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支持中的矛盾效应:中国澳门菲佣研究

编者按：文章来自Norman B. Mendoza, Imelu G. Mordeno, Carl A. Latkin, Brian J. Halla,b,发表在Psychiatry Research上的文章：Evidence of the paradoxical effect of social network support: A study among Filipino domestic workers in China文章讲述了在中国澳门的菲律宾家政工人心理健康问题与社会网络支持间的关系。

这是社论前沿第S1488次推送

微信号：shelunqianyan

摘要: 移民劳工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严重。社会网络支持对健康至关重要，但社会网络支持在劳工群体中的作用却鲜为人知。该研究评估了移民造成的压力对菲律宾女性家政工人(FDW)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以及家庭和朋友的社会网络支持(SNS)是否改变了这种影响。数据收集时间为2013年5月至9月，地点为中国澳门。采用多元回归检验了社会网络对心理困扰的直接和调节作用。移民后压力与焦虑、抑郁、躯体化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增加有关。来自家庭的SNS与这四种心理症状无关，也没有改变压力与这些症状之间的联系。来自朋友的社交网络与这些症状呈正相关，显著地缓和了压力与这些症状之间的关系。与已知的SNS的缓冲作用相反，在移民后应激源暴露的菲律宾女性家政工人中，较大的SNS与较大的心理症状相关。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依赖SNS来应对迁移后的压力可能会加重心理压力。

压力缓冲假说

社会支持减少或缓冲了压力(Cohen和Wills, 1985)。压力缓冲模型假设社会支持可以通过提供必要的社会资源来阻止压力评估反应，或者通过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来减少或消除压力评估的影响来进行干预。社会网络成员也可以作为适当健康行为的信息源。社会支持可以帮助应对压力，可以促进积极的精神健康。一项纵向研究表明，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创伤性悲伤等心理困扰与社会融合程度降低有关。还有一项关于移民的研究也显示了社会网络支持对心理的困扰，特别是焦虑和抑郁的主要影响的证据。社会网络支持也缓冲了歧视对移民躯体、焦虑和抑郁症状的影响。尽管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有广泛的认识，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复杂。社会支持直接影响或缓冲心理健康压力的机制取决于支持的类型和来源。此外，关于社会网络对移民妇女心理健康作用的研究证据有限。因此，需要开展研究，试图梳理不同支持来源与农民工心理健康支持类型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旨在探讨社会网络支持，特别是社会网络支持的规模、接触的频率、与家人和朋友的亲密程度，是否与较少的心理症状相关，以及这些社会网络支持的来源是否能够缓解菲律宾女性家政工人移民后的压力。

结果描述

1.样本特征

在261名受访者中，37.55％位于35至44岁之间。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高中毕业。一半受访者已婚或有伴侣（50.19％）。近40％的被访者每月工资为375-500美元。

2.相关分析

迁移后的压力与心理健康的四个方面的症状严重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r
= 0.30，p <0.01），焦虑症（r = 0.27，p <0.01），抑郁症（r = 0.31，p
<0.01）和躯体化（r = 0.38，p
<0.01）。迁移后的压力与家人朋友的社会网络支持没有显著相关。家庭的社会网络支持与所测得的任何心理健康维度均不相关。朋友的社会网络支持与抑郁（r = 0.26，p <0.01）和焦虑（r = 0.15，p <0.05）显著正相关。

3.朋友对社交网络的主要影响和调节作用

  年龄，教育程度，收入和婚姻状况这些变量均未发现是抑郁症状的重要预测指标，但由于其在社会网络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理论联系，因此仍保留在后续模型中。分析显示，移民后压力与抑郁症状严重程度较高相关（B = 0.09，p <0.01），朋友的社会网络支持与抑郁症状严重程度相关（B = 0.08，p <0.001）。移民后压力×来自朋友的社交网络支持，这个相互作用项是重要的（B
= 0.01，p <0.05）。最终模型显著[F（16，242）= 4.21，p
<0.001]，占抑郁症状严重程度方差的16％。我们根据朋友的不同社会网络支持水平，绘制了移民后压力和抑郁症状严重程度的斜率：低（-1
SD from the mean），中度（mean value）和高（+1 SD from the
mean）。迁移后的压力与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增加有关（见图1）。在朋友中获得较大社会网络支持的人之间的关系更加显著，尤其是那些中度（z = 0.10，p <0.001）和较高社交网络支持（z = 0.14，p <0.001）的人，但对于那些社会网络支持度较低的人却并不显著（z = 0.05，p = 0.06）。

