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驽：陶寺遗址的水资源利用和水控制

　内容提要：陶寺遗址主要利用汾河的支流南河与自然河流宋村沟，为普通居址和手工业区提供生产水源，并将地表水引入宫城，形成自然池苑景观，既改善环境，又保证消防安全。陶寺早期的“凌阴”储冰是一种特殊的水资源利用方式。陶寺遗址的水控制体系主要表现为陶寺中期宫城的排水渠系统以及陶寺中晚期的导洪沟槽的开挖。宫城内居民饮水可能更依赖井水。陶寺微环境中的水资源，还被用在城市布局中，以体现宇宙观。在外来势力的政治报复中，则被用于“水克火”的厌胜巫术。

　　人类的聚落离不开水，同时又要避开水患。城市出现之前，低等级、规模不大的聚落通常采取选址来趋利避害，解决本聚落对水资源的利用与水患的控制问题。城市出现以后，在决定城市选址的要素中，当人口、经济、军事、政治、宗教甚至意识形态等因素比自然环境占有更大权重时，人工水利工程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利用水资源与控制水患的行为应运而生。近年来发现的五千年前良渚城址的水利工程，就是最好的例证。良渚城址水利工程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复杂的大型水利设施，其伟大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小流域性水利系统，将良渚古城外围的水利工程与古城内外水网相联通，发挥其防洪、运输、调水、灌溉等功能，成为迄今考古发现的东亚地区最早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经过了40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已经初步证明，这里是距今4300－4000年前的一座都城遗址，有宫城以及宫殿建筑群、外郭城、祭天祭地宗教礼制建筑区、工官管理手工业区、国家控制的仓储区（国库）、王族墓地（王陵区）、早期下层贵族居住区和普通居民区。比较完整的证据链表明，该都城的早期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尧都，中期很有可能是舜都。

　　陶寺城址作为都城，选址时如何考虑水资源分布，规划时如何利用水资源，使用期间如何实施水利工程和水控制工程，在精神文化层面如何利用水，这一系列问题是陶寺遗址的安身立命之处，因而是我们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在40年来的考古发掘中，我们通过大规模钻探，局部辅以磁力仪和探地雷达等手段，结合小规模考古试掘，与地质地貌专家合作进行陶寺遗址古环境和古地貌勘察，获得了陶寺遗址水资源利用与水控制的信息片段。然而，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如水井、水渠、排水管、凌阴（冰窖）、宫城内疑似池苑的洼地、外郭城内外的沼泽相沉积等，缺乏综合分析，以致于迄今未对陶寺遗址水资源利用与水控制体系形成比较全面的认识。本文试图将这些零散的考古资料综合起来，管窥陶寺遗址水控制和水资源利用的系统工程。

　　一　陶寺早期城址的水资源利用与水控制

　　根据考古器物类型学和聚落形态变化，我们将陶寺遗址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距今4300－4100年，中期距今4100－4000年，晚期距今4000－3900年。陶寺早期都城城址面积包括宫城和外城的下层贵族居住区，总计约20万平方米，整个聚落面积约160万平方米。陶寺早期都城结构尚欠规范，以宫城为核心，宫城外南部的外城为下层贵族居住区，宫城的东西两侧为普通居民区，东部普通居民区的东侧为国家控制的大型仓储区，再往东南为早期王族墓地。宫城西侧普通居民区以西约500米处，是陶寺早期的泽中方丘，即地坛，编号IVFJT1（图一）。

　　1. 都城选址对南河的利用

　　陶寺遗址位于临汾盆地内塔儿山向汾河谷地过渡的黄土塬上，4000年来是广袤的大缓坡状黄土塬。根据临汾盆地汾河以东区域考古调查，共发现陶寺文化遗址54处，仅有东邓遗址位于汾河的主泓道旁边的台地上（该遗址很可能是个码头），其余遗址皆远离汾河主泓道。这表明，陶寺文化时期汾河汛期洪水水位比较高，容易造成水患。汾河河谷在陶寺城址以西约4公里处，显然选址时有意避开汾河主泓道，以杜绝来自汾河的水患。

