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专访导演蒙吉:这次我在澳门赚了一笔

采访/撰文:法兰西胶片

因为一直在等港澳通行证,前阵子办起来有点复杂,效率比往常慢了两天,所以来到澳门国际影展时,已经是这里日程的后半段了。

错过口碑爆炸的开幕片《乔乔兔》,庆幸的是,赶上这届新华语映像单元评审团主席克里斯蒂安·蒙吉的采访。

其实原本是一个群访,九家媒体一起采访蒙吉导演。

但因为时间安排上与另一场群访重叠,最终只有我——第一导演(ID:diyidy)一家媒体、一个人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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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萌极”了的中年人

当时就想,蒙吉老师,会不会“懵急”。

主办方也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情况,于是,群访升级成深度专访,赚了。

但工作人员还是有点紧张,问,你准备的问题,能持续问满40分钟吗?

于是我用美队的口吻回答——我能这样问一天。

扯了半天,蒙吉是谁?好,我们来简单开一下挂。

2007年,他凭《四月三周两天》摘得戛纳金棕榈大奖。2012年,他凭《山之外》拿下戛纳最佳编剧奖。2016年,他凭《毕业会考》再次拿到一座戛纳最佳导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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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吉老师拿到金棕榈时难得的微笑

导演做成这样,还有突破空间吗请问……

当然了,导演做成这样,依然没有多少人认识蒙吉。

《2001太空漫游》上映那年,克里斯蒂安·蒙吉出生在被称为罗马尼亚文化摇篮的雅西,虽然只是一个只有7家电影院而如今一家都没了的小镇,但这有这个国家的第一所大学、第一个科学院、第一座民族剧院。

蒙吉本身就来自中产家庭,父亲从医,妹妹钻研政治,少年时代目睹过苏联巨变,当时他无法得到电影教育的机会,大学学了英文和哲学,后来当过教师,干过报社记者(这段经历让他学会了文学叙事),以此逃避参军,再后来才去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学导演,1998年从国家戏剧和电影大学毕业时,他称自己依然不懂电影,到了2003年,他创办了自己的电影制作公司。

他是罗马尼亚第一位摘得戛纳大奖的导演,被封为罗马尼亚新浪潮旗手,总统亲自给他颁发奖章,但他的那部《四月三周两天》,却是一部揭露罗马尼亚社会问题的电影。

他曾说,任何以极端方式理解宗教的人都一样,他们只关乎意识形态,这是《山之外》。

他也看到,在罗马尼亚,受过训练的聪明人正选择离开它,一个国家的诞生该牺牲多少代人?这是《毕业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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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电影《毕业会考》海报

你要问他的电影是什么样,一个字——面对这么残酷无解的社会我还得忍耐地活着。

身为曾经的半个同行,我知道蒙吉会经常迷茫,知道他会在万千社会选题里发愁,拿不定主意所以他才有时间当评委啊,而且能者多劳,在戛纳,(两次),在马拉喀什,在上海,这次来到澳门。去年他还与欧盟委员会合作,参与了重塑欧洲电影立法的工作,这次采访他也透露到,现在正在计划一周拍一部短片,根据当周的新闻重点来捕捉灵感,最后再把这些短片合并成一部电影。

除了这个新奇的计划之外,他也谈到了当下整个世界的阶级困境与人类焦虑,谈到了一些,他自己无法给出正式答案的终极疑问。

正好,之前很多朋友问我采访时的即时心态是什么,怎么把握采访,这回和蒙吉的交流比较直接,那我就在“编者注”里补充一下这个过程。

真的太喜欢他那年的《四月三周两天》,但真的见到他,却意外发现,他不全是蒙吉,也有点“萌吉”,反正不是萌吉吉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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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开场,最常规的操作,是先从一个客套的话题聊,在大家都“安全”的领域里,你要察觉他的变化,你会发现,蒙吉导演说话时,没有变化,他一定想聊点别的。

第一导演:这次来澳门影展,工作流程大概是什么样?和之前在上影节做评审主席相比呢?

