Yaddo。

从电视媒体到新媒体，这位拿过了艾美奖、奥斯卡、圣丹斯、IDFA等国际奖项的男导演说到纪录片的新发展时提到：“这很重要的是，我们有很多新的电影人是更年轻的女性，已经有太多男人在做电影了。”

然而，在弗雷泽之后上台交流的5位中国嘉宾里，3位导演都是女性，剩下的2位男性反而是视频网站纪录片中心的总监。

论坛主持人，同时也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实频道总监干超直言：“我在想男导演去干什么了？我看，男导演要不去做评委，要不就像台上的三位去做总监了。大家都不拍片子了。”

纪录片《本草中华》的总制片人韩芸甚至诉苦：“我作为制片人最头疼的是男生太少，女生太多。整个团队当中，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女性。”

有很多艰苦的拍摄工作都是女导演带队去做的，比如在藏区找冬虫夏草。

“我们看到有两个藏族的孩子在爬冰卧雪，其实这个镜头是去找冬虫夏草，我们是一个88年的女性导演带着团队去找。在找的过程中其实因为生态的退化，保护的不力很多的原因，这个虫草其实已经在低海拔的地方很难找到，只能在一个非常高的海拔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才有可能挖到天然虫草。”

当地的向导在出发前提醒，这一路可能会非常危险，大自然的威胁无处不在。

“果不其然，在我们准备要挖虫草的200米开外碰到了棕熊，当时的向导马上跟我的团队说，你们给我趴下，就是原地趴下，一定要装作一动不动完全没有气息的，所有的人都吓傻了，当时没有办法只能听向导的意思，所有人都趴下完全不动，就静静地等待棕熊慢慢离开。”

韩芸的团队在挑战自然的困境，马志丹的团队则在时间的维度里求真。

1984年7月，马志丹报考广东电视台文艺编导被成功录取。“当时录取的一共有5人，其中4人是大学在职青年教师，他们都嫌工资太低，放弃了。”马志丹2017年在接受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采访时这样回忆自己电视人生的起点。

马志丹 图自南方都市报

在拍摄纪录片这件事情上，马志丹非常舍得花时间。

“我们拍一个选题通常跨度3年，持续地拍，不定期地进入，这样才能厚积而锐利地发。每个情节在快速地转换，每一个情节的时空都不同，充分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跨时空。语言、情节、人物有机连接，之间的关联度是非常紧密的，在剧本和剪辑上是下了狠功夫的，直到播出之前的3个小时，我们都一直在修改节目。”

但马志丹差一点失去自己的时间。

她的颈部有一道长长的疤痕，那是两次甲状腺癌手术之后留下的印记。

在医院动手术的时候，为了保证脑部神经思维不受影响，保证声带不受破坏，可以继续工作，马志丹选择了局部麻醉而非通常的全身麻醉，就这样扛过了两次手术。

“那恐惧真的像水一样漫过你”马志丹这样跟媒意见的记者形容，但最后她依然从病床走回到了拍摄现场。只是脖子上多了条围巾，遮挡住了伤口。

长期做文物纪录片的徐欢，似乎看起来无需风吹日晒。

但是，5分钟一集的《如果国宝会说话》，文稿却要打磨大半年。

100件文物是从近百家博物馆和考古研究所、50余处考古遗址的380多万件文物中挑出来的。

白天拍摄影响博物馆正常开放，那就通宵拍摄，从晚上一直拍到第二天清晨四五点。

为了文物安全，拍摄组成员不能接触文物。那就把博物馆的安保人员、展厅工作人员、专家，甚至电工，都请到拍摄现场。

文物的玻璃罩不能动，但是拍起来有反光，那就全部黑布围上，让镜头从洞里伸出去贴近了拍。

所有的琐碎小事都是为了与文物更多一点亲近，拍得近了，才能看得近了。

徐欢 图自新华网

这是徐欢与文物相处的默契。

韩芸、马志丹、徐欢，她们是女导演，也是导演。

2013年第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女性• 导演•纪录片》主题交流活动上徐欢曾说过，在纪录片拍摄时，没有男女性导演的概念，女性同样需要付出与男性导演一样的体力。

张艾嘉在自己的随笔《轻描淡写》中写道：“无论是哪一种方式，我们最后都善用自己的能力把故事说了出来，所以真的要分男导演、女导演吗？”

毕竟，对于导演而言，讲好故事是最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