　　陶寺遗址位于黄土塬上，地势高亢，在没有人工引水渠或运河的情况下，寻找依傍有一定流量的地表径流的地点便成为明智的选择。一方面，这样的地表径流能为城市提供不可或缺的给排水；另一方面，有限的流量又不至于造成频繁的水患。前文提到，陶寺文化时期，汾河主泓道常年洪水水位较高，汾河的支流则能满足城市选址的苛刻要求。陶寺遗址远离汾河主泓道，依傍汾河的支流，选择非常合理。

　　陶寺遗址今天的地貌沟壑纵横，主要有南河、大南沟、小南沟、中梁沟、宋村沟。地质地貌学家现场勘查判定，大南沟和中梁沟很可能是在距今3000年之后，才因山洪行洪而下切形成今天的冲沟。2003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地质地貌学家李容权教授来陶寺遗址实地考察。他推测，大南沟和中梁沟原本均为陶寺城址使用期间的纪念性大道，因为从这两条沟比较直的地貌形态看，不可能是自然冲沟，更符合黄土高原上路沟行洪后形成的冲沟特征。至于南河和宋村沟，应当是陶寺遗址存续期间的地表径流，且属于汾河的支流。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阶段，北京大学莫多闻教授课题组多次在陶寺遗址进行地质地貌勘察。他认为，全新世时期，宋村沟和南河的水系格局与现代相似，两沟上游塔儿山地区的水系格局自全新世以来也无大的改变。南河在近李庄处汇入中梁沟后，最终汇入汾河。因此，宋村沟与南河均为汾河的支流，在陶寺遗址存续期间，是宽浅的河流。由于宋村沟与南河的上游塔儿山区部分河道石灰岩裂隙发育，黄土孔隙率高，夏秋暴雨季节，部分降水得以渗入地下，储存于石灰岩裂隙和黄土空隙里，在其他季节以地下水的形式补给到山地河谷中，从而保证了4000多年前宋村沟和南河常年相对稳定的流量。经测算，宋村沟上游的水源供给面积为19.3平方公里，下游人类活动面积（包括陶寺遗址）20.2平方公里，水源供给面积与人类活动面积比为0.96，几乎接近1:1。这表明，当时宋村沟与南河的水量比较丰沛，能够为陶寺城址居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充足水源；同时，也能为陶寺城址的排污和行洪效力。

　　自全新世以来，宋村沟与南河便存在，流量稳定，陶寺都城就位于宋村沟与南河之间。陶寺早期遗址的选址偏重利用南河，宫城设置偏向南河。在宫城北墙Q15中部，很可能人工开挖了一条L形水渠，今称“南门沟”，向宫城内引水（图一）。宫城两侧的普通居民区（东部的仓储区）王族墓地和西北的祭地遗址（地坛）IVFJT1，显然沿南河延展。可见，陶寺早期城市总体上依赖南河的自然河流给排水，宫城引水很可能使用了局部的人工沟渠“南门沟”。在离南河稍远的遗址南部，则使用水井取水。

　　2. 对于井水的利用

　　在陶寺遗址，目前只发现陶寺早期和晚期的水井，水井形制和结构早晚差别不大。井口和井底部大致呈圆角方形，中部井筒呈椭圆形。均有原木构建的“井”字形护壁井框。底部均有收小的集水凹穴。井框原木之间填塞大量陶片，以利于地下水的析出。水井井口原本可能有木框井台。井口地表以下1米左右，便是厚达数米的山前洪积扇砂石层，地下水可以在此处析出。J403位于宫城外西部今中梁沟东岸的普通居民区，远离南河。这表明，宫城外西部的陶寺早期普通居民主要依靠水井来解决生活用水问题。水井不仅解决了远离南河水源的困扰，更可以避免饮用水污染。这一点类似于埃及阿玛纳的公共水井。

　　J301位于早期宫城内西南角，这里距南河也较远，暗示宫城内的饮用水可能主要来自井水，这样更加清洁卫生。远离南河，可能是有意避开南河水渗入地下而对井水造成潜在的污染。这一点类似埃及阿玛纳的高级住宅内的水井。值得一提的是，J301最深处至井口达13.7米，这大致就是陶寺早期南沟两岸的地下水位，同时也说明，当时陶寺人找水与打井技术已十分成熟。