图1.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与移民后压力×朋友社会网络支持的功能

（温馨提示：点击查看大图）

  移民后压力（B = 0.07，p <0.001）和朋友的社会网络支持（B = 0.12，p <0.001）均与焦虑症状的严重程度相关。移民后压力×朋友的社会网络支持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B
= 0.01，p
<0.05），表明移民后压力更大的参与者如果暴露于朋友的更大社交网络支持下会表现出更高的焦虑症状。总体模型显著[F（16，242）=
2.27，p
<0.001]，占焦虑症状严重程度方差的20％。如上所述，图2中斜率说明这种效果。斜率表明，在迁移后压力与焦虑症状之间的关联中，中度（z =
0.07，p <0.001）和高社交网络支持（z = 0.12，p
<0.001）的人存在显着差异。对于那些社交网络支持率较低的人而言，这种关系并不重要（z = −0.03，p =
0.23）。在下一组模型中，迁移后的压力与躯体化症状相关（B = 0.17，p <0.001），但朋友的社交网络支持与躯体化无关（B =
0.09，p = 0.06） 。交互作用项很重要（B = 0.03，p
<0.01），因此随着朋友社交网络的支持，迁移后的压力与更大的躯体化症状相关。整个模型占躯体化差异的21％，并且很显著[F（16，242）=
4.48，p <0.001]。在低（z = 0.12，p <0.01），中度（z = 0.19，p <0.001）和高（z =
0.26，p <0.001）社会网络支持者之间的关系显著（见图3）。与以前的分析相似，移民后压力（B = 0.31，p <0.001）和来自朋友的社会网络支持（B = 0.32，p <0.05）与PTSD症状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尽管总体模型很重要[F（16，242）= 3.02，p <0.001]，占PTSD症状方差的14％，但移民项后压力×朋友的社会网络支持的交互作用对预测没有显著影响PTSD症状严重程度（B = 0.02，p = 0.13）。家庭社会网络均不显著，顾不汇报。

图2.焦虑症状的严重程度与移民后压力×朋友社会网络支持的功能

（温馨提示：点击查看大图）

图3.躯体化症状的严重程度与移民后压力×朋友社会网络支持的功能

（温馨提示：点击查看大图）

结论

该研究发现了一种社会支持的悖论效应，特别是在承受巨大压力的农民工中，来自朋友的社会网络支持不是有益的。由于社会网络支持是通过自我报告的规模、联系频率和支持网络的亲密程度来衡量的，因此未衡量关键维度，例如信息、工具、评估和情感社会支持。在这项研究中，社会网络支持并未确定特定的家庭纽带（例如丈夫，母亲，儿子）作为支持提供者。另外，由于支持网络缓解压力源的效果也可能因其应对方式的不同而不同，因此识别和评估家政工人是否使用以问题为中心或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方法也很重要。其他相关变量，例如宗教应对，菲律宾人与文化相关的应对和支持机制，也可以用于未来研究。尽管存在歧义，但宗教应对可以减轻菲律宾移民工人的情绪和工作困扰。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弄清移民网络中社会网络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细微的联系。本研究表明，社会网络支持不一定能为心理健康带来积极的效应。

文献来源：

Contents lists available at ScienceDirect Psychiatry Research.Evidence of the paradoxical effect of social network support: A study among Filipino domestic workers in China. journal homepage: www.elsevier.com/locate/psych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