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者:像担忧中国崛起一样,担忧俄罗斯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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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哈佛大学教授,《美国世纪结束了吗》作者

克里姆林宫连交好运。在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的领导下,俄罗斯在叙利亚取代了美国,在东乌克兰继续介入,不久前还在索契主办了一个非洲峰会。但表象可以有欺骗性。确实,俄罗斯仍然保有与美国同等规模的庞大核武库,并且在2008年对格鲁吉亚、在2014年对乌克兰有效地使用了武力。它提供军事援助以挽救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同时利用网络手段干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选举。然而俄罗斯在国际上只是一个搅局者,在冒险主义的背后它是一个衰落的国家。

1959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曾经很出名地吹嘘说,苏联会在1970年或1980年超过美国。相反的是,1991年苏联解体,留下一个明显缩水的俄罗斯,它只有苏联3/4的领土、一半的人口、一半的经济规模和1/3军事人员,它的GDP仅为1.7万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是21万亿美元。1989年苏联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两倍,今天俄罗斯的GDP只是中国的1/7。而且,俄罗斯严重依赖能源出口,高技术产品只占制成品出口的11%(美国占19%)。

虽然语言、历史和劳动力的流动让俄罗斯在临近国家拥有一定的软实力,但却鲜少有其他地方的外国人看俄罗斯的电影,俄罗斯的大学也未进入全球100所顶尖大学。有效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强盗资本家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缺乏能够营造信任的有效监管。公共医疗体系很薄弱,俄罗斯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2岁(男性和女性),比欧洲短5年。联合国人口学家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俄罗斯人口有可能从今天的1.45亿下降到1.21亿。

未来有很多可能性,但此时此刻,俄罗斯是“单一作物经济体”,存在着腐败的机构和严重的人口及健康问题。前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曾经制定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计划,但几乎没有实施,腐败成风也使现代化难之又难。虽然从恢复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来说,普京是一位成功的谋略者,但在解决国家的长期问题方面他却不是娴熟的战略家。

普京成功的战术行动之一是与中国结好。在因为进攻乌克兰而招致西方的制裁之后,普京宣称中国是“我们主要的战略伙伴”。

传统的均势政治可以让人们预料到这种对美国势力的反应。上世纪50年代,中国和苏联就曾联手对付美国。1972年尼克松对中国打开大门后,美中两国也携手限制苏联的势力,这一结盟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结束。1992年,俄罗斯和中国宣布它们的关系是“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变成了“战略伙伴关系”,2001年7月双方签署《友好合作条约》。它们在联合国安理会密切合作,对互联网的国际管制有类似的主张,并利用金砖集团和上合组织等各种外交框架协调立场。如今两国共享非核军事技术,并举行联合军演。

尽管如此,中俄之间的亲密联盟仍存在严重的障碍,这远非战术上的配合所能克服。历史遗留的不信任感仍在。19世纪,没有哪个国家从中国拿走的土地比俄罗斯更多,而且远东地区目前的人口状况——俄罗斯人的数量是600万,边境另一侧的中国人则多达1.2亿——也是莫斯科焦虑的原因之一。

俄罗斯经济的下滑加剧了它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虽然贸易增多,但投资滞后,而且俄罗斯在中国出口市场中仅排在第十位。正如《经济学人》最近的报道所说,俄罗斯担心成为联盟中的小伙伴——它对中国的依赖超过中国对它的依赖。复旦大学的冯玉军就表示,“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与美国的关系。我们不想重复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错误”。

但美国不应该因为俄罗斯的衰落而感到宽慰,并把它当成一个二流大国。毕竟,衰落的大国往往不那么愿意规避风险,就像1914年的奥匈帝国。相比崛起的大国,它们的损失更少。俄罗斯仍对美国构成潜在威胁,很大原因是它拥有足够的摧毁美国的导弹和核弹头。而俄罗斯的相对衰落也使它更不情愿放弃自己的核地位。

即使是衰落的俄罗斯,也还是有巨大的规模,有受过教育的人口、熟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俄罗斯不大可能再度拥有资源来制衡美国的势力,就像二战以后40年里苏联所做的那样。但它留下来的核力量,它的石油、天然气和熟练的网络技术,它与欧洲的邻近和同中国结盟的可能性,都使它有能力给美国制造麻烦,普京对民粹主义的依赖则提供着诱因。衰落的大国与崛起的大国同样值得外交上的关注。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离任后的某个时候,美国必须制定出严肃的对俄战略,这是它现在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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