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翔：殷墟骨镞形制与功能研究

　　骨器是我国先民生活中重要的物品之一，自旧石器时代起就已出现。进入青铜时代后，骨器的制造与使用并未衰落，反而呈现出一些新的迹象———都邑中制骨作坊的出现、骨器种类的增加、骨器制作工艺的进步等。

　　经过近90年的考古发掘，殷墟累积了大量的出土材料，其中骨器（包含成品与半成品）数量多达3万余件，但学界对于殷墟骨器的研究与其巨大的出土数量并不相称。以殷墟骨镞为例，目前尚无专门研究。殷墟先民除了使用动物骨骼制作大量的兵器、工具等实用必需品，还制作了不少造型复杂、纹饰精美的威望物品。这提示我们，除了对殷墟骨器进行外在形态的研究外，还需对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意义予以重视。

一、殷墟骨镞的形制

　　根据使用形式，冷兵器一般可分为远射与近搏两种。弓弩类兵器是冷兵器时代主要的远射兵器，弓弩所弹射出去的利器被称为“矢”或“箭”。箭一般由箭头、箭杆和尾羽构成，其中箭头又被称为“镞”。早在旧石器时代便已出现石制箭镞，但数量极少。新石器时代，骨制箭镞大量出现。此后直至铁器普及之前，骨镞成为箭镞主要的种类之一。

　　目前，殷墟出土骨镞有记录者共20614件，但或保存状况不佳， 或公布材料不甚明确，可辨器形者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 仅约4544件。依其形态差异可分甲、乙两类，即扁形镞和圆锥状镞。

　　甲类，扁形镞，至少4421件。根据整体形态差异可分三型。

　　A型　至少4162件。无后锋，身、铤分界明显，据镞身截面不同可分五个亚型。

　　Aa型　19件。镞身截面呈三角形。标本97洹北花园庄T2③ ∶ 42，短关，铤部较短，通长7.8厘米（图一∶ 1）。标本97洹北花园庄H2 ∶ 79，铤部较粗，通长7.7厘米（图一∶ 2）。仅见于洹北商城时期。

　　Ab型　至少223件。镞身截面呈菱形或近似菱形。延续时间长，洹北商城时期至殷墟四期皆有发现。可分为二式。

　　Ⅰ式，3件。镞身较宽，铤部较粗。标本97洹北花园庄H12 ∶ 43，圆锥状粗铤，通长8.1厘米（图一∶ 3）。

　　Ⅱ式，至少220件。窄身，细铤。标本10~11刘家庄北M220 ∶ 7，前锋残，铤细长，残长10.3厘米（图一∶ 4）。

　　Ac型　2320件。镞身截面呈椭圆形或近椭圆形。标本侯M1002 ∶ R8575，镞身较窄，铤部细长，通长10.6厘米（图一∶ 5）。见于殷墟一、二、三期， 绝大多数出于侯家庄M1002、M1003两座墓葬。

　　Ad型　1600余件。镞身一面弧形，一面较平缓。标本侯M1001 ∶图版165-1，整体细长，镞身较窄，铤部较长，通长10.1厘米（图一∶ 6）。绝大多数出于侯家庄M1001。

