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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维尔潘:中欧在非洲合作为何如此重要?不仅能证明特朗普错了

德维尔潘  法国前总理

中国和欧洲如果紧密合作,将有能力振动非洲的脉搏。除此以外,中欧合作新政策还有另一个重要理由,竞争和对抗是当今世界的准则,中国和欧洲可以向世界展示,我们可以超越自身利益,为非洲的发展通力合作。我认为中欧合作的价值在于,它能在对抗逻辑大行其道的今天为世人做出榜样。这很好地回应了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让美国再次伟大”政策,它将向世人展示多边主义方式是行得通的,是可以成功的。

在座许多年轻学者对中国-欧洲-非洲关系感兴趣,这是个很大的变化。大多数媒体都把注意力聚集在中美关系上,中美关系当然非常重要,但我们不能对21世纪的挑战视而不见。其中一项重大挑战是,我们要如何对待非洲?

非洲在不断增长,这种趋势将在本世纪持续下去。2050年非洲人口将达到25亿,2100年非洲人口将达到45亿。这意味着如果这里开一场学术会议,十名学者里就有四个来自非洲,你可以想象情况将发生多么大的变化,这是一项重要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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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讨论这个话题也是出于几点个人原因。我出生在摩洛哥,它位于非洲北部。在吉布提独立(1977年)期间,我曾经作为海军军官服役。吉布提在东非的非洲之角上,跟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接壤,是全世界重要性最高的军事基地之一,在众多基地里可以排老大。由于历史原因,法国在吉布提设有基地,俄罗斯设有基地,美国设有基地,中国也在那里设有基地,可想而知它的战略意义有多重要。

我之所以研究非洲还有另一重原因,我早年做外交官的时候主要负责应对非洲的危机,通过研究非洲频频发生的危机,拿出更好的应对方案,我逐渐学会了怎样当一名外交官。看国际社会对非洲的开放性创口作何反应,这是件有意思的事,今晚我希望向各位传递三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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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提出“非洲世纪”概念。

21世纪当然是中国的世纪,中国将肩负起维护世界稳定的主要责任,推动国际社会为世界大多数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其中关键的挑战在非洲。除了人口结构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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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谈谈非洲的正资产。人口资源当然是最重要的,不过非洲的自然资源也非常重要。非洲钶钽铁矿、锂、金、钻石的储量都举世无双,还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各个大国在战略上都想从非洲分一杯羹。另外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资源上,非洲是关键性的大陆。世界最重要的三片森林分别是亚马孙森林——最近它备受热议,因为巴西总统根本不关心自然环境,根本不在乎本国的森林和林区的居民,跟特朗普一个德性。第二片森林在印尼,我们经常谈到它,因为它经常遭遇火灾。第三重要的森林在刚果,位于非洲中部,由三四个非洲国家共同拥有。它们对我们星球的生存至关重要,因为森林能够起到固碳作用,调节碳氧平衡对人类和生物多样性都十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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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21世纪非洲崛起后,我要讲的第二点是非洲面临的重大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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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瓶颈是基础设施的匮乏。

在中国,高速公路、铁路、港口和机场令人眼花缭乱,在非洲这种基础设施非常稀少。从非洲的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有时从一个国家的首都去邻国的首都,你不得不绕道多哈、迪拜或巴黎中转。基础设施的匮乏严重地制约了非洲经济的发展,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非洲有54个国家,有的国家之间边境是封闭的。比如摩洛哥和尼日利亚之间,人们无法跨越这段国境。即使它们经济高度互补,一个农业比较强,一个能源和矿产储量丰富,但它们没有经济往来。在北非地区,各国由于缺乏交流沟通,经济增速降低了2%。基础设施匮乏和交流不足的影响之严重可想而知。

第二个瓶颈是社会瓶颈。

非洲的人口结构仿佛一个定时炸弹,许多新兴国家死亡率很低,医学发展导致医疗能力提高,寿命延长了。但非洲出生率没有降低,仍然很高,他们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没有这种观念。所以人口持续增长以至于数量如此庞大,他们得吃饱饭,确保经济增长,许给他们一个未来。

