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丑闻威胁公司生存，大多数人就会成为公司利益的捍卫者

来源：微信公众号“大家-腾讯新闻”

作者：吴晨

一切都源自一颗螺栓。

开销售会议的时候，它没能支撑起课长的重量，折叠椅给坐塌了。当众人惊愕于课长的难堪时，两位公司资深的“同年”相视无言。一颗劣质螺栓虽然是小事，但是如果类似的质量问题具有普遍性的话，对制造各类座椅的大型制造商东京建电公司不啻为晴天霹雳。

日本电影《七个会议》的镜头，从虚构的东京建电的这次销售会议开始，摇向公司内部人探究真相的各种努力与斗争。

《七个会议》是探究日本传统企业文化劣根性的一次艺术化的尝试，尽管老戏骨们客串的各色人物不无脸谱化的夸张。竟然有人不惜在零部件质量问题上偷工减料，以便降低成本促进销售，这在视质量为根本的日本企业文化看来可谓胆大妄为。调查的结果一定没有悬念么？《七个会议》恰恰在不断制造悬念的过程中抽丝剥茧。

主角“千年股长”（即在企业内部总是无法升迁的）八角发现了螺栓质量问题，并顺藤摸瓜掌握了公司销售负责人为了追求业绩不惜偷工减料的证据，希望公司能够公开承认错误，尽快召回产品。

在影片的最后，八角对日本传统企业的这种文化做了一番剖析，把自己这样的公司人（即所谓salary-men挣工资的人）比喻成武士，把公司比喻成藩国。在日本语境中，战国时代的武士与藩国有着很强的人身依附的纽带，武士需要对藩国的大名（主公）尽忠，大名也需要对武士给予照顾，而且这种关系只要藩国存在一天，只要武士存活一天，就不可能废止。正面去看，这样的纽带创造了很强的向心力。侧面观之，类似的依附关系也会在危急关头强调小集体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或前途，同时罔顾对外部环境和社会带来的危害。

在影片中，日本战国时代封建的依附关系俯首皆是：母公司的大领导被称为“主公”；从母公司外派到子公司锻炼的领导名为“挂职”；公司内鼓励竞争，有野心的人紧盯着的是晋升的机会，不择手段；竞争失利者则可能被流放到外围企业，做错事情的人更可能被流放到边远地区。

既然上有主公，那么二级公司的领导也会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对主公他是家臣，对属下他又是当然的主子。

​影片所要表现的，恰恰是这种制度对人的扭曲。它一方面激烈地鼓励竞争，鼓励每个人的好胜心，以销售额作为成败（晋升）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又鼓吹对公司的忠诚，而这种忠诚的代价却是个人去承担公司（具体化为顶头上司）所分派的任务，不抗拒，不争辩，无论理解与否，都要去不折不扣地执行。好胜心是胡萝卜，忠诚是大棒，而在胡萝卜和大棒的双重“激励”之下，却可能产生对人和社会最基本的准则的蚕食，也加深了人的扭曲。

这恐怕就是有日本特色的公司人的异化问题，而这种异化最突出的莫过于人身依附。

在一个强调“从一而终”的组织文化之中，人身依附形成了阶层，而这种阶层的很多价值取舍是以企业的利益，甚至有时候是企业中的小团体的利益决定。人身依附会让很多人觉得人生如浮萍，一方面身不由己，另一方面又随波逐流。希望进取的有可能把好胜心用在邪术而不是正道上。

“劣币驱逐良币”，或者至少是“同流合污”，成了公司文化的底色。

“劣币驱逐良币”的一种表现是造假的流行。在东京建电，造假的是不起眼的螺栓，强度比设计强度减少一半，成本可以节约不少，更重要的是这样就可以帮助公司在激烈的价格竞争中胜出，赢得大笔订单，确保业绩目标的达成。为了公司的利益，选择造假的手段，貌似双赢的结果——业绩达标意味着个人的晋升——却全然罔顾螺栓质量打折扣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这些螺栓被用在公司出产的高铁和飞机座椅上的，细微末节的偷工减料，却可能带来整个系统的巨大风险。

造假的流行，一方面是单纯业绩指标的指挥棒，另一方面则是向上负责所带来的约束机制的缺乏。系统性的造假就好像得了癌症一样不断扩散，一旦没被发现，就可能一再衍生，腐蚀公司的文化，扭曲公司人的操守。即使问题被发现，首先考虑的仍然是利益和真相之间，孰轻孰重。这里的利益，是短期而不是长期利益，因为如果站在企业的长期利益角度去考虑，造假产生的虚幻的业绩终究会被揭穿，而丑闻揭穿之后很可能带来大厦轰然倒下的结局。安然事件，可谓殷鉴不远。然而站在短期利益去看问题，企业在发现造假问题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掩盖，捂盖子最终期望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当然，公司内部从来不乏有良知的人，就好像影片中最终扮演“揭露者”的八角，但对外揭发却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因为武士无法离开藩国，脱离了藩国的武士只可能成为无家可归的浪人，公司人也是如此。

即使对企业文化早已丧失信心的八角，也只能在企业中蹉跎成一个貌似吊儿郎当混日子的人，当然他靠着年资和与管理层晋升更快的“同年”的关系，即使我行我素也没有多少人能撼动。八角心底里并没有丧失良知，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挺身而出。

作为公司人，八角他们选择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越级上告，打破自己人身依附的直接束缚，期望更上级能够做出清醒的决策。最好的上告是能“通天”，就好像影片中，能够向王座上的主公（总公司的大老板）陈情，这一点很像中国的“清官情结”。主公是权威的代表，不怒而威。主公参与的御前会议（再次出现公司与藩国的类比）也就成了有正义感的员工向上陈情的最高裁判所。

他们努力去呈现真相，希望在内部的朝堂上能够摆清事实，申明利害，让主公明断，期待主公明断。此时，他们仍然是武士，不是浪人，仍希望在组织内部去弊除害，求变图强。

结果可惜，可叹，但这又恰恰是真实的存在。处于主公的大位，他的明断怎么可能会仅只简单地去考虑对错，真假，正邪的黑白分明？他有更宏大的利害算计，关乎自己的名位，也关乎公司的存亡。当丑闻的危害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名位，威胁到公司的生存时，哪怕腐坏的文化早已让公司根子烂透，主公的明断仍然不可能是怀抱理想者的选择。

武士们的选择何尝不是如此？精密的组织要求一颗颗勤勤恳恳的螺丝钉，却也照顾着这些螺丝钉。公司人不可能不清楚“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为了维护集体的利益，家丑不可外扬，成为大多数人正确的选择。出于每个人的现实算计，当丑闻有可能导致公司崩溃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成为公司利益的捍卫者。

在这样的体制下，告密者和揭露者（也是这部影片的英文片名Whistle Blower），只可能是极少数，因为他们这么做是违背自身利益的，需要做好鱼死网破，有去无回的打算。

这才是“揭露者”的意义所在。他们可能是《皇帝的新衣》中童言无忌的小男孩，可能是特朗普政府中起底“乌克兰门”的那个神秘人，也可能是执着于真相鼓起勇气“下克上”的公司武士。

八角在影片的最后说，日本传统企业的这种特殊文化西方可能无法理解。他错了。虽然企业文化的差异千差万别，但是求真求实，不计较自身利害的理想者，身处在哪里都一样。他们较起真来，所需要突破的羁绊，所需要考虑的利害，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他们所需要鼓起的勇气，却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