　　Ae型　5件。镞身截面呈不规则形。标本西区M93 ∶ 23，平头，镞身呈扁长条形，铤部较粗，通长10.8厘米（图一∶ 7）。仅出于西区M93。

　　B型　166件。无后锋，镞身与铤无明显分界。根据镞身截面形态差异可分为四个亚型。

　　Ba型　129件。镞身截面呈三角形。可分为二式。

　　Ⅰ式，128件。铤部较粗。标本小屯南组M232 ∶ R21581， 铤较长， 通长8.4厘米（图一∶ 8）。多见于殷墟一、二期。

　　Ⅱ式，1件。铤部较细。标本侯M1003 ∶R8597 ∶ 2，铤较Ⅰ式细，通长9.3、铤长3厘米（图一∶ 9）。

　　Bb型　5件。镞身截面菱形。可分为二式。

　　Ⅰ式，1件。铤部较粗。标本98~99洹北花园庄H17 ∶ 7，镞身较宽，铤部粗短，通长9.5厘米（图一∶ 10）。

　　Ⅱ式，4件。铤部较细。标本PNT207③A ∶ 2，镞身较窄，铤部细长，通长11.6厘米（图一∶ 11）。

　　Bc型　7件。镞身一面较突，一面较平缓。可分为二式。

　　Ⅰ式，2件。铤部粗短。标本小屯南组M232 ∶ R21582，镞身宽扁，铤部较粗，残长8.0厘米（图一∶ 12）。

　　Ⅱ式，5件。铤部细长。标本84苗北H14 ∶3，镞身较窄，铤部较细，通长7.15厘米（图一∶ 13）。

　　Bd型　25件。镞身扁平。标本98～99花园庄T4③ ∶ 9，镞身扁平，铤部不明显，通长8.5厘米（图一∶ 14）。多见于洹北商城时期至殷墟一、二期。

　　C型　93件。双翼近似燕尾形，有后锋，根据叶、脊形态差异分为五个亚型。

　　Ca型　17件。宽叶，中脊截面呈圆形。可分为二式。

　　Ⅰ式，7件。双翼扁平，后锋尖锐，铤部较细。标本侯M1001 ∶ R5334，镞身瘦长，通长7.5厘米（图一∶ 15）。仅见于侯家庄M1001。

　　Ⅱ式，10件。镞身较宽， 铤部较粗。西区M122 ∶ 4，前锋尖锐，中脊延伸至铤部，通长4.7厘米（图一∶ 16）。多见于殷墟四期。

　　Cb型　33件。宽叶，镞身截面呈菱形或近似菱形。可分为二式。

　　Ⅰ式，4件。长铤。标本04大司空M5 ∶ 9，长铤，通长7.2、铤长4.1厘米（图一∶ 17）。多见于殷墟三期。

　　Ⅱ式，29件。标本04大司空M412 ∶ 31，短铤，通长4.7、铤长1.6厘米（图一∶ 18）。多见于殷墟四期。

　　Cc型　41件。窄叶，截面呈菱形或近似菱形，见于殷墟二、三、四期。可分为二式。

　　Ⅰ式，30件。后锋尖锐，铤部细长。标本侯M1001 ∶ R5331，镞身窄，铤较长，通长6.41厘米（图一∶ 19）。

　　Ⅱ式，11件。镞身下折， 与前锋形成三角形，铤部后端较细。标本郭家庄M172 ∶ 6，前锋状近三角形，通长5.7厘米（图一∶ 20）。

　　Cd型　1件。镞身截面为三角形。标本侯M1004 ∶ R14264，残缺，铤部较宽，通长4.65厘米（图一∶ 21）。

　　Ce型　1件。双翼后伸呈长条状。标本GNT2④ ∶ 44，镞身截面为椭圆形，铤部较长，通长5厘米（图一∶ 22）。

　　乙类，123件。圆锥状镞，根据整体形态差异可分为二型。

　　A型　115件。镞身呈圆柱状，身与铤无明显分界。根据前锋形态差异可分为两个亚型。

　　Aa型　90件。前锋呈圆锥状。可分为二式。

　　Ⅰ式，50件。前锋较钝。标本91后冈M12 ∶022，通长8.8厘米（图一∶ 23）。多见于殷墟二、三期。

　　Ⅱ式，40件。前锋锐利。标本西区M121 ∶ 6，通长5.1厘米（图一∶ 24）。多见于殷墟四期。

　　Ab型　25件。前锋圆钝。标本04大司空T0625④ ∶ 6，铤部细长，通长7.9、铤长2.5厘米（图一∶ 25）。

　　B型　8件。整体呈圆锥状，前端平齐。标本01花东M54 ∶ 391， 前端打磨光滑， 后端粗糙，通长5.56厘米（图一∶ 26）。

　　以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类型学研究，因为包括骨镞本身的演变速率较低，文化特征差异不太明显，对考古学文化分期研究参考价值相对不大。所以，对于骨镞演变情况的总结，只能在已有的分期体系下，根据共出情况首先判断其年代，再对演变规律进行归纳。殷墟骨镞外形虽然较为多样，但数量最多的几种类型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形态。如数量最多的甲Ac型从殷墟一期延续至殷墟三期，