第三个瓶颈严重制约着非洲的增长,那就是政治不稳定。

这是很微妙的一点,精英的责任制存在问题,透明度低下,领导权力交接非常困难,一名领导人可能在位15年、20年。津巴布韦刚去世的前总统穆加贝甚至在位长达40年。这就产生了一个政治问题,由于非洲的民族和社群高度多样化,领导人往往首先服务于为自己的社群,国内其他人口难以参与经济活动,难以从国家资源中获益。因此政治与平等背道而驰,人民无法正常分享发展果实,这背后有民族原因,有历史原因。

除了政治不稳定之外,还有政治、军事团体攫取权力的问题。圣战主义、极端运动、伊斯兰主义运动等问题在非洲部分地区越来越严重,每个爆发危机的地方都有此类运动。尼日利亚有博科圣地,马里也有恐怖组织,萨赫勒地带有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它们破坏了这些国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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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大多数国家都存在权力交接问题,许多国家、许多政权都很难更换总统,选举往往受到当权者的操控,刚果布、加蓬、贝宁都或多或少存在此类问题。当前苏丹正面临着艰难的权力交接,上个月出现了很多暴力现象,还有尼日利亚也有同样的问题。尽管青年运动在此之前保持着和平,但暴力还是出现了,我们很难看清该运动未来的走向。

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该评估出现灾难的新风险,多数专家在观察非洲时戴着桃色眼镜,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因为非洲的增速比过去提高了许多,他们认为非洲变革的历史进程会按部就班地展开。如果我们想避免灾难,那就千万不可低估非洲爆发灾难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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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要谈谈非洲面临的几个严峻挑战。

首先是“魔都时代”,中国的超大型城市有很多很多,你们很清楚应该如何处理这类城市的事务,但你没法用同样的方式理解非洲大城市,因为它们跟中国大城市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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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金沙萨这样的城市,它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我今年到刚果去了几趟,包括上个月,一到傍晚六点半,整个城市基本就断电了,生活仿佛停止了,但几百万人还留在街上,你可以想象这个国家有多么不安全,经济活动多么受限制,生活品质多么低下,甚至还造成了卫生问题。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以刚果民主共和国为例,埃博拉病毒产生了巨大的公共卫生问题,给该国卫生管理和疾病防控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在讨论“魔都”问题时,我们应该结合当地现实。尽管我们可以轻易把其他地方的方案生搬硬套到非洲头上,比如中国有丰富的建设经验,为何不让让非洲城市跟着大兴土木呢?但中非文化存在差异,两地现实情况也不尽相同,城市规则和建筑开发能力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考虑非洲国家的现实情况,让项目适应当地现实。在多数非洲国家,小项目要比中国国内常见的大工程合适得多。所以当你跨洲移植现有方案的时候,不可能不冒风险,我们得预见到这些困难。我们要考虑新方案,比如解决交通严题,我在论文里展示了一些解决该领域问题的视角,但要在高成本、大规模方案——比如让高铁在非洲遍地开花,以及安全的高速公交线路之间做选择,我认为第二种方案可能更好。

以巴西小城市库里蒂巴为例,巴西前总统卢拉就在那里服刑。库里蒂巴建设了快速公交车线路,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成本非常低廉,总体上很成功。安全对于大城市而言也是个严重的问题,以哥伦比亚北部城市麦德林为例,该市将警力增加了一倍,凶杀犯罪率降低了一半。可见成功的解决方案可以很简单,但必须接地气。

非洲面临的第二个重大风险是战争危机,即非洲进入“战国时代”的风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推动非洲国家相互增进了解。但如果你深入研究许多非洲国家边境和部落问题,就会发现,许多部落分布在好几个相邻国家境内,这给各国政府带来了许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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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效解决非洲问题就必须考虑当地现实情况,要避免国家之间战争和冲突的逻辑,跨国项目可以发挥极大帮助作用。非洲联盟正是如此,它最近几年取得了极大进展,比如它推动了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建立非洲自贸区的愿景。如果能创建非洲国家互联互通、促进发展的共同体,这当然是有益的,因为它能在各国间传递知识和增进了解。

