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香港曾有一所“难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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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香港来了一个戴眼镜、穿长衫、矮矮胖胖的小老头儿。

别看其貌不扬，名头极大。

他叫钱穆。

在中国近现代，江南钱氏是一个逆天的家族。相传是吴越国王钱镠的后嗣。钱镠将33个儿子派往江浙各州，使家族繁衍开来。民国年间的《钱氏家乘》记载，国内有迹可循的钱氏宗脉有一百多支。

最著名有无锡钱氏、临安钱氏、吴兴钱氏。

钱穆属无锡钱氏，他有一个亲侄子叫钱伟长。钱钟书也是无锡钱氏，不过同宗不同支。

钱学森属临安钱氏，他有一个侄儿叫钱永健，后来获得诺贝尔奖。

钱三强属吴兴钱氏，他爹钱玄同也很彪悍，新文化运动的骨干，鲁迅师弟。

尽管出自江南钱氏，但钱穆家道中落，父早亡。在寡母的苦心操持下，他7岁进私塾，一路读到南京私立钟英中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办，遂辍学。

中学肄业，这是国学大师钱穆的最高学历，但他毕生坚持自学苦修。“我自7岁起，无一日不读书，每日求有所闻”。

1913年后，他先当了10年小学教师，又当了8年中学教师。教书之余，不忘研习史学。

1930年，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学教师居然在顶级学报《燕京学报》第七期发表了《刘向歆父子年谱》，继而又发表《先秦诸子系年》。

学界大佬纷纷侧目。经顾颉刚推荐，钱穆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讲授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居北平八年，他先后授课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

在燕大，钱穆见陈寅恪穿长袍，亦改穿长袍，坚持到老。

北大“未名湖”一名就来自钱穆。执教北大时，他和胡适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并称“北胡南钱”，两人都善于演讲。

抗战爆发后，钱穆随北大南迁云南。期间他与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一个超级悲催的天才）往来密切。

时值民族危亡，西学东渐，青年多以阅读“进步书籍”，贬低中国传统文化为荣，社会弥漫历史虚无主义。

在陈梦家的启发下，钱穆一反此前中国通史的西方化叙事倾向，写出《国史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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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书千千万，但《国史大纲》最别具一格。

钱穆抱着为中国人写中国最后一本史书的信念，开篇即明确，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上述四点可以说是钱穆思想的荟萃。

《国史大纲》饱含强烈的道德意识与爱国热情，很快成为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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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终身从教，不支持学·运。1948年，当西南联大涌动激进思潮，他选择离开，应邀回家乡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又应广州华侨大学邀请赴穗任教。

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钱穆没有赴台，经广州去了香港。

起初，他在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后又与谢幼伟、唐君毅、崔书琴等学者，借用华南中学在九龙伟晴街的课室三间，筹办亚洲文商夜学院。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亚洲文商夜学院由夜校改为日校，更名为“新亚书院”，钱穆出任院长。

很多年后，钱穆回忆：“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新亚学院的学生十有八九都是流亡青年，钱穆不但免除学费，还想办法帮忙解决生活问题。

当年的香港流亡青年之间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进教堂，只可以获得半天的安慰；我们进了新亚书院，好像重新得到了一个家，整个心灵获得了寄托和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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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余英时就是新亚书院“出产”的栋梁之一。

他是1950年春天从燕京大学转到这里，他发现“整个学校的办公室只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一张长桌子已占满了全部空间”。而钱穆给他的第一印象则是“个子虽小，但神定气足，尤其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

一个炎热、潮湿的夏天，患病的钱穆躺在地板上，叫余英时去买《二十四史》给他读，仿佛这足以驱逐所有的痛苦。

在这个租来的仅有的四间教室里，钱穆努力保存中国文化的气韵。新亚书院最终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

当然，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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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书院的赞助商王岳峰不是富商巨贾。钱穆得想办法去弄钱。幸好他跟蒋介石有交情。

《国史大纲》出版后，蒋介石极为赏识，曾约见钱穆，被拒。

1943年，蒋介石再次约见钱穆。因为蒋介石提倡宋明理学，钱穆心生好感，就去跟他聊了聊历史和理学。

之后，钱穆还与冯友兰一道受蒋介石邀请去重庆给中央训练团讲演。期间，蒋介石亲自过问钱穆的膳食是否可口。

1949年8月，新华社发表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战斗》，点名批评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三人，说他们是“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

钱穆觉得很冤，他认为自己“单枪匹马，一介书生”，“足迹不到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怎么会找到我头上”。

此文发表的八个月前，傅斯年去了台湾；四个月前，胡适去了美国；一个月后，钱穆把妻子和五个孩子都留在内地，只身去了香港。

获悉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后，蒋介石亲自邀请钱穆来台一叙，指示台湾当局每月拨给港币3000元，前后达4年，直到耶鲁大学提供新亚书院补助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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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书院的学历不为港英政府所承认。