　　从已发现的陶寺早期水井所在的位置推断，陶寺早期，无论宫城还是普通居民区的饮用水很可能依赖井水，主要是出于健康目的。水井远离南河，可能是有意避开南河水下渗对井水造成潜在的污染。因为南河既是陶寺早期城址水源的主要地表径流，也被作为污水排泄的主要渠道，水质应该不很理想。因此，南河主要向早期城址提供生产用水。这便引出一个问题，南门沟从南河引来水提供给宫城，这河水是做什么用的？下面回答这一问题。

　　3. 宫城供水系统

　　陶寺早期宫城大概有两条重要的供水系统。其一就是前文提到的宫城北侧的南门沟，另一个是宫城东南角门的供水渠。

　　南门沟显然是向宫城内北部供水，并未进入宫城。根据宫城内的钻探和局部考古试掘，我们发现，宫城内北部沿北墙Q15III内侧，有大片的砂石水域堆积，因没有大面积揭露，故而其具体范围和面积尚未廓清，但是大致可知占据了宫城北部沿北墙内侧的大部分地段。2003年，我们曾经在宫城内西北角试掘了一个探沟ITG1，面积25平方米。ITG1地层分为四大层（图二）。

　　第①层为耕土层，厚0.2－0.25米。

　　第②层分布在探沟西北部，厚0.1－0.2米，属汉代文化层。

　　第③层：陶寺晚期文化层。又分为两小层。其中第③A层分布在探沟的中部偏东，厚0.1－0.3米，下压陶寺晚期灰坑IH45。第③B层分布在探沟南部，厚0.1－0.4米，被IH45打破，下压陶寺早期灰坑IH46和陶寺中期灰坑IH47。这两个灰坑均打破第④层。

　　第④层：淤积层，细分为A-K诸小层。其中④A、④C、④E、④G、④J
五小层为砂石层，每层厚0.1－0.6 米不等；④B、④D、④F、④H、④I、④K六小层为泥沙层（淤泥层），每层厚0.1－0.6
米。砂石层和淤泥层交替层叠，没有陶片。淤积层底界面上无文化层或遗迹，所以，淤积层的年代下限无法限定。

　　ITG1第④层淤积层表明，钻探发现的宫城北部大面积的水域确实存在，流水与静水曾经交替作用，年代不晚于陶寺早期，陶寺中期仍然存在，陶寺晚期被第③层覆盖，这片水域不复存在。对比偃师商城宫城内北部池苑和郑州商城宫殿区东北部的池苑遗迹，我们推测，陶寺南门沟将南河水引入宫城北部，主要用于池苑供水。根据杜金鹏先生研究，偃师商城宫城池苑和郑州商城宫殿区池渠的具体功能为营造景观、改善微环境、供君王游乐、抬高地下水位、提供消防水源和制冰等，宫殿区生活用水则依靠井水。

　　我们认为，陶寺宫城内北部池苑也应当具有相同的功能。所不同的是，陶寺宫城内北部池苑主要依靠人工引入南河水，利用宫城北部原来的低洼地片，形成自然的池苑景观。除了南门沟为人工引水外，池苑很少有人工建设。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的宫内池苑则是人工修筑的长方形池苑，石板铺底，十分考究，人工建设程度远高于陶寺宫内池苑，从礼仪制度的角度说，也远高于陶寺宫内池苑。可见，陶寺宫内池苑开创了宫内池苑的先河。值得注意的是，陶寺宫内池苑位于宫城内北部，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宫内池苑所在位置大致相同。这不仅说明宫内池苑制度化发端于陶寺早期宫城，而且，池苑占据宫城北部也符合北为水方的宇宙观秩序。池苑水资源利用方式不仅是宫廷生活环境奢华需求使然，还受到了宫城宇宙观的影响。