第三个灾难风险是大国围绕着非洲展开争夺,这种情况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发生过。可能你们不记得了,当时美国和苏联在非洲对抗,古巴也和许多国家对抗,这是很大的不稳定因素。当前存在一种风险,许多国家可能围绕着资源和影响力在非洲展开竞争,比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会见非洲领导人,类似习近平主席几个月前的会晤活动。大家都想制定非洲政策,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许多其他国家,因此在非洲挑战面前,大家都想在非洲树立影响力,因为那里是未来新世界,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影响力,那你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能力便会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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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传递给在座各位的第二个讯息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问自己,非洲应不应该照搬欧洲过去十年的经验?应不应该照搬中国的经验?应不应该生搬硬套任何外国模式?我坚定地认为,当然应该从中国历史中获得启发。中国当然有许多很好的合作和实践,在非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非洲必须探索出自己的发展道路,必须从自身内部汲取力量,向世界展示它具有掌握自身命运的能力。

今天世界各个大国多半高度重视非洲政策,以欧洲为例,它理所当然要关注非洲,因为那是离它最近的大陆,地中海最窄的地方没几公里远,过去就是非洲了。

另外非洲的问题几乎也是我们的切身问题,比如欧洲常常抱怨非洲带来的麻烦,移民、恐怖主义、政治动荡、疾病。但非洲远不止这些,它具有极强的未来属性,非洲是未来增长潜力最高的大陆,这是最关键的。

看看欧洲的情况,法国的经济增速是1.2%,欧洲总体在1.1%~1.3%之间,德国增长率只有0.6%,非洲各国经济增速达到5%、6%甚至超过10%。当然越年轻的国家增长率越高,不过非洲国家未来有着无穷的可能性。我们越深度参与非洲的发展,越能成为未来历史的一部分,它也将是新世界的历史。

对于中国而言也是一样,中国有很好的非洲政策,优势在于它不是前殖民国家。中国的非洲政策建立在平等之上,不附加政治条件,这有助于中国在非洲争取影响力。而另一方面,多数欧洲国家在民主、发展、社会分配等方面都对非洲国家有较高要求,这是两种差别很大的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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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非洲的角度回顾合作的历史,我们必须弄清楚,当今非洲人民和非洲国家领导人明白他们的确需要外部大国的帮助。非洲人知道光靠他们自身的力量,是不足以应对当前情况的。他们一部分生活还停留在中世纪,一部分已经迈入我们熟悉的全球化的世界。他们有的人家里还有蜡烛,因为没有电,但有的地方已经通了互联网,孩子已经会上网了。我们必须综合考虑这两种情况,它可能产生某种危险的精神分裂症,我们得帮助他们往前走,争取时间。

我相信非洲道路将不同于许多模式、许多发展分析,我不确定它是否要经历全部发展阶段才能成为现代国家,但我认为非洲能够直线前进,从中世纪直接迈入科技时代。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这都是有待书写的历史,需要我们有想象力,在方式和教育上创新。我相信非洲大陆有无穷的创造力,非洲有丰富的文化资源,非洲人民充满乐观精神,处处向前看,既然有这些能力,我认为我们可以做成许多事,应对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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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发展道路究竟是怎样的呢?其基石是什么?我们大概可以提出三四个尺度。

第一是文化,非洲发展道路应该以非洲文化为基础。我们没有对非洲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分析专家给予足够重视,他们解释了当今非洲的现实。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比如喀麦隆的阿基尔•姆本贝和塞内加尔的费尔温•萨尔,我们应该更多地听听这些人的声音,从而理解非洲身份究竟是什么。非洲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明,事实上第一个人类就来自非洲。如果我们想与非洲有效地合作,那我们不仅应该尊重,更要理解非洲的文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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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尊重自然和环境。不幸的是,在殖民时代及后殖民时代的前几十年里,我们不够尊重非洲自然环境。发展导致许多物种灭绝,生态平衡受到破坏。未来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资源不一定是可再生的,所以我们得对非洲给予足够的尊重,控制发展步伐。

