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素缎大衫与霞帔之再考

　　摘要：明代衣冠服制中将大衫与霞帔定为命妇礼服，有其固定的组合与搭配，并通过质料、色彩与纹饰区分等级。本文通过对大衫及霞帔的相关史料考证，

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对吴氏墓出土大衫及霞帔实物进行分析与研究，从形制、制作工艺、纹饰方面进行考证，对明代大衫形制中对古礼的循袭及其时代变化、大衫与霞帔制作工艺与礼仪的关系、大衫与霞帔配伍方式等进行简单探讨。

　　一、明吴氏墓“素缎大衫”与“压金云霞翟纹霞帔”出土背景

　　“素缎大衫”与“压金云霞翟纹霞帔”出土于江西南昌宁靖王夫人吴氏墓，2001
年12 月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发掘简报中有：“墓志记载， 墓主吴氏世家蓟州，其父景琪追随宁献王朱权至江西，
吴氏生于正统四年（1439 年）， 后嫁朱权世孙宁靖王奠培，并受诰封，弘治十五年殁（1502 年），弘治十七年（1504
年）下葬，其身份为明代藩王宁靖王的夫人。”该墓出土纺织品40
多件套，因埋藏环境较好，且发掘现场保护到位，棺内墓主身上及陪葬的服饰基本保存了较完整的外形，穿叠次序未受扰乱。吴氏身穿明代皇室女眷礼服，
是迄今发现的明代最完整的后妃系列礼服。吴氏墓素缎大衫与霞帔穿着于墓主衣身最外层，于2013
年送至中国社会科学院纺织考古部进行第二次专业清理与修复保护（图一、图二）。

　　二、大衫与霞帔概述

　　大衫，
宋明典籍中又有“大袖”、“大衣”、“大袖衣”、“大袖衫” 等多种称谓，
特指两袖无祛、袖口宽博肥大、衣身宽松的单层服饰。宋代高承撰《事物纪原·衣裘带服·大衣》记有：“商周之代内外命妇服诸翟。唐则裙襦大袖为礼衣。开元中，妇见舅姑，戴步揺，挿翠钗，今大衣之制盖起于此。《实録》大袖在背子下，身与衫子齐，而袖大以为礼服，疑即此也。”两晋时期世人崇尚恬静淡雅、飘逸洒脱的生活方式，衣衫袖口已渐向宽博。唐代裙襦大袖已作为贵族妇女的礼服使用，
后世礼服大衫的形制应起源于此。

　　霞帔又称“霞披”、“披帛”，初见于唐白居易《长庆集·霓裳羽衣歌和微之》“虹裳霞帔步摇冠”，但此时的霞帔多指唐代舞女随意裹披于裙衫之外的轻薄帔子。宋明时期，霞帔特指用两条狭长的丝绸料制作、以纹饰之、穿着时佩挂于肩、由领后绕至胸前、后悬垂至下、尾端缀帔坠的饰品。自宋代开始，大袖衣与霞帔始入官服典制，
成为命妇及官宦富贵家女性的礼服。

　　《宋史·舆服志》记载：“其服， 后惟备祎衣、礼衣，妃备褕翟，凡三等。其常服，后妃大袖，生色领，长裙，霞帔，玉坠子；背子、生色领皆用绛罗，盖与臣下不异。”

　　《大明集礼》卷三十九记载：“皇后冠服：唐，龙凤珠翠冠，泥金霞帔，常服之。···宋，其常服真红大袖，红罗生色为领，红罗长裙，龙凤珠翠红霞帔，药玉为坠。”

　　大袖、霞帔在宋代上层社会使用广泛，已发掘宋墓出土服饰中多有发现：1975
年福州南宋黄昇墓出土罗地广袖袍5 件，配绶2 件；1988 年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出土广袖罗袍2 件， 素罗配绶1 件；2003
年南京高淳花山南宋墓出土牡丹芙蓉纹罗大袖衫1
件。1986年福州茶园村宋墓出土金黄色平纹广袖袍1件。这些服饰均为直领对襟大袖的单衣，具体大袖造型虽各有所差异，
但在通袖长及袖口宽的尺寸规格上均十分宽大， 与绶带相搭配，服饰风格雍容典雅。

