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回族从哪里来?

我在年幼的时候,对于民族身份的模糊认识来自一块石碑。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我在焉耆县上小学三年级。位于县城老街陕西巷子的老坊寺要在原址上重建,挖地基时起出来一块石碑,碑上刻有字:嘉庆丙子谷旦。父亲领着我去看,他告诉我“嘉庆丙子”是一个一百多年前的年份,就在“嘉庆丙子”那一年,爷爷的爷爷的父亲那一辈人从陕西关中移民来到了焉耆建起了老坊寺并立了这块碑。父亲板着指头给我算,说算到我这一辈,我们这一族在焉耆定居已经是第七代了,他说我们是来自陕西关中的回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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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姑娘

时年十岁的我回到家后翻看《新华字典》附录的历代纪元表和天干地支表,在父亲的指点下算出“嘉庆丙子年”是公元1816年,清仁宗嘉庆二十一年,那一年是鼠年。很多年后我明白,父亲当时给年幼的我讲这些,是要我记着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这也直接导致我在上大学时选择了西安这个城市。

至于石碑上的“谷旦”二字,包括父亲在内的长辈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直到二十多年后,互联网发达的年代,通过百度,我才明白,“谷旦”一词源自《诗经·陈风·东之门》,诗中有:“谷旦於差,东方之源”之说。《毛传》解说:“谷,善也。”《辞海》中的“谷旦”,是表示晴朗美好的日子。因此,古石碑谒中的“谷旦”即良辰之意,是表示在某个时期的“黄道吉日”立的碑。

从小我就觉得家乡焉耆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小小的一个县城,十多万人口,开都河穿城而过,河南边永宁乡的回族人说的是西宁话,河北边街上的回族人说的是陕西话,这其中还有的回族人说的是河州话或者固原话,更有据说来自北京的回族说的是纯正的普通话,而在这些话里,还都或多或少夹杂着维吾尔语和蒙语音译的一些词语,更不要说来自乌鲁木齐、昌吉或者伊犁的亲戚说的那些方言土话了。

不同的方言土话是祖先的烙印,是地域的标志,带着迁徙的痕迹。说陕西话的祖先在百年前为什么要从陕西移民到新疆?那些说西宁话的人真的是从青海过来的吗?老人们说在焉耆凡是说话有固原口音的人一定是船工的后代是真的吗?凡此种种,都是我小时候的迷惑。

工作后我的第一份职业是记者,拜职业之便所赐,经年累月的万里路和千卷书让我后来渐渐解开了小时候的迷惑。

学过《初中地理》的人大多都会对这样一段话很熟悉:我国民族分布的特征是大杂居,小聚居。汉族的分布遍及全国各地,以东部和中部为集中,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云南少数民族最多,回族是分布最广泛的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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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主要民族分布图

“大分散,小聚居”是回族在全国分布的特点,在内地,回族主要与汉族杂居;在边疆,回族主要与当地少数民族杂居。在今日新疆,回族的这一分布特点则更为明显,全疆大到地州,小到乡镇,回族散居在各地城市、农村、山区、牧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和焉耆回族自治县则是回族较为聚居的州县。以我的家族为例,虽世居焉耆,但在乌鲁木齐、伊犁、玛纳斯、昌吉、托克逊、和硕、和静、库尔勒、轮台、阿克苏等地都有亲戚。在我的印象里,除了焉耆本地,乌鲁木齐的亲戚是最多的,直到本世纪初,他们都集中居住在乌市的两个片区:南梁坡和幸福路。

新疆的回族历史悠久。元明两代,就有回族人在此屯田、经商、卫戌,因此新疆也是回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1758年清廷平定准噶尔之乱后,回族又开始了长达二个多世纪持续不断的从陕甘宁青等地迁入新疆的历史,历经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和民国,直至新中国成立。其迁入大体分为屯垦戍边、逃荒逃难、收抚安置和寻亲投靠等形式。

据《焉耆回族自治县概况》记载:

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朝廷派兵屯驻巴里坤、哈密、吐鲁番,多次出兵讨伐准噶尔,当时除部分陕甘回族兵丁外,还有随军差役及赶车吆驴运输器械粮秣的陕甘回民,以及随军做生意的回民小商贩。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清廷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清廷在“屯兵戍边”的同时,实行“移民实边”方略,自嘉庆至咸丰的60余年中,从陕甘一带迁至北疆不少民户,这些人中有些后来流落到焉耆。由于开都河水源充足,河两岸上土地肥沃,牧草遍地,牛羊成群,适于生存,人们便定居了下来。1984年,据80岁的回民老人马俊回忆:“我的老家在陕西,迁住焉耆至今已是第八代,我的爷爷在世时,给子孙们讲全家迁来焉耆的情况,先住北疆,后听到人们讲焉耆富庶,平地上流淌着一条大河,城四周是割不完的柴草,庄稼地边能放牛羊,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便举家来到此地。”

之后清廷从临潭(甘肃)、固原(宁夏)地区迁来制船的木匠和船夫,还在这里修了礼拜寺,回族人口逐渐增多。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经喀喇沙尔(焉耆)办事大臣全庆奏请清廷撤回屯兵丁口302人,改招西宁(青海)、临夏(甘肃)、固原(宁夏)一带来此的回民商贩眷属近百户耕种屯兵田。以后不断有退伍的兵丁留下来,在这里务农、放牧、经商、营工谋求生存发展。世代相传繁衍不绝,逐渐变成当地的土著,自称口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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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抬棺入疆平叛