蒙吉:我很开心能够做这次新华语映像的评审团主席,在欧洲要看中国的新电影机会很少,所以第四届澳门影展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见识这么多的中国电影,而且还发现了澳门这样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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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澳门影展现场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有很多不同的电影节、影展,这是件好事,不像某些小的国家,就很难有一个代表国家的、一个国家性的电影节或影展。当然,中国的艺术电影市场还不是很成熟,需要培养。作为艺术片导演,或者说,代表国际电影艺术的导演,我很乐于见到不同的电影项目,在中国不同的地方开展。

不同的艺术电影节针对不同的对象,澳门这个影展它做得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把一些澳门本地的,本来不是有很多艺术电影的观众培养起来,仅仅办了四届的影展活动,已经出现一批愿意来看这些艺术电影的观众。上海电影节跟澳门很不一样,因为上海这地方很大,它专注一些著名的大导演,有著名的大明星。两者都培养了观众,只是做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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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就在刚才回答完问题的那一瞬间,蒙吉导演突然摸了一下跟前桌子上花瓶里的玫瑰花,这个动作潜意识里表达的是,“我是一个真实的人”,于是我就从他的性格问起,记者一定需要感性地问问题。

第一导演:这样,我问得稍微有趣一点,蒙吉导演你给我的印象总是紧缩着眉头,我看到你唯一开心一点的照片可能就是影展手册上你的写真照了,但也不是很开心的样子,我想知道,你平常大部分时间是不是都在思索电影和社会性的东西?可是我刚才看你淘气地摸了摸花,好像在检查这朵花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的真实性格又是什么样的呢?

蒙吉:咱们采访有多长时间?

第一导演:大概有40多分钟吧。

蒙吉:那行。首先,我可能给人的感觉确实比较严肃了一点,也可能我确实如此,但我也有另外一面啊,没那么严肃的、好玩的一面。这一点,我的评审团同事在私下都是看的,哈哈。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你可以在不同的事情上发现有趣的地方,谈话的时候也不要有什么禁忌,什么都可以谈,开玩笑的时候就是开玩笑,但严肃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严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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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的蒙吉即使上了影展手册也紧皱眉头

你问我是不是总是在思考社会性的东西,我平时呢,就很喜欢读一些新闻,一些报道,让自己知道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说老实话,现在看新闻,看这个世界上的新闻,真的不会让你快乐,世界上大部分的事情可能我都笑不出来。

因为要拍电影,所以我会触及到很多社会新闻。在拍的时候,我们知道,拍出来的电影其实是分很多很多层面的,一开始来讲,总是从个人表达的层面出发,我要想达到一种表达,达到一些人性沟通上的东西,那我就要超越我的个人的层面,而这些东西一般都是跟社会有关的。我一旦想拍一些跟人有关系,跟人际关系有关的话题,就总是跟社会、跟社会问题产生碰撞。

我想拍诚实的电影,诚实的电影可以感动所有人(编者注:蒙吉经常在采访中说这句话)。不论我们来自哪一个地区,代表哪一种文化,最终还是差不了多少,还是一样的,而如果电影找到了这种共通性,它可以消除掉地域差异。

最后一点,我刚才摸了摸花,确实是看一下它到底是真的花还是塑料做的假花,因为它看起来很美。我是这样长大的,家里有一个花园,我妈妈种的玫瑰,我从小就很喜欢玫瑰。但是,要说到真的和假的这一块,我们其实在拍电影的时候,有时候会把一些未必那么美好的东西通过电影变成……如果没有真实反应现实,会把现实做一些美化,其实我们电影更重要的一面就是不要把它做一些人为的美化,就像这朵花一样,还是真花比假花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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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话匣子完全打开了,好,那么刚才他提到经常看新闻,这个是和当下产生情绪对接的好时机,来吧,正式开始工作。

第一导演:你刚才说经常会看新闻,我想知道你最近看到的比较受冲击的新闻是什么?