　　明代位于元清两朝之间，
明初为巩固政权，十分重视古制的恢复与继承。明丘濬《大学衍义补》云：“开国之初，
太祖皇帝不遑他务，首以礼乐为急，开礼、乐二局，征天下耆儒宿学，分局以讲究礼典、乐律，将以成一代之制。”明太祖即位之初便“以礼治天下”，命礼官儒臣“稽考古制”，上采周汉、下取唐宋，商议冠服制度。后世朝廷亦数次进行典章制度的创建与修订。

　　《明实录·太祖实录》二五七卷：

　　“洪武五年二月己卯朔，诏中书省臣礼官所拟文武官命妇服饰用大衣霞帔，既合古制，霞帔以金绣之文为等第，
若民间妇人礼服惟以素染色絁不用文绣。”、“洪武五年三月，己亥礼部奏更定品官命妇冠服制度：一品命妇礼服， 大袖衫用真红色，
霞帔褙子俱用深青色，纻丝绫罗纱随用，霞帔上施蹙金绣云霞翟文，钑花金坠子，褙子上施金绣云霞翟文。” 

　　《明会典》卷六十皇后冠服、卷六一命妇冠服中记载：

　　“皇后常服：洪武三年定，真红大袖衣，霞帔。···永乐三年定，
皇后大衫霞帔衫用黄色，纻丝纱罗随用，霞帔深青为质，织金云霞龙纹，或绣或铺翠圈金，饰以珠。纻丝纱罗随用， 玉坠子瑑龙纹。”
、“洪武二十四年定制，命妇冠服、公伯侯与一品同。大袖衫，真红色，一品至五品，纻丝纱罗随用，六品至九品，绫罗紬绢随用。霞帔褙子皆用深青段匹，公候及一品、二品，金绣云霞翟文。” 

　　明初，大袖衫与霞帔定为命妇朝服，色承宋制，

用真红。后朝廷多次更定命妇礼服形制，永乐三年后定名“大衫”，皇后改色用黄；皇妃、皇太子妃等内命妇大衫霞帔为常服，亲王妃及以下为礼服，大衫用红；霞帔均为深青色，以装饰纹饰及制作工艺区分等级。明代是汉民族服饰制度最为完备、工艺技术及艺术集大成的时期，《明会典·卷六一·命妇冠服》部分对礼服大衫、霞帔的用料、具体款式结构、各部位尺寸及穿用方式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大袖衫圆阔三寸、两领直下一尺，间缀纽子三，前身长四尺一寸二分，后身长五尺一寸，内九寸八分，
行则摺起。末缀纽子二，纽在掩纽之下，拜则放之。袖长三尺二寸二分，根阔一尺， 口阔三尺五分，
落摺一尺一寸五分。掩纽二，就用衫料，连尖长二寸七分，阔2寸五分。各于领下一尺六寸九分处缀之。于掩下各缀纽门一，
以纽住摺起后身之余者。兜子，亦用衫料两块斜裁，上尖下平，连尖长一尺六寸三分，
每块下平处各阔一尺五分，缝合。于领下一尺七分处缀之，上缀尖皆缝合，以藏霞帔后垂之末者。霞帔二条，
各长五尺七，阔三寸二分，各绣禽七，随品级用，前四，后三，各绣。临末左右取尖长二寸七分，前后分垂，横缀青罗襻子，牵联并之。前垂三尺三寸五分，尖缀坠子一，后垂二尺三寸五分，临末插兜子内藏之。”

　　《明宫冠服仪仗图》中对皇后至郡主大衫、霞帔的形制、色彩及纹饰进行了图文记录。大衫直领、大袖、两侧开衩、底摆前短后长、后身置兜子；霞帔两条、绣禽七、一端取尖，缀坠子，末端插兜子（图三、图四）。这些特征均与《明会典》相关记载吻合。《明宫冠服仪仗图》于明永乐年间初成，书中的内容主要依据明永乐三年礼部进呈给永乐皇帝的《冕服卤簿仪仗图》，
是洪武元年至三十一年间所定的官服制度的总结。由此可见，明代宫廷通过对冠服尺寸、款式、用料及缝制标准的制定，来强化服饰的阶级性与礼仪性。