　　陶寺早期宫城的另一条供水系统位于宫城东南角门外。通过钻探和局部解剖得知，陶寺早期阶段，仓储区南侧有一条人工渠（壕沟），总长约300米，宽约10米，深约3－4米，引到陶寺宫城东南角门附近，可能向宫城内供水。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在建设宫城东南角门时，该水渠已经淤平，早期宫城东南角门的东南侧外墩台的夯土基坑打破该水渠的填塞土。由此可以推测，早在陶寺早期宫城城墙修建之前，便有一条水渠向宫殿区供水，稍后在宫城城墙修建时，该水渠的功能已废弃。也有可能在营建宫城南墙之时，在宫城东南部将水渠改道，从宫城南墙外绕城而过。因为我们在发掘陶寺宫城晚期南东门址时，发现此段宫城南墙Q16外侧残留一段沟渠，时代不晚于陶寺中期。

　　由于发掘区域的限制，目前尚不清楚陶寺早期宫城东南角的引水渠是在何处进入宫殿区的。鉴于这条引水渠的沟槽最初是与宫城南墙基槽Q16II连为一体，我们推测，可能最初这条引水渠是通过宫殿区南侧壕沟向宫殿区南部供水。稍后，在陶寺早期修筑宫城南墙时，将这条引水渠废弃堵死，Q16II段壕沟清淤，作为宫城南墙的基槽使用。所以我们在解剖宫城南墙Q16时，未在基槽底部发现淤积土，而是厚达2－3米的回填土。

　　陶寺早期宫城北部南门沟引水系统和东南角的引水渠谁早谁晚，目前尚不能判断。仅知道北部引水系统在陶寺早期就已存在，中期继续使用；而宫城东南角的引水渠，在陶寺早期宫城南墙修建之后，便不再向宫城内供水。

　　值得注意的是，陶寺早期160万平方米的城市面积内，仅有宫城建设了人工引水工程。这意味着水资源的人工利用，优先服务于宫城内的君王，为宫廷生活在景观、微环境、消防、娱乐方面提供了高等级的服务，间接彰显了王权。

　　4. 宫城内的凌阴

　　杜金鹏先生曾经推断，偃师商城宫城内北部池苑的功能之一是造冰，他怀疑，大水池南侧的大型圆形和方形窖穴，或许就是商王储冰的“凌阴”。宫廷生活中，这是一种服务于王室奢华生活、丧葬停尸、礼仪制度的特殊的水资源利用方式。

　　陶寺早期宫城内的凌阴，于2002－2003年经局部考古发掘，编号为IFJT2，位于陶寺宫城内东部，被叠压在陶寺中期核心宫殿建筑IFJT3之下。大约呈长方形坑状，长30、宽20米，深9米。坑中心有长方形储冰池，储冰池内有木桩栈道，便于冰块的存取。栈道连接冰窖南侧“之”字形夯土坡道。顶部原来很可能有草拌泥盖顶，以便于保温（图三）。

　　陶寺IFJT2作为凌阴建筑，附属于陶寺文化早期宫殿建筑，与陶寺城址早期宫殿区的宫廷生活方式相匹配。“纳冰”是贵族才能享受到的特殊生活和祭祀特权，是贵族奢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祭祀、丧葬、宴宾、食品保鲜等方面，因此凌阴的建设才引起陶寺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周礼·天官冢宰·凌人》载：“凌人掌冰。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宾客共冰。大丧，共夷槃冰。夏，颁冰掌事。秋，刷。”反映出制冰和储冰这种宫廷生活中特殊的水资源利用方式所拥有的仪礼意义。陕西凤翔秦雍城曾发掘东周时期的凌阴建筑，河南郑韩故城曾发掘战国时期的大型凌阴建筑，可兹为证。制冰和储冰制度应该形成得更早。河南偃师二里头一号宫殿基址主殿背后的所谓“大墓”H80，很可能是一处旱井，原本用于藏冰。

　　《礼记·月令》曰：“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泽腹坚。命取冰。”杜金鹏先生推测，偃师商城宫内池苑冬季结冰，可以取冰，纳于大水池南侧的凌阴当中。陶寺早期宫城内北部的池苑，在季冬之月“水泽腹坚”，也很方便凿冰，纳之于池苑南侧的凌阴。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陶寺早期主要是利用水资源，人工水利工程较少，主要利用南河自然河流为普通居址提供生产水源。不论贵族还是平民，饮用水主要依靠井水。当时的人工水利设施是引水渠，主要目的是将地表水引入宫城，形成自然池苑景观，服务于宫廷内日常生活，兼具消防功能，并体现了宫城宇宙观。