蒙吉:说到新闻和电影的关系,我现在很想做一个这样的电影,或者说,这样一个新的项目,就是拍一个跟之前的电影都不一样东西,把现实发展跟这个项目结合起来。

我很想拍的是,关于每周发生的新闻的短片,每周都要拍,每周拍一个。从每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里找灵感,未必一定要表现出现在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真实,这些短片最后加在一起的话呢,出来的效果可能会挺发人深省的,我希望它能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到底在面对世界的什么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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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记者的蒙吉善于挖掘社会角落问题

举个例子吧,几天前我看到一个新闻,说在纽约的一个艺术拍卖公司,他们拍卖了一件现代艺术品,是一个香蕉,他们把它贴在墙上,这就是一个艺术品了,你知道最后卖了多少,成交价12万美元!这可太荒诞了,我就跟我一个朋友说了这情况,我是在当地的一家卖香蕉的水果店,把这件事作为一个推销他们香蕉的一个营销手段说出来的,真成了一个段子。

还有另一个例子,在我们罗马尼亚,每年要出口好多绵羊到阿拉伯国家,因为那里要吃羊肉的嘛。但最近却发生了一次港口事故,船上装了14000头羊,在运到阿拉伯国家的路上,其实就刚刚出了港口,这船就沉了,14000头羊直接淹死,当时那状况应该是很惨烈很惨烈的。假如是人淹死了,死一个我们可能都会把它当作一个新闻来报道,而这14000头羊,有人在乎吗?我们真的挺残酷的。

还有,你肯定也听说过,现在海洋温度不断升高,每升高一点点,就会造成一个区域的鱼死亡。每次听到类似的新闻,我就会感到很悲观,压力好大,我们小时候常说太阳会衰竭,全球灭亡,可等到太阳衰亡那都是什么年头的事了,但现在你要想到,海洋温度升高它里面的氧气就会减少,鱼就会死,这是正在发生的事,这跟我们小时候听说的“世界末日”比起来,好像已经不远了。不仅仅是鱼,温室效应让威尼斯那边经常发生水灾,对他们当地一些建筑破坏很大,我们如果越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就越觉得,真的很难,说得不好听一点,很难活下去,太多负面了。跟我父母那一代人比起来,我们知道的信息更多,但又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么多事,有时候我都很怀疑是不是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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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温室效应导致威尼斯发水灾的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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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有意思了,蒙吉提到他对于社会负面信息的悲观感,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悲观感,毫无疑问,《小丑》也要问一下,用来引导一个当代终极问题。

第一导演:你刚才说自己会很悲观,那前阵子的《小丑》,在全世界都特别受欢迎,但它是一个重度悲观的电影,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全世界观众会追捧消极?

蒙吉:我还没看过《小丑》,但我跟其他电影人谈过这部片子,从我获得的信息里面,我知道它有一些营销做得相当成功。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怎么样让这么悲观的一部电影全球流行,让全世界的人都想看,这其中的做法让我印象深刻。比如说在放映《小丑》的电影院外面布置一些警察,防止电影院散场后不会发生骚乱,不会发生暴乱,这种做法都很有意思。但,就是因为这种比较激进的营销手段,这股潮流,让我不想看这部电影,至少不想马上去看,等它冷却了以后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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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丑》上映当晚纽约某影院门口停着警车

其实我们看整个电影行业,也经常会因为新闻或者因为新闻媒体喜欢讨论的一些话题,而跟着媒体话题的一个走势去拍一些热门电影。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其中一个热门的话题就是所谓的阶级之间的斗争,不同阶层之间的一些矛盾,你刚才说《小丑》,其实《小偷家族》和《寄生虫》都是类似的主题,都是表现普通人怎么样面对社会的不公,要么去斗争,要么去报复,这三部电影还都在欧洲拿了最高奖。我自己就想尽量避免阶级斗争这个话题,已经有好多人去做了,我还是另辟蹊径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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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这个当代终极问题就是阶级固化的问题,咱们大家都处于固化之中,站在彼此的领域里向外望着,导演会怎么看呢?