1963年，为了在香港攻读中文的中学学生升学需要，香港政府决定在主要提供英国学生就读的香港大学外，合并崇基、新亚、联合三家书院，催生一所新大学。

钱穆本人也希望在香港设立有别于英语教学的大学，弘扬中国文化，加上创校初期收容流亡学生的意义不再，因此积极呼应英国政府的主张，倡议重新组织各个流亡学校，另创新校。

当时想了很多名字——中国大学，中华大学，最终还是钱穆坚持，“不如叫中文大学”。

中文不是语文的意思，而是文化之意。

钱穆还坚持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为此曾与港英政府斡旋良久，“（我）所争乃原则性者，他日物色校长人选，余决不参一议。”

新亚书院在三座书院中名声最大，港英政府十分倚重。钱穆提出的所有条件，几乎全被接受。

在英属香港，终于有了第一所中国人主持的中文教学的大学。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这首广为流传的《新亚校歌》，歌词是钱穆亲自撰写。

钱穆的弟子叶龙说，“香港原来是殖民地社会，钱先生办了新亚，才有一个学校专门来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历史，这个影响很大。后来新亚成为香港中大的一部分，确实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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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6月，钱穆正式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之职，结束在香港办学16年的生涯。

关于钱穆辞任一事内幕，有多种说法。

一说是，钱穆被新亚书院同侪排挤，继而出走。

一说是，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钱穆与校方办学思想向左，这才挂冠而去。

究竟如何，因当事人不在世，且回忆录没有详叙，只能让后人臆测。但可以肯定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办学宗旨与钱穆初衷渐行渐远。

作为钱穆辞职的余波，9年后，香港中文大学发生了一件影响至今的大事——“改制风波”。

概而言之，崇基学院、新亚书院及联合书院合并时，与港英政府约定维持教学、行政独立，各有自己的校董会，等于实行“联邦制”，大学中央只管颁授学位。

所谓中大改制，就是把原来联邦制的三个书院改为单一制的大学。

其中，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持赞成态度，新亚书院反对改制最强烈。

其年，余英时从美国返港，担任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被任命为改制工作组主席。

余英时被夹在中间，充当了改制的替罪羔羊，里外不是人。为这所崭新学府的转型付出沉重代价，两年后黯然返美。

后来担任新亚书院院长及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金耀基曾回忆；“1975年大学正在改制，学校里各方面有不同的理念冲突。这时候我拿到去剑桥大学访问的通知，多么愉快啊！这样就没有这么多烦的事情。”

香港中文大学后来的所有格局，就是这次改制定下来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改制报告完成之后，转给香港政府，政府立刻委任了一个英国人领导的新委员会，对于中大的制度以后究竟应该怎样，委员会给出了一个和改制小组完全不同的建议，香港政府立即接受并且付诸实施。

余英时后来对“改制风波”有一番评价，他说：“问题也不是一边是理想，一边是现实，一边是很脏很臭的殖民心态，另一边是伟大儒家理想，是现实糟蹋了理想或者殖民破坏了传统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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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定居台北，继续从事教育。

1986年6月9日，是钱穆作为教书人的最后一课，他临别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1990年8月30日，钱穆于杭州南路寓所过世，享年95岁。

42年前，钱穆离开无锡前曾告知好友：“一个月后回无锡。”

可这一个月竟绵绵无绝期。等他再次回到无锡，已是1992年，他的骨灰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得以落叶归根。

坟前有一石碑，碑中刻着一行字：“无锡七房桥钱穆先生墓“。

美国汉学家邓尔麟曾著《钱穆与七房桥世界》，另一个汉学大师史景迁为其撰写书评时，这样问：“做中国人意味着什么？究竟怎样一种价值观念，或者怎样一种文化，与历史的经验和共同的民族起源互相影响着，将中国人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答案还需从钱穆身上寻找。

他自述创办新亚学院起初，确实具有一番理想和抱负，认为当前的大学教育，至少有两个目标应加注意： 一、人类的文化价值。 二、个人的生活理想。

“中年老年人，多只随分挣扎。青年们则如迷途的羔羊，要在迷惘的路程上摸黑前进。”

“即就新亚的同学们来说，有些是生活在饥饿线的边缘上，有些是流亡的苦味永远占据心头，多半是今天过了不知道明天，这样处境的青年，若我们不能给与他们以一个正确而明朗的人生理想，那在青年们的内心，很可能泛起一些连他们自己也不自知的种种异样心情来。我们常认为，若非对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一肯定价值的认识，中国青年们终难找到他们的人生出路。反过来说，若使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们，各自找不出他们的人生出路，所谓文化传统，将变成一个历史名词，会渐渐烟消云散。”

70年后，中国还在历史的三峡中涉险过关。钱穆的言语读来依旧振聋发聩。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经历岁月洗刷，不知钱穆的这种风骨气节是否依然强劲有力，令人振奋。

参考资料

1.《我和新亚书院》，钱穆，新时代杂志

2. 《治史三书.钱穆传》，严耕望，上海人民出版社

3. 《余英时与中大改制风波》，周言，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