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广州，两百年前最拥挤最激动人心的世界之都

对于梁启超来讲，广州是一个打开他的世界的地方。在那个时代最拥挤、又最激动人心的世界都市里，他接触到了真正的学术训练，又同时被这样的八股窠臼推向学术的边缘，以及更宽广的天地。

 —— 许知远

1885

  时间：1885 年

  地点：广州

  人物：梁启超

13 岁那年，少年梁启超前往广州读书。比起孤岛上的茶坑村和小小的新会城，广州是个规模宏大、光怪陆离、全然陌生的新世界。

现在，如果坐长途汽车的话，从新会到广州大概需要 50 分钟；但在当时，梁启超他们要划个小船，花费三天时间才能抵达。

▲ 19 世纪 70 年代的广州城

广州城

200 年前的世界大都会

19 世纪末的广州城，那个时代最拥挤、又最激动人心的世界都市之一。

一位美国记者在
1871
年的《纽约时报》上写道，他看到整座城市的面貌：“宽阔的珠江、清式和西式的阁楼、宝塔、博物馆、清真寺、大厦、仓库、商铺等等，这些建筑物……毫不间断地紧紧挨在一起。远处可见英国领事馆的小教堂，上面有钟楼和高高的十字架。高高的越秀山和白云山耸入云端”，而借助望远镜，他看到城外的乡村，“像世外桃源一样，如歌如诗”。

早在唐代，广州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都市，多层文化重叠。18世纪后，中国闭关锁国，只有广州这个口岸允许外国人贸易，所以在珠江边有著名的十三行，整个中国对外的世界，就局限在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当时欧洲有一个中国热，他们很喜欢中国的装饰品、瓷器，所以广州会根据他们的需求，从不同的地方订做有着圣母玛丽亚画像的瓷器、外销画。很有趣。

梁启超 13 岁来到广州时，它已经不是唯一的对外窗口了。经过《南京条约》，福州、上海、香港这些口岸都已经开放，上海的重要性甚至已经超越了广州。但是广州存留着很多最初开放时的异域风情，那种只属于广东文化的层次感。

除此之外，这是个危机不断的城市——黄巢曾在
9 世纪将它一把火烧毁，17 世纪的耿精忠、尚可喜也曾残忍屠城，1839 年至 1842
年它又成为中英战争中的前线。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摧毁它，广州能轻易地从混乱、屠杀、陌生的冲击中恢复过来，再重新一头扎进闹哄哄、元气充沛的日常生活。

学海堂

学术训练开始的地方

对于梁启超来讲，广州是一个打开他的世界的地方，而且也是他接触到真正的学术的地方。因为他进入了学海堂，一个真正的学术训练机构，由一个著名的官员阮元建立于 19 世纪初。从此，应考成为梁启超新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 学海堂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风，但八股文声称要为圣人代言。这形成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它的命题被严格限制于四书中，文体高度形式化，但又要求写作者发挥出独特的感受与判断。评审的标准则充满个人色彩与偶然性，有限的考官根本无法应对如此多的考卷，很多不过是匆匆一瞥，于是揣摩考官的趣味就成为一项重要的技能。大量的应试指南因此涌入梁启超的生活，它们主要是为了让应试者训练自己的“揣摩”之技。这些被认为是帝国最聪明、最有前途的青年，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对速朽的“时文”的模仿中。

这是一种惊人的知识停滞，外国记者发现中国的士人，“反对电报、铁路以及一切新鲜的东西。他们阅读的经典著作是孔夫子时代创作的，世界历史或人类思想、智慧的发展史，所有学问的本源就在那个时刻停滞下来”。另一位路过广州的旅行者则发现，“那些强大的脑力，若环境适宜，本可掌握最尖端的课题，从事最崇高的探索……却被浪费在一种幼稚而荒诞的体系中”。

即使尚不具备这样的批判性视角，梁启超也能感受到八股文的乏味与荒诞，功利世俗的同学也多少令人讨厌。与新会的秀才塾师不同，广州城的先生们不仅功名更高，还有更广阔的见识，去北京应试过，与各地文人有交往。这些阅历与学养在课堂上、阅卷中传递给梁启超，将他带到了学术的边缘。