　　三、吴氏墓出土“素缎大衫”的特色形制

　　本文通过实验考古学的方法对吴氏墓大衫实物进行测量及研究。其基本形制为：直领，对襟，通袖，袖阔敞口无边饰；衣身面料通裁，前短后长，两侧开衩近腋下，侧缝内缝素绢贴边；前身门襟对齐后，前摆呈倒置的花苞状，后摆宽大呈A
字；直领上部左右两侧各有纽襻1 个，前胸直领下纽扣2 颗，两腋下各夹缝纽襻1 个；后身腰臀处缝缀素缎三角形衣片，三角两侧各缝素缎纽门1
条，上盖素缎掩纽1 片；后底摆居中位置缀纽扣1 颗（图五、图六）。

　　明代女服直领形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领襟分离式，
襟与衣身为同一块面料， 领料单裁，直领自上而下长度多为一尺左右；二是领襟一体直通式，
领与襟用同一块狭长的面料裁制，自上而下贯穿至底边，单独加缝于衣身之上；三是领襟一体复合型，指在领襟一体的基础之上，
在领口处复加一层长度为尺的领料，形成复合领（图七）。吴氏墓出土素缎大衫直领是领襟一体复合式的。衣前身左右门襟处各加缝一条素缎领襟，下缝至底摆，向上缝合形成直领，领口处叠缝素绢领料，既丰富了领子的层次，
疏缝的素绢面料又方便拆洗更换，帮助保持领部的干净整洁（图八）。

　　实物观察可见，
大衫领襟的镶边长133厘米、宽19 厘米，素缎面料裁制，内衬同尺寸素绢贴里。镶边宽度在腹部之上逐渐变窄，至领部仅余12
厘米（多余的部分并未裁掉，而是向内折叠，藏于素绢贴里之内）。与此同时，领襟面料在与衣身面料缝合时， 颈肩部位对衣身面料有近9
厘米的吃量（图九）。由于大衫作为命妇最外层礼服穿用，此种裁剪、缝制的方式为颈部的活动、内层服饰的展示预留了更多的空间，使肩颈部造型更加平整，保持好的仪态。折叠后夹缝在素绢贴里之内的面料，保证了面料的完整性，增加了门襟及领口的厚度，使其造型的更加稳定、挺括。大衫前身也因为增加了左右门襟的余量而更显宽松，着装后更显雍容。

　　大衫所用面料为幅宽62
厘米的素缎，通过面料裁片分解图可见，左右衣身占2 幅、大袖占2 幅，领襟及配件单裁，衣片前短后长，前衣长123 厘米，前底摆宽152
厘米，后衣长145 厘米，后底摆宽198.7 厘米。大衫衣身面料仅在腋下处裁剪一刀，使袖身分离，前侧缝就幅宽修整为圆弧状，
后侧缝直接利用其裁剪线的弧度，两侧加缝圆角三角形衣料，形成前短后长、前窄后宽的衣摆造型（图一〇）。

　　大衫衣身两侧开衩的形制承袭宋元时期的褙子，

衣摆前短后长的形制则在五代时期已有。法国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藏晚唐至五代《引路菩萨立像》、大英博物馆藏五代绢本轴画《引路菩萨图》（图一一）中两位贵妇供养人所着外衣均沿袭唐代贵族妇女服饰形制：直领大袖，两侧开衩，底摆前短后长，前摆长至膝下，后摆拖曳及地且呈圆摆造型。成都赵廷隐墓出土多个后蜀陶女伎乐俑的装扮：对襟窄袖，衣摆前短后长，后摆平齐，且多件同类形制的服饰套穿，