基本没有变化。少部分能看出演变迹象的骨镞，镞身和铤部的变化关系紧密：镞身变窄，则铤部变细；镞身变宽，则铤部变粗。总体来看，镞身变窄、铤部变细是主流的演变形式。

　　从传承上看，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所出的大多数骨镞与殷墟甲A型、甲B型和乙A型相似。笔者认为，殷墟大多数骨镞的形制在二里岗文化下层二期就已成形，并且在较长的时间内没有明显变化。而这种长期形态稳定的情况不独出现在骨镞上，铜镞也是如此。绝大多数的殷墟铜镞外形近似，根据脊部的形态可以分为二型四式，这二型四式同时出现于殷墟二、三、四期的时间段内，也很难将之作为断代的标准和依据。究其原因，可能与镞类器物本身的性质有关。柴尔德（GordonChilde）指出，在工具价值得以实现的情况下，功能性工具的形态可能在较长的时间段内保持相对稳定，镞类器物即是这种情况。

　　二　骨镞的实用功能

　　如上所述，虽然绝大多数甲类骨镞历时性形态较为稳定，但类型仍较为多样。这种多样性应与骨器的制作特性有关。骨器的制作工艺不像青铜器，
后者依赖模块化的制作，个人的创造力在严密的框架内受到有效的限制，
个体工匠无力改变产品的形状、决定产品的质量。骨器的制作不仅依赖于匠人的个人能力，与骨器的制作原料亦有很大的关系，不同部位的骨料会影响骨器成品的外形，这两点应该造成了同一类骨镞外形的多样化。

　　除了上述原因，不同类型骨镞的差异应与对其实用功能的不同追求有很大关系。从实用性来说，甲类骨镞镞身、铤部的演变应是为了减小空气阻力，使得箭矢达到更远的飞行距离和更大的杀伤力，这种设计变化与整个商代铜镞外形演变也是一致的。甲类骨镞前锋较锐利，镞身较长，应是用于实战的武器，其数量之多应该代表了殷墟骨镞的主流。乙类骨镞出土数量远少于甲类骨镞，

其中乙Aa型Ⅱ式骨镞有锐利的前锋，可视为实战武器，但其锋部长度较短，杀伤力应该有限。其余乙类骨镞几乎没有前锋，特别是乙B型骨镞，前端平齐，呈一平面。对于这种非锋刃型骨镞，有学者结合国内外考古发现及民族志，推测其是为猎取动物羽毛所特制的。

　　除了从外在形态探讨骨镞的实用功能，我们还可以结合甲骨文对其进行研究。有学者将殷墟考古发掘出土的矢镞、动物遗存和人牲等与甲骨文相结合，并参照历代文献将材料扩充至秦汉时期，得出了许多有益的结论。笔者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 对相关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有学者认为字形如的“矢”应是甲类骨镞的象形字，字形如的“矢”则代表了乙类骨镞的象形字，并根据《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以下简称《类纂》）统计，指出后一种字形出现的频率较高，与考古发现情况相反。后一种字形的“矢”一般释为“畀”，在甲骨文中意为“付予”。也就是说，在甲骨辞例中“”早已脱离其造字本义，此字不能当做矢镞实际使用的例子来统计。从现有的甲骨文材料看，从矢的字所从基本都作锋刃状的“”，这与殷墟出土骨镞的情况是一致的。

　　甲骨文中的“射”字，确实可以按照箭头差异大致分为三种。锋刃镞的“射”字即“”“”，大致有动词和名词两种用法，动词多用于田猎和征伐中，名词多与军队、官职和祭祀的“射礼”有关。田猎用锋刃镞射杀的对象有兕、麋、鹿、狐和豕等，征伐的对象为羌人，用于军队、官职的射一般作“三百射”“多射”“多生射”和“射”等。