第一导演:提到这个阶级固化的主题,我想问导演,你会不会觉得当代的民主、政治、体制已经发展到一个瓶颈期,它不能更先进了,以至于它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才导致一些愤怒情绪,一些极端激进的心态?简单说,你觉得政治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蒙吉:你想问的我都明白,对于一个电影人来讲,现在说这些确实是太复杂了,用一部电影或者几部电影来表达很难做到的。

那从人类历史上来看,其实从来没有过一个完美的体制。但是呢,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历史,用非暴力的形式来解决一些争议,它的效果可能比较好一点。因为它不会破坏到文化、人类的文明。相反,用暴力的形式来解决这个争端,特别是我们经历世界上两次大战,还有50年的冷战,大国争霸……这样的历史,让我们看到,其实要解决问题最好还是用商议、协商的办法。

第一导演:协商肯定是一个特别理想化的办法,但是现在很多情况是,这个协商是中断的,中断的原因是在于他要维护利益核心,这之间有壁垒,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终极矛盾?

蒙吉: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在面对这么复杂的世界,不可能用一个简单的答案来解释所有的东西。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自从有人类以来,我们很自然地就会基于自己的需要,基于自己的一些欲望,来组织、组成自己的利益集团,自己只顾自己的利益,在这个社会上生存。

其实这一点也无所谓好还是坏,它自然而然就是这样的,人性就是这样的。你刚才说底层和中产之间的矛盾,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一种关系,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每个人就是只顾自己的利益,这无所谓对错,只是自然决定而已。

对于民主来讲,其实也不是一定说民主是好还是坏,关键问题是,要想有一个好的民主,你要把教育做好,把人的“自由”那一块做好,关键就是教育和自由这两块。作为当权者来讲,他们应该要有远见,要更大度地来看这些问题,投资在教育,因为教育其实是最终可以导致人类进步的最关键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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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到了这里,这次访谈我基本是满足的,旁边的工作人员也开始提示时间了,所以最后返回来,关照导演自身的领域,包括他的国家。

第一导演:最后一个问题吧,我是从《四月三周两天》这部电影开始认识你的,那时候罗马尼亚没有什么电影市场可言,90%也都是放美国大片。我想知道,经过12年的变化,现在罗马尼亚电影受众层面有变化吗?当年那批罗马尼亚新浪潮导演,他们现在处境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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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电影《四月三周两天》海报

蒙吉:我们国家的观众没有任何改善,哈哈,美国大片在我们国家依然是90%以上的受众,是主导的。但是看美国大片,这不是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是在于它占比如此之大,挤压了其它市场的生存的空间。对于我来讲,电影其实是要有表达的自由,而且要有表达多样性的能力。美国大片或者说美国的电影业,它是经过了80年的成长,是非常成熟、有雄厚资本支持的一个产业,而且它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在里面,给大家传播出去。

这一点来讲,你可以说它是民主,就像刚你说的一样,它是民主的结果,因为观众就是要看他们拍的这些东西。但同时呢,它是靠“影响力”来培养观众,而且是从小孩子做起,因为从两岁开始你可能就受到好莱坞大片的影响,你的品味、观影的那些习惯,都是。而到了16岁以后,你的品味和选择已经固化了,你只习惯于看好莱坞形式的讲述故事的方法。你看其它别的电影的时候,就会说,这个节奏太慢了,那个故事讲得怎么那么奇怪?所以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我们现在作为电影人,在罗马尼亚,甚至在全世界的电影人,都想去抗争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反对有商业电影行业的存在,它不是我们的敌人,但是要让我们有更多的表达的自由,要给个人表达稍微多点的空间。这是我们要去抗争的,要去争取的东西。

我们聊到最后,我想多说一点的就是,我们要理解技术对电影的影响,特别是有了互联网以后,将来的五年到十年,这个电影业会有很大的变化,就是因为技术和互联网带来的。互联网让我们现在很多人,比如说巴西、中国、罗马尼亚都可以在线上看电影,看流媒体的电影,不用去电影院了,这是好事,但电影院人数降低,也是坏事。

另外,现在我们产生的内容太多了,而质量,就是因为内容太多导致整体在下降,都是碎片化的东西,所以很多人在拍电影前其实他都不知道他想讲什么故事就已经动手拍了,这也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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