呈现出长短层次不一的效果（图一二）。故宫南薰殿旧藏《宋宣祖后坐像轴》中，宋宣祖后头戴龙凤冠，凤钗，配凤纹霞帔，着对襟大袖衣，衣摆两侧开衩，前短后长，坐姿时前摆及地，后摆拖垂较长，呈齐摆造型（图一三）。南京高淳花山墓出土芙蓉牡丹纹大袖衫，直领，对襟，广袖，两侧开衩至腋下，前片衣长115
厘米，后片衣长168厘米，衣摆前后尺寸差距明显，后摆亦呈平齐状，且后底摆素料贴里（图一四）。从设计学的角度来看，
两侧开衩的服饰形制将前后衣片分离，增加了腿部活动的空间，丰富了内外服饰的着装层次；更重要的是，开衩也使得前后衣片尺寸及造型的设计可以独立进行：前片尺寸依据实用与审美的需求，
裁剪至合适的位置，后片尺寸则可从礼仪的角度出发，适当的延长使其更显隆重，造型亦可以多样化，这也充分体现了古人在造物制衣之中的智慧。

　　据《明会典》记载，大衫“前身长四尺一寸二分，后身长五尺一寸”，下摆前短后长，有十寸之差（约今日30
多厘米），且后摆“行则摺起，拜则放之”。行走时摺起来，使活动更加方便，跪拜时放下，使着装者跪拜时遮盖臀部更具礼仪。吴氏墓素缎大衫前衣长123
厘米，后衣长145 厘米， 后底摆正中位置缝有纽扣1 个。吴氏身高约160 厘米，大衫上身穿着后前底摆至膝下，后底摆拖曳及地少许，前后落差22
厘米，与《明会典》记载较为一致。

　　《明宫冠服仪仗图》中命妇大衫的前后底摆亦是前短后长，但落差不详。孔府旧藏服饰赭红凤补女袍为御赐衍圣公夫人礼服，
前身长113 厘米，后身长147
厘米。前身可见为整幅布通裁缝制而成，两侧开衩至腋下，小A字底摆前短后长。女袍为单衣，底边及两侧开衩处内衬黄色贴里，
底摆贴里由里向外延伸包裹，形成细绲边，装饰衣身正面，底缘正中有布纽扣1
颗（图一五）。这样的装饰手法与吴氏墓素缎大衫的下摆形制及装饰工艺十分相似，也同样出现于同墓出土的鞠衣、襕裙之上（图一六）。女袍饰圆形鸾凤纹团补，可见此服规格较高，
只是前片在底摆上方横向折缝一定的量，其原因暂未知。前短后长、前窄后宽的底摆造型使得服饰着装后更具礼仪感与隆重感，
服饰形制与其作为命妇最高礼服穿用的目的相符。

　　吴氏墓素缎大衫后腰两侧各缝素缎纽襻一条，上盖素缎掩纽一片，后身底摆正中缀有一颗纽扣（图一七）。《明会典》记载：大衫“前身长四尺一寸二分，后身长五尺一寸，内九寸八分，
行则摺起。末缀纽子二， 纽在掩纽之下，拜则放之。”、“于掩下各缀纽门一，以纽住摺起后身之余者。”
可知底摆的纽扣就是《明会典》中提到的“纽子”，掩纽下的纽襻就是“纽门”，“纽子”
用来摺起后身底摆余量，与掩纽之下的“纽门”固定。吴氏墓素缎大衫底摆的纽扣具体与衣身什么位置系合，
还有待商榷：首先，吴氏墓大衫掩纽之下的纽襻用素缎料裁制，对折后带长14.2 厘米，宽1 厘米， 无法与下摆直径仅为0.5
厘米长的纽扣组配使用；其次，大衫两腋下各夹缝1 厘米长细纽襻1 个，
其尺寸可以与后身底摆的纽扣扣合，但通过缝制大衫白坯样衣并试穿，发现后身余量摺起后，不论纽扣纽向左右哪侧，视觉上都会影响仪态观瞻，
与明代着装注重仪礼的目的不符；《大衫与霞帔》一文中作者认为大衫在行走时后身略拖地，
并不碍事，“后衣身底部的一颗纽子及两腋下的纽襻都不再有实际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吴氏墓发掘简报记载墓葬出土时， 大衫后背两侧均挂一组玉佩，
但具体挂在什么位置， 简报并未详述。通过玉佩图片可见其上端有金属弯钩，玉佩具体是勾在大衫两腋下的细纽襻上， 还是勾在后身两侧掩纽之下的长纽襻上，
还需进一步考证；第三，孔府旧藏多件衍圣公朝服、礼服后身靠近腋下的位置均缝有本色面料制作的纽襻，
用于固定革带。明代相关典籍、《明宫冠服仪仗图》中都有对各级命妇冠服中配玉带的记载与描绘。已知江西南城明益宣王夫妇墓中李妃及孙妃棺、益定王次妃王氏棺、益端王妃彭氏棺内均有玉带或玉带板出土，宽度多在6
厘米左右。吴氏墓出土大衫掩纽下纽襻， 其位置及长度或更适合配革带使用，而底摆中间的纽扣具体做何用，亦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吴氏墓出土“压金云霞翟纹霞帔”的形制与纹饰