　　二　陶寺中期城址的水资源利用和水控制体系

　　陶寺中期城址由宫城与外郭城构成典型的双城，总面积至少280万平方米，功能齐全。宫城、城北泽中方丘礼制建筑区和仓储区继续使用，东南小城内开辟中期王族墓地和郊天祭日的礼制建筑区（观象祭祀台），工官管理的手工业作坊区设在外郭城内南部，大规模的普通居民区设在外郭城内北部（图四）。

　　相比早期，陶寺中期水资源的利用和水控制体系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宫城北部景观用水继承了早期该用水系统，宫城南侧供水系统则有所改变。陶寺中期加大了对城南工官管理手工业区和城北普通居民区的生产生活用水的供应，同时更加注重对宫城污水排泄和洪水控制人工系统的建设。因此，陶寺中期的水利系统构建更加复杂化和体系化。

　　1. 宫城供水体系

　　陶寺中期，宫城继续沿用早期宫城，因此宫城内北部的池苑继续发挥作用，宫城南侧的供水系统则有所改变。早在宫城南墙Q16建筑墙体时，早期宫城东南角门处的供水渠便被封堵。有迹象表明，宫城南侧的供水渠（壕沟）可能改为向外侧拐再向西延伸，部分被大南沟侵蚀。

　　2014－2017年在揭露宫城晚期南东门时，我们发现了宫城南墙Q16南侧的水渠残迹（图五）。由于陶寺晚期南东门西阙夯土基槽打破了这条水渠，所以判断，水渠最晚沿用至陶寺中期。

　　这条供水渠很可能建于陶寺早期稍晚，中期继续沿用。它夹在宫城南墙Q16与宫城南面的纪念性大道“大南沟”之间，向中期宫城南部供水。至于它是否与宫城西南角排水渠相通，由于大南沟的侵蚀，无从得知。

　　虽然我们尚未发现陶寺中期宫城内的水井，但是基于早期宫城内主要饮用井水的情况，我们推测，陶寺中期宫城南侧的供水渠很可能也是供应景观用水。

　　2. 宋村沟成为城内河

　　随着陶寺中期外郭城的修建，南墙已跨过今宋村沟。显然，此时的宋村沟成为陶寺中期外郭城南部一条重要的城内河，其主要功能是为城东南手工业区和城西南普通居民区的生产和生活给排水。

　　陶寺中期工官管理手工业区的面积至少在20万平方米以上，经钻探和试掘，发现了三个石器工业园区、两个制陶工业园区、两个工匠居住区。每个工业园区由一个管理治所管辖，园区内包括作坊和少数工匠住房。整个工业园区由一座大型夯土建筑IIIFJT2所统领。目前尚未发现手工业作坊区内部联通各工业园区之间的水渠或水道，IIIG1最初为阻隔和分割手工业区的沟墙，并非供水渠。在手工业区北部的工匠居住区，有两片较大的静水水域，推测应当来自与宋村沟相联通的水渠。

　　宋村沟发源于塔儿山，在当时，常年有比较丰沛的水量，但又不至于频繁造成水患。这条河的河道不宽，也比较浅，因而成为了陶寺中期的城内河。陶寺遗址地势东南高亢，西北低平。手工业区所处的沟西村一带地势最高，海拔552－563米。目前发现的陶寺水井集中在遗址北部的低平地区，海拔524－526米。前文已介绍，陶寺早期水井J301最深处至井口13.7米，那么沟西村一带手工业区地下水更深，以当时的打井技术来说，很可能已超过极限。由此可以推测，陶寺手工业区的用水靠水井恐怕难以实现。所以，宋村沟在当时便成为手工业区生产和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

　　位于中梁村的普通居民区，面积应在20万平方米以上，这里地势比较低平，海拔527－539米。这一区域未经过考古发掘，冲沟剖面调查和梯田陡坎剖面调查尚未发现水井遗迹。但是根据遗址北部同样低平地区有水井的情况推测，在中梁村一带，陶寺中期普通居民区可能也有水井。经过此地的宋村沟内河，可能主要为陶寺中期普通居民区提供生产用水。

