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故乡之：劳动课

记得在乡下念小学和初中，有一门功课叫劳动课，那是我们是比较喜欢的一门课程。

劳动课是唯一可以吊儿郎当，而不受重罚的一门课程，所以很受欢迎，无论成绩好坏。

劳动课不用死记硬背，不用绞尽脑汁，不用被老师厚厚的竹戒尺打手板——老师用戒尺打手板是有区别对待的，好学生（含女生）打手掌，手掌皮厚肉粗，打下去不那么锥心地疼痛；坏学生打手背，手背皮薄肉嫩，疼痛难忍。劳动课表现不积极，顶多被批评两句或比别人迟一点收工，放学，回家。

劳动课一周有两次，一次有两小时，都安排在下午。也就是说劳动课当天下午，都不用上课，完成了劳动任务，就可以放学回家了。这是我们喜欢劳动课的另一个理由。

小学劳动课很简单， 除了在三月份有两次植树活动外，其他时间基本上是为老师做义工，挖地种菜，除草施肥，收割庄稼。

小学老师基本上是“半边户”——一个很有地方特色的称谓。小学老师娶老婆，对象基本上是农村姑娘。由于老师是吃“皇粮国饷”的，可以从农村姑娘中挑选一个容貌、聪明度、家境都算佼佼者的姑娘做老婆——这也是小时候我们用心读书的一种动力，希望像老师那样，将来有一份体面工作，娶一个漂亮能干的婆娘。

由于农村姑娘没有解决户口问题，“半边户”家里有田有地，村里还照顾村小学老师生活，每个老师都给分了两三分自留地。由于男人在学校教书，“半边户”家里往往只有师娘一个人干活，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忙不过来。已经跳出农门的老师，对体力劳动的观念发生了微妙变化，对干农活从内心开始抵制，所以，有点懒，自己很少下地干活，庄稼蔬菜都要学生们劳动课上关照。所以劳动课上，不愁没事做。

上劳动课，全班男生女生都特别兴奋，系着红领巾，唱着歌，排着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家长一看那阵势，就知道我们又要去做义工了。在我们一周两次的伺候下，老师田地里的蔬菜庄稼长势蓬勃鲜嫩，足够食用，不用到集市上购买。这让农民很不是滋味。因为老师蔬菜好了，他们种的蔬菜就没人要了——老师是为数不多的可能掏钱买农民蔬菜的主儿。更让家长恼火的是，老师的蔬菜正是自家孩子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是自家孩子断了自己的财路。所以，一到劳动课，得知自家孩子给老师种菜去了，家长很是火冒三丈，但又不敢拿老师怎样，只有把怒气撒在孩子身上，待孩子放学回来，凶巴巴地一顿莫名其妙的臭骂，骂得孩子委屈得用一双还没来得及清洗的脏手直抹眼泪。

记得父母骂我的那句话就是：你要不要吃油啦？你要不要吃盐啦？家里经常用卖给老师蔬菜换来的钱来买油买盐。但骂归骂，一到劳动课，我们就好了伤疤忘了疼，兴高采烈，在老师面前争相表现，特别那些成绩好和成绩差的。这两种人被老师特别注意。成绩好的，在劳动课上更是不甘人后，希望更上一层楼，集老师万千宠爱于一身。成绩差的，在其他课堂上，难得被表扬一次，只有通过劳动课上的拼命表现，来改变自身形象，获得老师一两句表扬，满足自己小小的虚荣心。

上了初中，劳动课就复杂多了。随着身体成长初具规模，我们力气比小学时候大多了，可以做更多更大的事情了。除了班级大扫除，当年我们用劳动课成就了两件大事：一是建设校园，二是修了一条把学校与两里地外的马路连接起来的小马路。

学校是全镇的重点初中，是新校园，一切都在建设之中。校园围墙内，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走在上面苦不堪言，尤其是雨天上学，鞋子一天都没干过。校门前的路那时候还是田埂小道。初中三年，在我们一双双小手的经营下，学校完全改变了模样，有路有树，有花有草了，那条田埂小道也变成了机耕道，可以通车了。

在劳动课上权力最大的是班长和劳动委员。我是学习委员，课堂上很风光，一到劳动课就人仰马翻了。记得那时候成绩很好，占用了老师太多褒扬，仅凭这一点，就不自觉地树了很多敌人，特别是班长和劳动委员。劳动课是他们报仇雪恨，出口怨气的大好时机。他们把我和女生分到一组，由我做组长，把最笨重的活分给我们组，让我带领一群娘子军干最笨重的活。这种小聪明有点儿绝，意思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如果干不完，由我一个人扛。但娘子比汉子有良心，人心齐，泰山移。我们组能够做到齐心协力，虽然累，虽然艰苦，最后都能完成任务，屡受老师表扬。这是班长和劳动委员意想不到的，我因此很受女生欢迎，特别是劳动课上与我共过事的女生。记得若干年后邂逅一个初中女同学，我叫她，她一时想不起我的姓名，但很是好感地说：“你不就是我们当年的劳动组长吗？”能这样想起我，这样称呼我，真是叫人感动。人的一生，能否让人记住姓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让别人想起曾经共度的往事。