　　明代衣冠服制中将大衫与霞帔定为命妇礼服，有其固定的组合与搭配，并通过质料、色彩与纹饰区分等级。《明会典》对霞帔的具体描述为：“霞帔二条，各长五尺七，阔三寸二分，各绣禽七，随品级用，前四，后三，各绣。临末左右取尖长二寸七分，前后分垂，横缀青罗襻子，牵联并之。前垂三尺三寸五分，尖缀坠子一，后垂二尺三寸五分，临末插兜子内藏之。”

　　吴氏墓出土霞帔由2
条长245 厘米，宽13 厘米的罗带制成。罗带于前端制成尖角，并对合拼缝在一起， 上缝3 条长2
厘米的细罗襻，用于挂霞帔坠子，霞帔末端平直。在距离霞帔尖端120.5 厘米处， 罗带内侧各有1个纽扣，用于与素缎大衫领侧的纽襻扣合；距尾端90
厘米处，内侧各缝有一长20 厘米，宽0.6 厘米的系带，霞帔绕过领肩后，系带系合固定（图一八、图一九）。

　　通过实验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对霞帔实物进行研究， 发现单条霞帔罗带使用整幅罗料，幅宽为32 厘米，长度为270.5
厘米，缝制时将面料对折、两侧布边窝净后缝合。霞帔尖端的尖角造型并非将面料斜裁后缝制而成，而是根据所需尖角的角度，
将顶部多余面料折叠后夹缝在内里制成的（图二〇）。霞帔尾端亦有11.5 厘米的余量折叠夹缝在内里。霞帔尖端使用折叠的方式制作，
不但降低缝合难度，节省缝制时间，更易保证尖角造型的稳定性， 同时，
折叠后霞帔尖端面料的厚度增加，悬垂度和牢固性更好，适合悬挂有份量的帔坠。霞帔平端面料的折叠也使得霞帔的长度能够根据需要更灵活调整。古时面料织造工艺繁复，尤其是霞帔所用的罗料，手工制作耗时长久，材料十分珍贵，用“折叠”取代“裁剪”的制衣方式，再一次印证了古人在面料使用上“少裁剪”、“重完整”、“敬物尚俭”的慎术观念。

　　吴氏墓出土霞帔正面刺绣云霞翟纹，纹饰以系带为中心分为前后两段，
前段各绣翟鸟4 只，后段各绣翟鸟3 只。翟为长尾雉属的各种禽鸟的统称，又有幼凤一说。霞帔之上的翟鸟纹长17 厘米，宽9
厘米，冠小，喙短，喙下无坠，直尾无凤镜，做展翅飞翔之态。翟鸟四周绣如意朵云流霞纹，云朵散点状布局，流霞环绕其中。翟鸟头身及云纹使用绒丝线，先以平绣做地，绣出纹饰主体，后用单根圆金线钉缝，以勾勒纹饰轮廓及细节；流霞纹使用圆金线，2
根一组盘绕钉缝；翟鸟纹尾部每5 至6 根圆金线为一组紧密钉缝成一根直尾， 8根直尾长短有序，布局讲究。两条帔带上的翟鸟纹饰做对称状布局，
上身披挂后均为正身横向对飞的视觉效果（图二一）。