第三个尺度非常重要,即走一条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其中至少有三大目标人群是我们应该着重考虑的,首先是年轻人,他们有极强的欲望和乐观精神,我们不应让他们失望。我们应该给他们更好的教育和机会,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人群。

第二个目标人群是妇女。妇女在非洲的生态系统里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她们负责教育事务,她们是许多村庄的精神支柱。她们代表着传统,她们和长老一起传承着传统。所以要达成许多目标,都得与非洲妇女结成统一战线,让她们帮助传播我们的讯息,促进许多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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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目标人群是非洲的海外侨民,他们原籍在非洲,现在在海外生活。部分非洲侨民在中国,还有许多在欧洲,例如法国、德国等国家。他们来到欧洲或中国后,每个月都把收入的一大部分寄回老家,补贴家人和乡亲。这对于非洲发展而言是一大笔钱,我们应该谨慎对待这笔钱,尽最大努力把他们的金融贡献花在刀刃上。

我们要传递的第三个讯息,即为非洲发展贡献力量的最好方式是迈入合作新时代。我认为今天任何国家都不能独自接触非洲,不管是从资金角度还是从挑战重要性出发,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对非合作中主导一切。我认为只有许多国家一起才能真正肩负起这个责任,帮助非洲加速发展。

我认为两组国家处于最适合帮助非洲的位置,一是欧洲,因为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另一个就是中国,因为中国从90年代起开始就参与建设非洲。中国和欧洲如果紧密合作,将有能力振动非洲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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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中欧合作新政策还有另一个重要理由,竞争和对抗是当今世界的准则,中国和欧洲可以向世界展示,我们可以超越自身利益,为非洲的发展通力合作。我认为中欧合作的价值在于,它能在对抗逻辑大行其道的今天为世人做出榜样。这很好地回应了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让美国再次伟大”政策,它将向世人展示多边主义方式是行得通的,是可以成功的。

在当前这个历史时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展示中欧两个伟大实体的自由合作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解决问题的途径。国际社会没有什么成功的先例,这是非常困难的,人们说用尽各种办法都不管用。我们现在要避免战争,要怎样才能有效地合作?我认为非洲可以是我们吸取经验教训、进行有效合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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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为三方合作可能是最好的方案,要制定怎样的主要纲领?有四个方向是我认为最重要的。

第一个方向,跨国化。如果我们在合作发展的方式方法上取得一致,我们就不仅仅是在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项目上合作,而是通过跨境投资在多国开展合作。跨国化使中欧更容易把劲往一处使,因为我们将超越地方政治,可以在重要地区的项目上合作。这样可以惠及更多的人和更多国家,我认为这是最高效的选择。

跨国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它能为稳定大宗商品价格带来新框架。如果中国和欧洲共建一个大宗商品赔偿基金,我们可以创造一个让非洲国家预见危机演化的新工具。今天它们不论是卖铜卖矿还是卖石油都面临一大难题,无法预见几年后的收入,不能预见未来就很难制定预算。这个赔偿基金可以让它们更好的预见未来,并制定相应的计划。过去十年中国自身发展分阶段规划做得非常好,因为你们有计划能力。如果非洲国家有更宽广、更长远的视野,一定能有所进步。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掌握自身命运的工具交给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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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个安全领域的例子,如果中国和欧洲能在联合国框架内制定危急时刻的交战规则,这将产生某种当前非洲面临危机时所不具备的理性。当前的情况是各个国家各自为政,虽然有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协助,但这算不上国际社会的有组织行动,至少可以说组织程度不够,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提高协调紧密程度。跨国化的第三个方向是支持非洲经济进一步走向一体化,这也是非洲联盟努力的方向。一体化程度越高,合作项目的效率也就越高,与一部分国家合作肯定比与54个规则、政策不同的国家合作容易得多,后者会给市场合作造成许多麻烦。