　　关于、形的“射”字，可与本文的乙B型骨镞对应。有学者总结其在甲骨文中与射杀猎物（有豕、鹿、麋、兕四种）和军队、官职（新射、多射）有关，并认为根据辞例来看，此形“射”字的刻辞多有“擒”，因此使用“平头镞”的目的在于生擒猎物。

　　首先，上述所征引“新射”“多射”的辞例分别如下。

　　贞：呼子画以新射。（《合集》5785）

　　戊寅， 贞：多射往灷亡。（《合集》33000）

　　查《类纂》，此二字皆摹写为平头镞，但据拓片可知，《合集》5785的“射”字已残损，无法判断其箭头是否为平头镞；而《合集》33000的“射”字的箭头为锋刃镞，此字应归入上一种。

　　箭头写作平头状的“射”字至少有59例，分布在花东卜辞、出组二类卜辞、何组二类卜辞、无名类卜辞和黄类卜辞中。其中花东卜辞和出组二类卜辞如下。

　　丙午卜，子其射，疾弓于之。若（《花东》37）

　　贞：弜射。（《合集》24223）

　　花东卜辞年代为武丁时期，《花东》37的平头镞“射”字当为目前所见最早者。同版卜辞共出现七个“射”字，仅有“丙午卜”一条写作平头镞型，此版卜辞反映了商王室贵族子弟学习射礼的情况。《合集》24223为出组二类卜辞，年代上限在祖庚时期，下限可到廪辛时期，从拓片来看，“贞”上尚有一字残剩半边，《合集释文》补释为“田”，从字形上看可从，此条更可能与田猎有关。

　　再看何组二类和无名类卜辞。何组二类卜辞年代上限为廪辛时期，下限为武乙、文丁之际。无名类卜辞年代上限在康丁之世，下限在武乙、文丁之交。两者不仅时间上有并存，而且有同时为一件事占卜的情况，甚至还有字体见于同版的现象。何组二类的例子基本都与田猎有关。

　　弜射又麋。

　　……射……（《合集》28364）

　　翌日辛王其射斿。（《合集》28809）

　　王叀往射，□□。（《合集》29356）

　　……王叀翌辛射斿兕亡……（《合集》37396）

　　无名类的例子大致可分为田猎类和射礼类两种，其中射礼类如下。

　　兄上甲。

　　叀勿牛。

　　射。

　　弜射。（《合集》27060）

　　壬辰卜……

　　弜射。

　　伊宾。（《合集》27663）

　　祖乙祔岁其射。吉。

　　弜射。大吉。

　　伊宾。吉。（《屯》1088）

　　剩余30余例多与田猎有关。

　　王其射又豕，湄日亡。。大吉（《合集》28305）

　　王叀……兕……

　　弜兕先射，其若。

　　王叀兕先射，亡。（《合集》28407）

　　□□卜：其乎射豕，叀多马。吉。（《屯》693）

　　其中《合集》28407即与上举何组二类《合集》29356所卜为同一事。

　　黄组卜辞年代上限在文丁时期，下限可到帝辛之世，相关辞例皆与田猎有关。

　　……玆厄……兕一。

　　……壬王……射……[亡]灾。……（《合集》37384）

　　……王其射，叀……翌日戊亡灾……。吉。（《合集》37528）

　　丁卯……兕……叀……

　　叀壬王其射亡災。。引吉。（《合集》37395）

　　从上可知，平头镞型的“射”字最早出现武丁时期的非王卜辞中，但极其少见。直到廪辛、康丁时期以后，才较多地出现在何组二类和无名类卜辞中，到文丁之际又几乎不见。此类“射”字从出现之初就与田猎刻辞有关，极少用作祭祀射礼刻辞，而且基本没有用于“多射”“三百射”

这样与军事有关的刻辞中。平头镞型“射”与锋刃镞型“射”的田猎射杀对象多有重合，“擒”字与“生擒”似乎也无必然关系，这在其他有“擒”字的辞例中可以体现。平头镞型“射”字应该是锋刃镞型“射”字的异体字，在字用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此型射字较多地出现在何组二类和无名类卜辞，似可看作这两类卜辞的特殊字形。在考古发掘中，“平头镞”（即本文划分的乙B型骨镞）出土极少，目前仅发现8件。甚至它是否为镞都有人怀疑，有人即称此类骨器为“小锤”。可以说，此种写法的“射”字与此类镞的关系不大。