2019

  时间：2019 年

  地点：广州 学海堂

  人物：许知远

我对广州一直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可能跟少年的记忆有关系。因为我出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刚刚开放，我们所有新的感觉都是从南方传过来的。加上我是在北京的军队大院长大的，军队大院方方正正，日常生活也是规规矩矩，我的生活是很刻板的。

在当时的电视剧或者流行文学作品中，广州是一个非常有异域风情的地方，充满了生活的热情和欲望。大家每天可以早上起得很晚，在茶楼里喝早茶、听粤剧，晚上去大排档吃宵夜，混来混去。这种充满元气的日常生活对我一直有很强的吸引力。

▲ 今天的广州城

在一个很炎热的下午，我去找学海堂当年的遗迹。学海堂已经消失了，如果你现在去的话，你会看到镇海楼，它是广州的一个历史博物馆，是当时广州城的最高建筑，而学海堂和其他的地方都分布在它的周围。当年梁启超也逛过这个镇海楼，所以我在这儿闲逛的时候，就想起当年那些留着辫子的少年，他们怎样生活、怎样相处，怎样看待这个世界。

比如像梁启超这样一个操着新会口音的、来自茶坑的农村孩子，遇上学海堂里很多别的地区来的、优秀的学生，这些少年们彼此怎么相识的呀？怎么结交朋友啊？他最好的朋友是陈千秋，他们是怎么样互相熟悉起来的？我都非常好奇，但是这些资料太少了。

另一方面，一代代中国学子，包括我自己，都这么讨厌考试，他们怎么面对自己的考试的？更何况应对的是科举考试。他们可读的书籍就那些几本经典和一些重复性的文选，那个世界对他们来说相对静止。只有了解梁启超在思想世界和知识世界的静止状态，才能理解康有为给他带来的冲击。

2019

  时间：2019 年

  地点：广州 四阅书店（东湖店）

  人物：许知远、侯虹斌、安东强

侯虹斌：许老师这次来广东，也去了像广州、新会这些地方，我想问一下你追寻梁启超的痕迹，是否看到什么让你感怀历史的遗迹吗？

许知远：我去了新会，最强烈的感觉是中午吃饭，端上来一个蛇肉，块儿挺大的，我以前吃过，但是这么一大盘在我面前，还是挺有冲击的，我吃了一口，其实挺好吃的。那一刻广州作为一个蛮荒之夷的形象再次鲜明起来，这地方非常有生命力，我很喜欢广州的很多气象。

我去万木草堂瞎逛，发现中国历史断裂得太严重了，我们的景观、建筑、人的反应都已经发生非常大的转变，万木草堂过去应该比这更大一点。新会也是，真的要去追溯那个时候的历史情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大部分你要靠史料，看当时的文献、县志，靠想象。也可以找到一些遗迹，这些方言里面蕴含的一些东西。

读者一：我目前在广州生活，我想问的是梁启超从一个小村庄到广州这个大城市，最后进入国家的权力中心，肯定有迷茫、摇摆、焦虑和不安，您在写他的过程，有没有出现过摇摆、焦虑和迷茫？怎么突破的？靠咖啡还是靠酒？

许知远：靠酒精和音乐吧。这本书对我改变蛮大，特别训练你的耐心，而且你知道你是无法逃避的。而且，我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焦灼的事情，是一个这么不靠谱的创业人，这个书就变成了我躲避那些事情的东西，当我面对时局非常多的无奈时，只要躲到写作的空间里面，我就会有很多慰藉。

读者二：分享的时候提到华夷之辨，现在在媒体当中也能看到对境外势力的描述。对梁启超来说，他在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之后投靠日本，对他来说会不会有投敌的担忧？他借助侵略者的势力延续自己革命的力量，会不会削弱革命的正当性，或者至少有这样的担忧？当时对他的评价会不会涉及这方面的批评？

安东强：可能今天的我们看待日本，跟那个时代的人看待日本的思维有很大差距。留学日本成为一个热潮，恰恰是在甲午之后，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以后，国人在晚清是以日为师。因为后来有了抗战的问题，一谈到日本大家就觉得是敌对，当年的很多人没有今天对日本这么强烈的情结。另外，日本对华的态度是在后来出现的，日俄战争后整个中日关系开始转向，直到“二十一条”以后，彻底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