第二个方向是平台化,平台化的意义在于考虑到非洲的规模,今天非洲的专门性社会网络非常少,你很难了解到加纳、卢旺达、埃塞俄比亚有什么做得好的地方,没有专门收录良好实践的社会网络。我们应该通过大学、智库组建这样的网络,搭建信息、发展经验、非政府组织良好实践的共享平台。这些信息常常被遗失,未能起到复制和参考的效果、我们应该拿出收集和传播此类信息的工具,研讨会和论坛也是如此。在中国,一个城市一天可能有五场论坛,人们在酒店里开会、讨论、分享思想,这种事在非洲很少。当你寻求发展的时候,你需要思考、分享、讨论和辩论,这也是非洲发展新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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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化的第三个元素是国家建设平台,非洲每个国家的组织问题都很严重。我说的不是法治,而是国家建设。比如建设公务员队伍,确保大家遵守规则等,我们不光靠联合国、欧洲和中国来鼓励此类国家建设,我们更应该能力共享,以助力非洲国家的国家建设。我们必须明白,多数新兴国家都面临民族国家建设问题。国家现代化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最初诞生自19世纪的欧洲,然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洲开始现代化。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民族国家建设都离不开暴力,欧洲经历了国家内战、世界大战,亚洲也经历了非常复杂的现代化过程。今天中东面临国家建设问题,所以中东战火纷飞,战争、危机、对抗频频发生,这是个艰难的过程。明天的非洲将经历这一过程,我们得预见到非洲将面临新困难。要解释这种情况,我们要看到部分国家的特殊性,一些国家最近经历了这段困难时期,比如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它对南非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建立国家意识给了南非社会难能可贵的共同经验。另外一个国家卢旺达则经历了种族屠杀,这也解释了当今卢旺达领导人采取的立场,经历了如此艰难的过程。他们清楚风险所在,这也是他们的优势。这个过程是非常脆弱的,若能提供更多帮助则可使这些国家避免暴力,走过这段艰难的道路。

平台化的最后一点在于地区危机的针对性政策,冲突政策、军人复员、帮助军人和投身暴力活动年轻男子重新融入社会,这些程序都应该更有组织地进行,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和欧洲应该为非洲创造条件。在跨国化和平台化之外,我认为第三个方向是不同国家的差异化动员,我们不能以同一种办法接触所有非洲国家,我们应该有针对性地选择目标,来树立典范,让它们发挥表率作用,使更多国家效仿。我们应该鼓励哪些国家,建立良性循环呢?卢旺达、南非,即便当前它社会和政治面临困境。还有埃塞俄比亚,尽管有复杂的种族问题,但仍取得了不错的进步。还有摩洛哥,可能是北非地区唯一稳定的国家。选择这些国家为目标并推进新的合作,我们可以借此引领整个非洲,创造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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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方向是鼓励良好政策和项目的聚焦化,我们外人不能包办代替,而应有针对性地聚焦某些问题,我举一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城市发展,非洲急需许多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水处理。我们应该组建一系列企业,形成中国和欧洲企业池,在非洲以低成本高效率完成项目。

我们要明白,如果我们跟非洲人说,项目现在上马,但成效要二十年后才看得到,这就太久了。我们需要一两年、两三年就能落成的项目,让当地人看到效果,这样才能促成更多的项目,鼓励人们更积极地投入。我们需要积极的结果和创造力,这才能产生期待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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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之外,发供电也是非洲最大的挑战之一。还有教育领域,发展中欧非三地大中小学的合作伙伴关系,使每个层面都有合作伙伴关系,包括城市之间、省份之间、国家之间。这样才能激发非洲去追赶去超越,才能让人们明白我们和非洲的命运息息相关,才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新思维、新心态,向世人展示对抗与战争的逻辑不是唯一的逻辑。

最终,中欧合作的重要意义不光在于具体事务上,更在于一种对待非洲的新方式。如果我们继续按过去的老办法行事,许多在非洲的项目都是很好的,卓有成效的。但我们达不到非洲人民的预期,而由于种种挑战这样做的效率也不够高。所以这确实是一种竞赛,是我们和时间之间、和现实中的暴力之间的竞赛,我们需要应对这些困难,开创一个新局面来提升我们在这场竞赛中的胜率,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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