清光绪三年(1877年),已经投靠外来侵略者阿古柏的陕甘回乱匪首白彦虎兵败后,在左宗棠收复新疆平叛大军的追击下,通过焉耆西逃。1877年5月28日阿古柏在库尔勒暴死,为了阻止清军追击,一路西逃的白彦虎下令掘开开都河,造成河水泛滥,使焉耆与库尔勒之间百余里一片汪洋。清军把侵略者阿古柏从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各地裹挟的回族、蒙古族群众及白彦虎抛下的余部安置在焉耆。左宗棠奏请清廷设立抚揖善后局,资助这些人在此地定居生活,主持抚揖善后工作的费道周,还从关内招募回民数百户,资助耕牛、农具、种子及生活物资,让其定居。仅此两项共安置回民男2200余丁、女1600余口。这是迁入焉营的最大的一批陕西回民,这些人初到焉耆经营农牧业和商业。

光绪二十年(1894年),青海河湟事变余部在清军追剿堵击下,转战于循化、河州、狄道、西宁,后出水峡,取道青海柴达木,辗转到新疆罗布泊地区后战败,清政府收抚数千人。这批人员先被安置在尉犁蒲昌一带,后转移铁干里克。因该地当时沙荒遍地,人烟稀少,年年欠收,人们生活困苦,不多几年,部分人逃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焉耆知府刘嘉德将他们迁到开都河南岸水草肥美的马场台(原是官办养马草场),并将此地命名为抚回庄。现住开都河南岸永宁的西宁回民,就是这部分人的后裔。

民国九年(1920年),甘肃固原海原发生大地震(海原地震),有不少固原回民来焉耆寻亲落户。

民国十七年(1928年),甘肃固原地区回族新老教派掀起争战,不少人流离失所,有些人流入焉耆定居。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随马仲英入疆的回族兵,部分留居在焉耆。

国民党军队入疆后,有不少开小差和被裁减的回族官兵也在焉耆落户。

新中国成立后,更有不少甘肃、青海和宁夏的回民寻亲访友,来此落户。

据《昌吉回族自治州概况》记载:

现今昌吉地区的回族,主要是十八世纪以来由内地迁入而定居下来的。1755年至1759年(清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清朝出兵伊犁,平定了准噶尔统一了南北疆以后,便在新疆实行大规模的屯垦。昌吉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成为重要的屯垦区。在东起木垒、西至玛纳斯一带屯田多处,规模很大。起初由士兵耕种,以后由陕西、甘肃一带迁来大批回族、汉族民众,在昌吉一带参加了开发事业。到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 昌吉地区共开垦屯田三十多万亩。作为当今昌吉的回族,大多是在这个时期由陕、甘一带迁来的。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随白彦虎进疆的一些回族流落在奇台、吉木萨尔、米泉、玛纳斯一带。1884年(光绪十年),清政府建立新疆行省以后,昌吉地区同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又有大批陕、甘以及其他各省的回族人民陆续迁来定居。

1920年后,甘肃固原地区发生的大地震,加上甘宁青地区连续多年的新老教派之间的斗争,迫使成千上万的回族人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其中不少人来到昌吉地区谋生。米泉县羊毛工的回族,就是这个时期从青海省西宁南川羊毛沟迁来的,他们为了表示对家乡的怀念,就将所居地“三泉子”改名为“羊毛工”(工是指开荒者的村庄)。同年来疆的还有青海红雁湖十多户人,也定居在米泉,他们就以青海之红雁湖命名他们所住的村庄,至今仍叫红雁湖。在米泉尚有陕西工、协标工等村庄的命名均属此怀旧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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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军阀马仲英

1933年马仲英进疆后,一部分回族士兵也流落在昌吉地区。解放后,从甘、青一带的回族来昌吉地区的也为数不少。

昌吉地区的回族,由于定居的时间不一,形成了“老本地”( 或称“ 口外人”)和“新来户”的区别。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来昌吉定居的回族,已繁衍好几代人,被称作“老本地”,以后迁来的都被称为“新来户”。

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也就是土尔扈特部东归祖国那年,清廷“屯垦实边”规模扩大,数万陕甘回民被集体迁徙到新疆。据当时户口统计,甘肃一地迁居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便有2万人以上,在达坂城居住的就有500户。

1827年(道光七年),清朝平定张格尔叛乱后,将屯田区扩展至南疆阿克苏、库车、和田以及喀什噶尔,当时这一带的回族均以兵士驻防为主。1878年(光绪三年),左宗棠收复新疆时,带来了由被招抚的陕甘回民组成的部队——“旌善五旗”。阿古柏被平定后,这支部队被遣散留在新疆屯田。这种伴随着军事活动的大迁移,延续到1933年马仲英率部队进入新疆和解放前夕马呈祥骑五军驻防新疆。随着军事活动的终止,这两支部队的回族官兵大都定居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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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时期,回族农民获得土地后的喜悦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9年7月21日发表的《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指出: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包括汉族在内的不同民族的大量人口进出新疆地区,带来了不同的生产技术、文化观念、风俗习惯,在交流融合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他们是新疆地区的共同开拓者。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新疆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共同生产生活,抵御外来侵略,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

回族在新疆进出迁移的历史无疑是这一论断的一个明证。于我而言,自己家族的历史又何尝不是明证呢?那块刻有“嘉庆丙子谷旦”的碑是刻在石头上的记忆,更是刻在我心头的印记,是无法磨灭的。即将到来的2020年又是一个鼠年,从1816年丙子鼠年到2020年庚子鼠年,十二生肖整整转了十七轮,经历了204年,繁衍了八代人甚至九代人,如此生生不息、心心相融,方有今日之欣欣向荣。

谨以此为纪。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作者:泓年,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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