　　3. 城址外西北部农田对宋村沟水源的利用

　　陶寺中期外郭城以外西北部地区十分开阔、平坦，海拔514－518米，非常适于农田耕作。在这一区域及宋村沟边采样得到孢粉、植硅石，检测分析结果表明，这片区域可能存在农田，主要种植粟黍类农作物，也种植少量的水稻。水龙骨等孢粉表明，这片区域史前时期存在较大的浅水水面，为水稻种植提供了水利条件。这个区域的水源主要来自宋村沟地表径流。

　　4. 宫城的排水系统

　　陶寺中期的污水排放人工系统主要位于陶寺中期宫城。排水渠有两条，其中一条流出宫城西墙Q11北段，向西北而去，流向南河。这条排水渠实际为并行的两条渠，前一条渠IG18在陶寺中期开凿后不久便壅塞，陶寺人便在其北侧再开一条排水渠IG17（图六）。IG17和IG18残存长度约300米，开口宽约3－4米，深约2米。陶寺中期宫城西北角出现的排水渠，很可能与宫城内北侧的池苑相通，同时也应与宫城内北部的宫殿建筑群内的污水排放系统相通，兼有宫城北部池苑水宣泄和宫殿建筑生活废水的排泄功能。

　　宫城内另一条排水渠在宫城西南角出现，在宫城西南角向西南拐，流向今中梁沟，即陶寺中期外郭城中央的纪念性大道。这条排水渠残长约200米，宽约6米，深约1.5－2米（图四）。估计该大道两侧也有排水渠，与宫城西南角这条排水渠相通。中期宫城西南角出现的排水渠是否与宫城南墙Q16南侧的水渠相通，也未可知，但其主要功能很可能是排泄宫城内南部及西部的污水。

　　在陶寺早期宫城未见明显的排水渠，据此推测，陶寺早期宫城可能没有规划好污水排放设施，产生了一定的问题。所以到了陶寺中期，才着力开挖了宫城西北角和西南角出口的两套排水系统。

　　此外，我们在陶寺宫城内最大的核心建筑——中期夯土基址IFJT3主殿夯土内，发掘出一件疑似地漏的陶水管（图七）。出土时，封口顶部朝上，开口的底部在下，管体上有三个圆孔，故推测为地漏。遗憾的是没有发现相应的排水管道，只能说陶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内可能有排水设施，但目前无法得知这一系统的具体结构。

　　5. 大城的洪水导流系统

　　2014年，北京大学莫多闻教授来陶寺遗址勘察，发现陶寺中期城址外东北的小北沟较直，似有人工开凿的因素。结合古河道情况和陶寺中期外郭城北墙Q4东段与东墙Q5北段结合部紧贴小北沟的情况，莫多闻认为，中期之前可能有一条南河的支流直奔陶寺城中心区域，如果建陶寺中期外郭城，极易将南河上游的洪水引入外郭城内，造成灾害。因而陶寺中期兴建外郭城时，很可能人工开凿了今天看到的小北沟，将南河支流导入外郭城北墙外的南河主河道。换句话说，小北沟是陶寺中期人工开凿的导洪渠。这样一来就解决了山洪直接入城的隐患，同时确保外郭城东墙Q5北段不受洪水侵害。

　　6. 被水冲毁的外郭城城墙的补救

　　中期外郭城修筑之后，北墙Q4外侧的南河与城南内河宋村沟，都曾因为浅窄，无法疏导特大洪水，使得外郭城城墙的某些地段遭到水毁。

　　根据钻探和解剖，中期外郭城西墙Q3曾被来自宋村沟的特大洪水摧毁，部分基槽受到洪水冲刷而被淘空（图八），无法重建。补救的办法是在其外侧另修筑一道城墙Q2以替代这段水毁城墙。据莫多闻调查，在中梁村东、宋村沟北岸有大面积的洪积层堆积，里面包含陶寺文化陶片。由此可以大致判定，宋村沟特大洪水有流向中期外郭城西墙Q3水毁段的趋势（图四）。故而我们推测，摧毁Q3的洪水很可能来自宋村沟特大洪水。宋村沟特大洪水到达Q3段时，已呈强弩之末，缓慢的水流回旋、冲刷城墙基础，并在孔洞内形成静水沉积（图九）。