劳动课前一天，放学的时候开始分工分组，有的拿锄头，有的拿箩筐。第二天清早，上学的路上挤满挑箩掮担的孩子。由于这些农具都是大人用的，我们挑起来，拖到了地上。锄头箩筐是父母用来谋生的工具，是他们的心上肉，仅次于我们在他们心中的份量。所以，让我们拿到学校参加劳动的，都是家里最差的，基本上处于被淘汰的边缘，专门用来让我们应付劳动课，所以，用起来很不方便，还在同学面前很没面子。有时候，趁父母不注意，我们偷偷地拿起好农具就跑。但很快就被父母发现了，他们快马加鞭地赶过来，用旧的把新的换回去，还不忘咬牙切齿地骂一句：败家子！

建设校园是按面积。学校把面积分到各班，班长和劳动委员再分到各组。劳动课大家最积极，上课铃还没响，大家就叽叽喳喳地闹开了。任务一明确，大家呼朋引伴，“哄”的一声跑出教室，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很有当年父母修水库的劲儿和阵势，校园内刹时尘土飞扬，喧嚣盈天。

修路按长度，都是学校门前那条路。为方便孩子上学，很多村队同意匀出部分田土，修建一条校门口连接两里外马路的支路。

无论建设校园还是修路，用的原料都是石头。石头用的是鹅卵石，是从半里之外的小河滩上挑选出来的。把箩筐放在河滩上，一组留两个小女生挑卵石。其他人一箩筐一箩筐地抬石子。当然有些块头大的大力士，就像父辈那样，一人挑一担，走起路来优哉游哉的，让人羡慕不已。这种人劳动课上最受欢迎，大家都希望和他分在一组。但班长和劳动委员早就把他分给了关系户了，没有我们组的份儿。

当然，劳动课上，全班有两个人是甩手掌柜，不用干活，只需指手画脚，那就是班长和劳动委员。大家对他们的意见很大，累得不行了，还要挨批，牙咬得狠狠地响，真想揍他们一顿。有些人看不惯，一语不合就干了起来。只要有一人敢叫板，就会有很多人跟上。在老师面前讲理，证词都是一边倒，班长和劳动委员威风扫地。

卵石挑来后，一块挨一块地铺在校园里或者路面上。由于我们组女生多，任务重，不像其他组那样轻松。但比其他组团结。其他组分工不是按体力，而是按权势，所以越有权势干的活越轻松，蹲在河边拣石头，跑到河里摸鱼虾。而有权势的往往都是块头大，身体好，力气足的，同组其他成员敢怒不敢言。当然看见老师来了，他们就挑起一担卵石，脚下生风，积极表现去了。

我们组只能两个人抬一箩筐。抬的时候，前面的女生换来换去，而我是固定不变的，要自始至终地坚持，因为全组只有我一个男生。而且因为是和女生一起抬卵石，我尽量把箩筐挪到自己这边，让女生承担的分量轻些。所以每次劳动课，我是全班最卖力，受伤害最深的，肩膀红肿难忍，皮都磨破了。更要命的是，每周有两次劳动课。前一次伤还没痊愈，第二次又来了，让人胆战心惊。但我都咬紧牙关挺了下来。

和女生一起做事很愉快，她们从不计较，还挺心疼人，虽然肉体上是吃一点亏，但在精神和情感上却是富足的，女生很维护我。甚至一些朦胧的感情就这样在劳动中破土而出了——尽管只是一枚没有成熟就零落黄泥的青果。

走上文学之路后，很多读者都说从文字之中可以读出来我过于怜香惜玉。对女人的这种怜惜就是当年在劳动课上培养出来的。这种怜香惜玉之情，影响到了我长大后对待女人的态度，与大学时的班上女生，工作后的女同事，关系处理都是很好的。朋友都说我很有女人缘，这都得益于当年的劳动课。

劳动课上，我们干得大汗淋漓，衣服都湿透了。衣服湿透了，女生显山露水的优美曲线就凸显了出来。在后面抬着箩筐，读着女生们开始微妙变化的身体，那是一种享受，让人常常耽于遐思迩想之中，有了一种表达什么的冲动，很多灵感就这样在劳动中喷薄而出。记得自己最初的一些文字，就是劳动课上的结晶。

参加工作后，曾经与几个同班同学一起驱车前往母校。路还是当年我们用勤劳稚嫩的双手垒起来的那条小马路，虽然一路颠簸，却有别样的温馨情怀在心中荡漾。车到什么地方，哪段路是我们当年垒的，不用开窗，都心中有数。校园里绿树成荫，花草遍地，书声朗朗。细看之下，脚下那些整齐的鹅卵石就是我们当年劳动课弄回来的。

一些当年的老师依然健在，只不过当年他正当壮年，就像现在的我们；而如今，他们已经满脸皱纹，满头白霜，也已经不记得我们了，要费很大劲帮他们回忆，才能依稀对上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