　　下面再说、形“射”字。有学者称之为“直杆尖头镞”，认为只有一条辞例是射杀动物（豕），其余均为名词，常见的是“多射”。所举射杀动物的辞例如下。

　　叀犬射亡， 。（《合集》33363）

　　查《合集》拓片，此射字当为平头镞而非直杆尖头镞，此条同为无名类田猎刻辞。实际上，甲骨刻辞中的直杆尖头镞形“射”字皆为名词。

　　贞翌乙未勿令多射眔。（《合集》5734正）

　　……令[乎]多射。（《合集》5743）

　　令以多射卫示乎弋六月。（《合集》5746）

　　……贞射只……（《合集》5753）

　　四例皆为宾组卜辞，年代当在武丁、祖庚之世。宾组卜辞的“射”字基本都是锋刃镞形，甲骨刻辞中的“多射”“射”的“射”字除了以上四例外，也基本写作锋刃镞形。可见，这四例卜辞的“射”字大概都属于误写或省写，与殷墟出土的直杆尖头镞（即本文划分的乙A型骨镞）关系不大。综上，从甲骨文材料看，矢镞的实用功能确多体现在田猎、征伐和射礼中，但甲骨文中三种不同写法的“射”字各自并无不同的含义。

　　三　骨镞的象征功能

　　器物的象征性功能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礼仪性场合中。这些礼仪性场合既有属于生者的，也有属于死者的。殷墟墓葬所出骨镞占出土骨镞数量的绝对多数， 对于殷墟骨镞象征性功能的探讨也当集中在作为随葬器物的骨镞上。

　　目前，殷墟出土骨镞有记录者共20614件，其中墓葬出土20295件，占总数的98.4%；居住区出土319件，占总数的1.6%。但从各墓葬出土骨镞的情况来看，作为随葬器物的骨镞分布数量极不均匀。侯家庄7座王陵大墓共出土骨镞19680件，

占墓葬出土骨镞数量的98%。其中M1001出土6583件、M1002出土4456件、M1003出土5621件、M1004出土3000余件、M1217出土7件、M1500出土6件、M1550出土4件，其余615件骨镞分别来自52座墓葬。也就是说，从洹北商城时期到殷墟文化第四期，仅有59座墓葬随葬了骨镞。殷墟绝大多数墓葬并不随葬骨镞，作为随葬器物的骨镞在殷墟丧葬习俗中地位较低。

　　从单个墓葬出土骨镞数量来看，

侯家庄M1001、M1002、M1003、M1004是出土骨镞数量最多的四座大墓。此外，出土骨镞数量较多的墓葬还有84武官M260（251件）、77侯家庄M1（117件）、01花东M54（43件）、75小屯M5（即妇好墓，29件）及04大司空M412（18件），其余47座墓葬单体出土骨镞数量都是个位数。

　　武官M260即被认为出土司母戊大方鼎的墓葬，学者认为墓主为祖甲的配偶或武丁的配偶，属于王室成员。侯家庄M1被盗严重，但从该墓规模、共出器物及地处王陵区来看，应是一座晚商高级贵族墓葬，发掘者推测墓主可能是商王室成员。花东M54保存完整，发掘者根据其规模和出土器物推测，该墓墓主生前应是商代高级军事将领。小屯M5一般被认为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的墓葬，亦属于商王室成员。这三座墓葬的墓主皆是商代高级贵族，有的还是高级军事将领，然而从随葬骨镞数量来看，

仍远逊前述四座王陵大墓。大司空M412出土铜容器10件（觚2、爵2）、铜兵器24件（铜戈11、矛12、镞1）等，依觚爵组合来看，该墓等级不算太高，但戈、矛的随葬数量却颇多，说明墓主生前可能在军队中有较高的职位或曾立下过卓越的战功。如果将武官M260、侯家庄M1、妇好墓与王陵大墓共同视作王室成员墓葬，则10座王室成员墓葬出土的骨镞数量约占目前墓葬出土骨镞总数的99%。由此可知，