　　关于霞帔的纹饰、工艺及色彩，
《明实录》、《明史》等典籍中多有记载：一品二品命妇礼服霞帔上施蹙金绣云霞翟文，
钑花金坠子；三品四品绣云霞孔雀文，五品绣云霞鸳鸯纹，六品七品云霞练鹊纹，八品九品缠枝花纹。永乐三年更定皇后霞帔深青，织金云霞龙纹，或绣或铺翠圈金，饰以珠玉坠子，皇妃至世子妃用云霞凤纹，
郡王妃及郡主绣云霞翟纹。纻丝纱罗随用。长子夫人及以下霞帔纹饰只绣禽鸟不施云霞，料惟用罗。

　　吴氏墓出土霞帔为四经绞罗材质，
上绣翟鸟，刺绣工艺为平绣、蹙金绣、钉金绣等，两条帔带各7 只翟纹，
与古籍中记录的命妇霞帔“以金绣之文”、“各绣禽七”、“前四后三”、“纻丝纱罗随用”等具体形制内容相符合。关于霞帔的色彩，
由于纺织纤维经过长年累月的水解及污染物侵蚀，
出土纺织品的原始色彩一般难以保存，出土后经氧化，颜色多呈酱黄色。吴氏墓霞帔原始色彩基本褪尽，庆幸的是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纺织考古部专业人员进行清理与修复，
霞帔罗地及刺绣纹饰丝线局部残留的些许深青色泽得以显现， 证实此霞帔的原始罗料近青色，纹饰色彩含深青，与典籍记载中“霞帔以深青为质”的内容相符。

　　值得考证的是，

墓主吴氏夫人的身份与霞帔纹饰的等级存在与规制不符的情况。据明代相关典籍记载，云霞、翟鸟纹帔至少为郡主及以上位份命妇才能使用。据吴氏墓发掘简报记载：吴氏墓出土墓志盖上阴刻篆书：“皇明宁*王夫人*氏之*”，
志石首行记：“*靖王夫人吴氏墓志”，由此确定吴氏的身份为明代宁靖王之夫人。但吴氏墓出土霞帔纹饰为压金云霞翟纹，
且同墓中还出土有妆金团凤纹补鞠衣、玉圭、凤冠等服饰，这与其“夫人”的身份不符，有逾制之状。

　　明代墓葬出土服饰形制与典制规定不符的情况多有存在。北京南郊苇子坑明代夏儒夫妇墓与吴氏墓年代相近，

墓主为庆阳伯的夫人，二品以上命妇，其出土绣云凤纹霞帔一件，按《明会典》规制，公伯候及一品和二品霞帔纹饰应使用云霞翟纹(图二二)。上海顾东川夫妇墓出土罗质霞帔一件：“在霞帔腰部和下摆处各挂1
件银鎏金镶白玉帔饰， 下部边沿缀7
件银瓜果六边形饰件。腰束金带扣扣合的罗带。”据出土现场照片观察为朵云禽鸟纹，因纹饰不清，禽鸟纹已不可考。其帔坠有心形的，还有六边形的，与明代水滴形配坠之制不符（图二三）。

　　明代初期，

政府对不同阶级的服饰制度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其章服有序、制度严明，严禁违制。自明中期，当政者为笼络朝臣、安抚子民，常常通过逾级的赏赐来稳定朝政、突显朝廷的重视、帝王的仁德之心。但随着官僚机构的日益庞大，藩王宗族人口的不断增加，特赐施恩逐年递增。加上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及社会时尚的嬗变，
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审美意识不断提高，
衣冠服制已成为体现等级差别最直观形象的表现手段。明中后期，朝廷纲制日渐松弛，官员命妇通过服饰形制、色彩及纹饰的“升级”来感受身份地位的优越性，官民僭用之风逐渐盛行。

