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历史上的维汉融合与“疏勒八屯”
西域都护官方账号今天疏勒县巴仁乡的那曲克一带，看似普通的南疆村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这里至今还流传着“湖人种地”的故事，它也有一个老新疆人熟知的名字——疏勒八屯。
清朝的回汉隔离制度
1759年，清朝平定天山南北后，曾鼓励内地汉族人（包括汉回）进入南八城（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库车、阿克苏、乌什、喀喇沙尔、和阗）从事贸易活动。后来鉴于宗教、民族习惯差异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安抚地方情绪，防止商民传播反清复明的思想，清政府在南疆实行了回（维吾尔族）汉隔离制度，并通过《钦定回疆则例》，谕令各城驻扎大臣执行。比如在《回疆则例》卷六《禁止换防绿营兵及发遣为奴人犯擅娶回妇》条中规定：“各回城换防绿营兵不准擅娶回妇，违者将擅娶回妇之兵分别责革，所娶回妇离异，仍将该管官分别参处。如由内地发遣新疆给伯克为奴之犯，亦不得擅配回妇，违者即将为奴人犯枷责，回妇离异……”。《禁止回妇私进满城》条中规定：“回疆满城系专设之圉，驻扎官员以资戍防，倘有回妇私自入城或被人招引住宿者，一经本城大臣查出，即将城守营及阿奇木伯克等严加参处，仍将招引回妇进城之官兵照军律治罪”。《禁止兵丁私入回庄》规定：“各城满汉兵丁在城驻防，均有住宿兵房，非奉公差不得任意出入回庄游荡。如有潜赴回庄住宿者，准伯克、回子等缚送本管城大臣处加重治罪，该管官约束不严，治以应得之咎”……
这种隔离的政策，不但影响南疆各族人民的交流交融，还加剧了民族间的隔阂，为本地和卓家族封建势力残余勾结沙俄、浩罕等境外势力，蛊惑当地老百姓反抗清朝的管辖提供了可乘之机。
喀什噶尔的两处汉城
自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开始，大和卓波罗尼都的孙子张格尔，以中亚浩罕汗国为基地，多次窜扰南疆，以礼拜其祖先的麻札（香妃墓）为名，利用南疆缠回的反清情绪，发动叛乱，谋求恢复其和卓家族在南疆的统治。1826年，张格尔发动大规模武装入侵，7月攻陷喀什噶尔回城（今天喀什老城部分街道），9月攻陷了喀什噶尔汉城——徕宁城。始建于1762年的徕宁城毁于战火。1898年，清军喀什噶尔副将协署又设在原徕宁城的遗址 上，由于喀什噶尔回城已向西拓展到徕宁城边上，副将杨德俊主持在回城西面新开一座城门，与协署驻地连通，并在徕宁城城墙旧址上又补筑一道半圆形的城墙，称为“月城 ”，这就是当地人称“尤木拉克协海尔”(圆形城)，与喀什噶尔回城既相接又相隔，方便回汉两城人民的生活。解放以前，这里是国军驻疆42师骑9旅旅部，以后是地区公安处。现在还保留有一段城墙和一个城门洞，公安处门前的道路叫作尤木拉克协海尔路，便是这一地名的沿革。
（徕宁城遗址的城门洞）
（徕宁城城墙遗址）
徕宁城被毁后，清政府又在离喀什噶尔旧城十五里的喀喇赫依庄园建造了一座新城。1828年，道光皇帝亲笔御赐新城为恢武城，取“恢宏国武，止戈兵息”之意。这就是今天的疏勒县城，也叫喀什噶尔汉城，老喀什人现在还管疏勒县叫汉城。光绪八年（1882年）于此置疏勒州，从此，疏勒所辖州、府、县均以新汉城为治所。1902年改置疏勒府，1913年改置疏勒县。
疏勒八屯
张格尔叛乱之后，清政府在喀喇赫依（疏勒）、巴尔楚克（巴楚）一带试办民屯，目的是移民实边，巩固边防。喀喇赫依原本是当地人耕种的熟地，张格尔之乱中，当地人被胁迫逃至浩罕、安集延，离开此地。官府遂招抚流落各地的汉人和随军入新的商人 、工匠等，在此定居。由官府拨出田地房舍，发给籽种牛具，开始兴建民屯，共设八处，分别为平庆、唐济、得意、太平、安边、镇远、永丰、永安，统称“疏勒八屯”，均环绕汉城四周，共500户。他们“无事听其耕种，有事入城助守”，在此开荒屯垦，引水灌溉，繁衍生息。
1865 年，阿古柏入侵喀什，汉城被阿古柏匪徒攻陷，八屯的百姓十死七八，一度荒废。1877 年，左宗棠率领湘军百营西征，其部将刘锦棠攻克喀什噶尔，收复南八城，许多湘军士兵年老体弱，不愿再回故土，于是刘锦棠踏勘八屯旧址，将土地分给湘军士兵解甲归田，并且招抚各地散兵游勇和关内农民继续垦殖。八屯又得以恢复和发展，初时屯民只有 320 户，700 余人，多为湖南籍贯，故流传“湖人种地”的说法。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到民国初年，八屯人丁兴旺，绿树参天，田畦弥望，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但在以后的年月，南疆战祸迭起，尤其是1933年的大乱，喀什噶尔一带甚烈，仿佛成了绞肉机。1933年11月12日，喀什和阗的泛土耳其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分裂分子在喀什噶尔第一次打出了东土国的旗号，其执行严格的教法，让人们胆战心惊。任何人的财产，只一句“以胡大的名义”便可以随意剥夺，小偷和通奸者被砍掉的手足堆积如山……