　　此外，根据钻探和自然剖面勘察，陶寺中期外郭城北墙Q4的部分夯土地基曾经被洪水摧毁，补筑的那一段地基采用碎石、淤泥组成的素填土，以起到更好的防水作用。今桃沟断面上暴露的中期外郭城西北转角Q4夯土墙基分为两部分，内侧为先筑的直立挡土墙式的夯土，外侧为补筑的平夯淤泥、碎石素的填土，进一步保护夯土墙基不受水患侵扰。这段城墙的水患，很可能来自南河的特大洪水。

　　总之，陶寺中期对水资源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外郭城的增建，将宋村沟纳入，使之变为城内河，为城南的手工业区和普通居民区提供用水，同时为城北的农田提供水源。这一时期对于宫城排水和外郭城水患进行了人工干预。特别是导洪沟小北沟，成为陶寺城址控制洪水的开创之举。

　　三　陶寺晚期城址对洪水的控制

　　陶寺中晚期之际，当地被石峁集团征服。此时陶寺丧失了都城地位，并遭到了残酷的政治报复，缺乏强有力的政府管理。晚期偏晚阶段，曾经发生昙花一现式的复辟，旋即被再次剪灭。陶寺晚期，由于都城地位的丧失，对水资源的利用和污水排放缺乏人工管理，很可能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仅在行洪和水井使用方面有所作为。

　　1. 行洪措施

　　陶寺中期都城完备的水系和水控制体系，此时基本废弛，造成了居址范围内多次遭洪水侵袭。据莫多闻教授现场判断，陶寺晚期，曾经从宋村沟方向冲来几次大洪水，覆盖陶寺遗址西北地区。中期修筑的外郭城西墙Q2南段，在中梁村一带不见踪影，很可能与这几次洪水有关。靠近外郭城西墙Q2内侧、中梁沟两岸发现的陶寺晚期洪积层，很可能也是宋村沟这几次大洪水泛滥的产物。

　　中晚期之际，陶寺城墙被毁，陶寺中期的行洪沟小北沟废弛，于是，陶寺晚期，来自南河上游的大洪水从遗址东部冲入陶寺。随后，陶寺晚期的居民采取挖沟的形式，开挖出小北沟西侧的王家沟（图十），打破陶寺中期外郭城东北角城墙Q5和Q6的墙基槽，以增强南河支流行洪、流入主河道的能力。陶寺中期的分洪沟小北沟是否仍在发挥作用，已无从知晓。

　　王家沟西侧是裤裆沟，也似人工开挖的分洪小沟，它打破陶寺中期外郭城东墙Q5、北墙Q4基槽。我们在裤裆沟东崖壁上发现了长20米左右的洪水堵口遗迹剖面，堵口处出现管涌，并且有被洪积砾石填满的迹象（图十一）。这表明，陶寺晚期的行洪沟王家沟也一度废弛，新开凿的裤裆沟规模很小，行洪能力有限，导致来自南河上游的洪水从遗址东北冲入遗址，在裤裆沟东岸造成崩岸，发生管涌。

　　迫于水患，陶寺晚期有过两次较大的开挖行洪沟工程，一次是稍早的王家沟，另一次是稍晚的裤裆沟。这两次工程都因陶寺晚期政权孱弱、组织不力、财力不足，工程量远小于陶寺中期开挖的小北沟，所以行洪能力都十分有限。

　　2. 水井

　　陶寺晚期仅清理一座水井（J401），位于原宫城外西南部，属于普通居民区。井深达14.4米，井底部也见到原木构的井圈，凿井技术与早期没有太大差别。这表明，陶寺晚期聚落内比较低平地区的普通居民，其饮用水仍然依靠井水。