　　五、大衫与霞帔的配伍方式的再思考

　　大衫与霞帔有其固定的组合与穿搭方式。《明会典》记载：霞帔“临末左右取尖长二寸七分，前后分垂，横缀青罗襻子，牵联并之。前垂三尺三寸五分，尖缀坠子一，后垂二尺三寸五分，临末插兜子内藏之。”明代传世的诸多画像中也多有大衫与霞帔的搭配穿用。在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赠临淮侯夫人许氏像》中，夫人身穿对襟素色大衫，身披霞帔，正襟危坐。霞帔搭于领肩两侧，尖端下垂，上饰云霞翟纹，下坠水滴形帔坠，与吴氏墓出土大衫与霞帔的形制及纹饰十分接近（图二四）。但其霞帔两条帔带自尖端缝合一直延伸至前胸部位，
与吴氏出土霞帔仅尖端局部缝合的形制不同。

　　通过制作大衫与霞帔原尺寸白坯样衣进行组配：将霞帔内侧的2
个纽扣与素缎大衫领侧的纽襻扣合，
霞帔尖端于前身下垂后刚好与大衫前底摆边缘平齐（图二五）；将霞帔尾端绕过大衫领肩后，系带系合固定，霞帔尾端下垂后长度也与前衣摆底边平齐（图二六）。可见霞帔制作的尺寸不是随意而定的，也不必与《明会典》中记载的尺寸一一对应，而是与着装者的身高体型，
特别是所配穿的服饰尺寸有密切的联系。这也解释了文章前面提到的霞帔在制作时两端都有一定的余料折叠， 应是为了配合大衫衣长而调整的长度。

　　关于霞帔尾端的存放方式，《明会典》记载其尾端“插兜子内藏之”。自宋代起，大衫即有配兜之制，
南宋黄昇墓及德安周氏墓均出土多件大袖衫， 其衣后身底部也带有三角形兜子。图片观察可见，兜子采用单裁的近三角形衣料，
于衣后身底摆处拼缝而成（图二七）。福州茶园村宋墓出土金黄色平纹镶金边大袖衫，衣长180
厘米，其兜子是直接将后衣身面料延长后，底摆边角向内对折缝制的。据目前仅有的公布材料来看，
其兜子尖端向下，并无实际隐藏霞帔尾部的功能，推测是否应该将其向后折返钉缝于衣身上， 形成实际的兜子（图二八）。

　　《明宫冠服仪仗图》中大衫兜子的位置位于后底摆最下方部位，
霞帔尾部悬垂并藏于兜子之内。吴氏墓出土素缎大衫后身在中线距底边57 厘米处贴缝2 片直角三角形拼缝而成的素缎兜子，兜子底边总长103
厘米，高60 厘米， 于领下28 厘米处将兜子顶点与底边与大衫衣身面料缝合固定，与《明会典》记载形制类似。但大衫后背的兜子位于衣身腰臀部位，
如搭配霞帔使用， 霞帔底部还有近40 厘米余量，需要折叠后才能放入兜子内遮藏，既不平服，还有浪费之嫌，让人疑惑。将兜子的位置移至底边处，
似乎更适合搭配霞帔的长度。

　　六、小结

　　明初服饰定制上采周礼、下取唐宋，建立了一个“衣冠有等”、“贵贱有别”的服饰等级系统，
构建出一个“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的衣冠制度。吴氏墓出土素缎大衫与压金云霞翟纹霞帔是墓主身份地位的象征和体现，
其服饰形制既有对上古服制的借鉴与继承，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形制在已知明墓出土服饰中较为少见。作为命妇最高级别的礼服，
吴氏墓出土大衫与霞帔的形制、色彩、材质、纹饰、工艺均与明代“服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服制”又尊循于“礼制”，“礼制”最终要服务于政治。经过明洪武至永乐多年数次修订形成的命妇冠服制度正是统治者确定尊卑观念、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