商王及王室成员对于作为随葬器物的骨镞具有独占性，此外，只有高级武将或者拥有卓越战功的人才能随葬一定数量的骨镞。这说明随葬骨镞是权力、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且往往体现着最高权力和地位。

　　从出土情况来看，
以出土信息保存较为完整的98～99洹北花园庄M10、三家庄M1、妇好墓和花东M54为例：洹北花园庄M10所出9件骨镞有序排列于东二层台北部，
骨镞下方置1件铜戈。这种放置方式显然是有意为之，构成了一种“远攻（镞）近伐（戈）”的兵器组合。三家庄M1出土4件骨镞置于墓主脚部下方，骨镞排列整齐，锋部均向南，也应是有意摆放。该墓尚有铜戈、铜钺各一，置于墓主头部附近，但并无铜镞随葬。妇好墓第④层填土出土了20件骨镞，与骨镞同出的器物有铜戈、铜弓形器和铜镞等骨镞每10件为一组放置，其中一组下压铜镞10件。这种同等数量置放的方式，

应是将骨镞与铜镞等而视之。花东M54的骨镞出于椁室内，与铜镞一起放置，与妇好墓情况相似。郭妍利认为商代随葬青铜兵器有重“戈镞组合”的现象，而同时随葬骨镞和青铜兵器的墓葬有37座，占随葬骨镞墓葬总量的63%。据此可知，“戈镞组合”不单是铜镞和铜戈，骨镞也应包含在内，
它显然是作为铜镞的补充或替代品随葬的。

　　四　结语

　　整体来看，殷墟骨镞在殷墟二期迎来了种类上的高峰（见表一），这与殷墟文化整体发展情况是一致的。殷墟骨镞形制较为多样，同类型下的骨镞形态却又较为稳定。殷墟主要的骨镞形制在二里岗下层二期就已出现，在较长的时间段内并没有明显变化，这与包括骨镞在内的骨器演变速率一致。同时，形态稳定的情况也出现在殷墟青铜镞上。作为实用武器的镞类器物，这一共同特征可能与其工具价值的充分体现有关。

　　根据对甲骨文中的“矢”“射”二字的考察，笔者认为甲骨文中的“矢”部字基本都以锋刃镞形的“矢”字构型，“射”字确如学者所总结的有三种不同的镞形，但它们并非代表着不同箭镞的不同功用。“直杆尖头镞”型（乙A型、乙C型骨镞）的射字数量最少，与同时期的卜辞比对来看，这种字形应该是一种误写或省写。“平头镞”型（乙B型骨镞）的射字主要出现在何组二类和无名类卜辞田猎卜辞中，应是这一时期的特殊字形。甲骨文的“射”的写法还是以锋刃形镞（甲类骨镞）为主，这也与殷墟考古发掘的情况相符。从出土骨镞的形制和甲骨刻辞的记录来看，镞类的实用功能多体现在田猎、征伐和射礼的场合。

　　作为目前出土数量最多的骨器，骨镞绝大多数出土自墓葬，而作为随葬器物又很不均匀地分布在少数墓葬中。王陵大墓占据着绝对多数，

余下出土数量较多的墓葬亦属于高等级贵族墓。通过对骨镞出土情况的考察，发现骨镞在殷墟丧葬中是作为铜镞的补充或替代品随葬的，这种情况至少在洹北商城时期就已出现。从随葬骨镞的类型来看，甲Ac型和甲Ad型最多，基本出自侯家庄M1001、M1002和M1003三座王陵大墓中。乙类圆锥状骨镞出土数量较少，也基本出自贵族墓葬。由此看来，作为铜镞的补充或替代品，

在随葬时可能并不考虑骨镞类型的差别。从象征性功能来说，作为随葬铜镞的补充替代，对骨镞的独占性显示了墓主人的身份、权力与地位。是否随葬大量骨镞也可以作为划分这一时期墓葬等级的参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