　　四　陶寺遗址水利用的观念文化

　　在陶寺遗址的观念文化即精神文化中，水的利用在实践宇宙观和政治报复方面表现突出。陶寺居民的宇宙观当中，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影响着都城方位与功能区划的规划，主要表现在都城规划宇宙观方位和社坛的选址。

　　1. 城址规划的宇宙观

　　陶寺中期都城规划的宇宙观方位十分清晰：东南、西北、正南、正北、西南、东北、正西、正东，分别按照“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风雷相搏”的法则对应。陶寺中期都城以今中梁沟－赵王沟（也称"朝王沟"）纪念大道为中轴，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北城总体上属于阴，

正北的泽方、东北的水方、正东的雷方都与水有着内在和直接的联系。从微观环境上看，陶寺城址的正北当时就是一片沼泽地带，东北方南河常年有水，正东是分洪沟小北沟流入南河主河道的渠口，同样与水有关。

　　因此，陶寺城址在选址时，尽量考虑实际地貌与环境同宇宙观中水性质方位相匹配，以期从城址宇宙秩序的角度，使都城遵循所谓的“宇宙法则”，达到永恒。正如凯文·林奇所说：“在建造人类的权利结构、安定的宇宙秩序时，城市的宗教仪式性及其物质空间形态是主要的手段，而这种手段的心理作用大于其物质作用。这样威严而诱人的空间设计是基于魔法般的理论的。这个理论认为：任何一个永久聚落的空间形态都应该是宇宙或魔法模式。这是一个把人类与巨大的自然力量联系起来的手段，也是一个促使宇宙世界安定与和谐的方式。”

　　人的生命离不开水，而黄土塬上偏干缺水是常态，因此，人君居住的宫城应靠近水方。所以陶寺宫城的位置最靠近都城宇宙观方位中的水方——位于都城的中部偏北。宫城北部有一片池苑，也符合北为水方的宇宙观。

　　2. 泽中之方丘

　　陶寺祭地的社坛（地坛）位于陶寺城址外西北部的泽方，实际地貌也是被周遭沼泽所环绕，是一个典型的“泽中之方丘”。陶寺地坛即社坛，始建于陶寺早期，中期扩建。中晚期之际曾经被平毁过。陶寺晚期偏晚阶段曾经复建，现基本保留完好。平面呈方形，面积约1400平方米。坛体西北角仍高于地表30厘米，坛面上残留有直径约15厘米的社主木柱洞。陶寺社坛虽然以方坛为建筑主体，但是周围的沼泽多水环境，是构成“泽中之方丘”社坛礼制建筑的环境要素，不可或缺。

　　3. 水与政治报复

　　政治报复是新政权对旧政权合法性的挑战与摧毁，以挖祖坟、扒城墙、毁宫庙为主要行为，表现了意识形态领域里新政权对旧政权的彻底否定与根除，并以此作为确立新政权统治合法性的手段之一，是正统思想的一种异化。

　　陶寺晚期遭到政治报复，表现为厌胜巫术手段流行。实施政治报复的人，本着水克火、阴克阳的理念，将陶寺观象台视为与日、火、阳有关的礼制建筑，平毁观象台。还刻意在陶寺观象台第三层台基芯（站人举行迎日仪式的夯土台基芯）部位，挖一个圆坑（IIH24），并且蓄上水。陶寺观象台东侧的路沟也被长期灌水，形成陶寺晚期灰沟IIHG3。其目的就是以水克火，以阴克阳，从而以压胜巫术的方式，对陶寺中期观象祭祀台进行“镇压”。

　　陶寺文化对于水的利害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懂得因势利导。在城址选址方面，已经知道对水资源的趋利避害。在城内，不仅利用地表水构建给排水系统，而且能够凿井，利用地下水来解决饮用水需求。宫城内地表水系比较完整地构建了宫城的景观用水、消防用水和给排水；而凌阴的特殊用水方式，为高等级的生活增添了彰显奢华和礼仪的内涵；饮用水则依赖井水。陶寺中晚期的导洪渠工程表明，所谓的大禹治水以疏导为主的治水理念与工程技术，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在黄河中游地区已蔚然成风。水在陶寺精神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已经超越了物质层面，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特别是在宇宙观的实践和政治报复中，成为至关重要的考量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