盛马大战中，尕司令马仲英不敌苏联人支持的盛世才，率领残部溃逃至喀什噶尔，因东土国头目不能满足其独自统治南疆的要求，尕司令便将这个仅存在几个月的伪政权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盛世才）
（马仲英）
然而喀什噶尔并没有迎来和平，而是再一次坠入深渊。
马家军并没有比东土国好到哪里去，他们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听说阿帕霍加麻扎（香妃墓）顶上的弯月是阿古柏用黄金打造的，而且修缮这里时还“施舍”了不少财宝，便洗劫了这里……
喀什噶尔的汉人只能蜷缩在汉城中艰难的熬过这个寒冬，八屯也遭到摧残，从此一蹶不振，逐渐没落，消逝于历史的长河当中。八屯的“湖人”也彻底融入了当地维吾尔人。1950年秋天，原新疆社科院院长谷苞在疏勒县进行社会调查时，在一个茶馆里碰到几个维族青年用维语给老乡们讲《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这引起了谷苞的兴趣，后来得知这几位青年是八屯汉族人与当地维族妇女通婚的后代。青年们热情地邀请谷苞一行人去家中做客，谷苞发现他们的院落和南疆维族人家别无二致，生活习惯也完全一样，唯一的不同就是正房供奉着写有汉字的祖宗牌位，算是汉族在这里唯一的遗存。
皮山县汉式庙宇
其实南疆不是只有疏勒有“湖人”，1917 年，谢彬考察南疆，曾记载洛浦县有汉族移民数十家，其中玉龙喀什镇就有18户籍贯为湖南的汉族居民，他们以经商为业，奔波于内地与新疆之间。由于洛浦聚集较多的汉族居民，以至于他们在当地修庙建寺。如1907 年《洛浦乡土志》记载，“汉民供奉关圣帝君，县城有关帝庙。”在喀什噶尔、和阗的其他县乡，也有庙宇。跟随特林克勒来新疆探险的队员赫尔穆特·德·特拉，在莎车府皮山县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汉式的庙宇，汉字的对联，不知是关帝庙还是戏台。
维汉交融的文化
瑞典汉学家约翰·陶伦奎斯特，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总领事马继业，瑞典东方学家贡纳尔·雅林等人在著作中提到过喀什噶尔一带的汉族艺人表演戏剧，台下维族观众摩肩接踵，热闹非凡的场面。
《马继业在喀什噶尔》中记述其所观看的莎车天津商人会馆剧院的戏剧，“由喀什和莎车当地演员演出”，“汉族观众后面是拥挤不堪的维族捧场者，街头顽童以及观光者”；艾瑟顿的《中国中亚》所描绘剧团在喀什噶尔演出情形，“有时剧团在寺庙里的空场地上演出，……或某个旅店的大院，或是街道上某一宽敞之处……搭起戏台，……四处竖起杆子和柱子，把演出地点围起来。还有用绳子拦起的人行道。五光十色的屏风，用做道具的树和叶子……演出场地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没有人会因公共通道被占而感到不满”。1930年贡纳尔·雅林于喀什汉城（疏勒）观看戏剧，惊讶“有人数众多的维族观众……大部分来自下层社会。”1947年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艾瑞克· 西普顿的夫人戴安娜·西普顿亦在喀什噶尔看到戏剧，并记载和阗几个维族姑娘参加了演出。
当时还出现了维汉合璧的秦腔小调，上半句为汉语，下半句为维语：头戴缨盔托玛克（托玛克是帽子），身穿战袍阔乃克（阔乃克是内衣，恰袢是外衣，为了谐音不用恰袢而用阔乃克），足蹬朝靴约提克（约提克是靴子），手提大刀皮恰克（皮恰克是小刀，为了谐音，以小刀代大刀），要问来者是何人？蒙古大将勒马克。
这些生动的描述，都是百余年前喀什噶尔这片热土上最真实的市井生活。
（喀什噶尔市井生活——武勇看喀什）
南疆汉人的文化是自然的生成而不是他处的移植，因为迁入一个陌生的环境，必须采取当地的生存方式，才能得以延续。清末民国年间，他们汲取当地文化，与当地民族融洽协作，认同当地（一部分人甚至彻底融入当地维族），他们自称“老新疆汉人”，这有别于现在认同籍贯家乡的新移民，他们构成了南疆汉族社会的主体。
作者：喀什汉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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