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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垮”苏联,美国18年“打不死”!塔利班为何来中国商谈和平?

“击垮”苏联,美国18年“打不死”!塔利班为何来中国商谈和平?

作者:库叔 

本文转载自:瞭望智库(ID:zhczyj)

俄罗斯《独立报》11月6日发表题为《用于解决阿富汗危机的中国智慧》的文章,称:通过参与调解阿富汗冲突,中国与喀布尔建立了新关系。中国主张对阿富汗长期危机进行全面的政治解决是合理的,它提供公正的援助,包括在喀布尔组建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文章还表示,在错综复杂的阿富汗局势当中,中国智慧能够让参与阿富汗调解的其他国家所接受。

就在上月22日,塔利班发言人沙欣(Suhail Shaheen)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应中方邀请,新一轮的阿富汗和平谈判将于近期在中国举行,阿富汗局势的各相关方都会以私人身份出席会谈,商讨该国和平进程。

而早在9月,美国就曾计划同塔利班这个争斗了近二十年的“冤家”开展和谈,后却突然叫停,最近又在考虑重启谈判。双方是打是和,尚看不出个头绪。

当地时间10月29日,阿富汗政府就阿富汗和平进程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阿富汗国家安全顾问哈姆杜拉·穆希卜(Hamdullah Mohib)表示,阿富汗政府希望塔利班宣布停火一个月,这是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举行和平谈判的前提条件。

本世纪初因“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而成为全球焦点的塔利班,在沉寂多年后,再度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现在提到塔利班,多数人脑海中仍然只有“长袍长须”“禁锢的妇女”“恐怖主义”“拉登的同伙”等一些碎片化的印象。

塔利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政权如何诞生、发展,最终又因何倾覆?美国和塔利班为什么能从战场走回谈判桌?双方又真的能化干戈为玉帛吗?而看起来并不处在漩涡中央的中国,为什么能够在此局中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

文 | 黄俊峰 丁贵梓(实习生)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1

前传:

动荡政局孕育神秘组织

阿富汗位于西亚、南亚和中亚的交汇处,在近代以前一直是欧亚两洲的陆上交通要冲和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仅塑造了自身民族与社会特性,也影响了这一地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地缘战略价值。

兴都库什山自东北方向切入阿富汗境内,延绵不绝的山地造成了该国各区域地理空间相对隔绝、社会发展相对独立的状况。因深处大陆内部,阿富汗风大雨少、气候恶劣。在地形与气候的双重限制下,阿富汗的传统农业经济十分脆弱,基本上要“靠天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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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兴都库什山下的阿富汗村落 人民网|陈一鸣)

内部相对隔绝,对外却大门洞开。由于没有海洋、山脉等“天然疆界”做屏障,阿富汗极易受到境外势力的侵扰。

自公元7世纪起,这片土地上就先后出现了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的踪迹,阿富汗也由此被烙上了伊斯兰宗教的印记。只不过,由于多种文化的长期交汇和山形地貌的自然阻隔,阿富汗境内难以出现完全统一的政治权力和民族文化。不同民族、不同部落的语言、习俗、教派均存在巨大差异,他们之间相互排斥,拒绝融合与统一。境内很多跨境民族对于他国同族的认同感,甚至比对阿富汗这个国家更高。这也成为近代各国干涉阿富汗事务的社会基础。

18世纪中叶,这里也曾建立起统一的阿富汗王国,甚至一度成为国力仅次于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国家。但是,这片土地很快就成为了英俄争霸的牺牲品。对于沙俄来说,阿富汗是迈向南亚,进而控制亚欧大陆的最后一道门槛;对于英国来说,它是抵御俄国威胁的最后一道防线。于是,两大列强分别从南北两翼侵蚀阿富汗。整个19世纪,阿富汗都在英俄争霸的战火和纷争中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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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878年的政治漫画,熊代表俄国,狮子代表英国,阿富汗人在当中左右为难。)

20世纪初,在早年游学法国的查希尔国王执政下,阿富汗王国迎来了一段发展较快的时期。由于这期间查希尔奉行中立的对外政策,阿富汗幸而躲过了二战的炮火,度过了稳定发展的二十年。

然而二战后,阿富汗又卷入美苏“冷战”局中。

1953年11月,美国向阿富汗提供了1850万美元的商业贷款,企图将其拉入己方阵营。当时,掌握阿富汗实权的,是查希尔国王的堂兄达乌德首相。达乌德此时的对外政策虽以“坚持中立”为基础,但实际上是想游走于美苏之间、为阿富汗的发展壮大争取足够的资源和空间。这种态度很快便招致了美国的政策反弹,此后,美方不仅拒绝了阿富汗的贷款要求,甚至将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给予阿富汗当时的“死对头”巴基斯坦;1955年在阿巴的普什图尼斯坦领土纠纷中,阿富汗也没能获得美国的支持。

这将达乌德彻底推向了苏联一方,苏联对此正求之不得,双方一拍即合。为了应对阿巴冲突、解决阿富汗的发展问题,达乌德政权于1955年开始接受苏联的援助。据统计,到上世纪60年代初,苏联共向阿富汗提供了5.1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价值2.75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达乌德甚至因此得称“红色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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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红色亲王”穆罕默德·达乌德)

这引起了美国的关注和不安,匆匆赶来补救美阿关系,加大了对阿援助力度。到1959年,美国共向阿富汗提供了1.46亿美元的援助。一时间,阿富汗成为了美苏争相“笼络”的“香饽饽”。“红色亲王”达乌德的外交选择,其实本质上是围绕自身利益摇摆的。

然而达乌德和查希尔国王的关系却在恶化。1963年,查希尔解除达乌德的首相职位,并修改宪法限制其权力。亲政后的查希尔国王极力减少对苏联的依赖,加强与美国的关系。这自然招来苏联的不满,苏方通过其在阿富汗的代理人——人民民主党,不断干涉阿内政,并引起了多次内阁危机。到了70年代,查希尔治下的阿富汗王国已呈颓势。苏联认为,推翻其统治的时机已到,并把目光集中到虽已蛰伏十年、却在阿富汗军中拥有极高威望的达乌德身上。1973年,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党的支持下,达乌德借助军队力量推翻了查希尔政权,再一次走上了阿富汗的政坛之巅。

但这次达乌德还是没有改变他左右摇摆的特点,在上台初期为稳固政权,不仅公开支持苏联,还借助人民民主党的力量镇压国内其他反对势力;一年后却逐渐改变政策,对内清洗政府内的人民民主党势力,对外调整过分依靠苏联的倾向,同时接受沙特、巴基斯坦和美国的援助。

苏联可不愿意看到阿富汗再次“失控”,因此着手缓解人民民主党的内部纷争,以制衡达乌德政权。1978年人民民主党发动“四月革命”、推翻了达乌德政府,阿富汗正式迎来塔拉基时代。

塔拉基上台后便力推苏联模式,并与苏联开展全面合作,引入大批苏联顾问和专家,以至于当时的阿富汗人都觉得阿富汗已经成为了“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虽然塔拉基紧紧地抱住了苏联的“大腿”,但其执政很快就遇到了危机。

一方面,塔拉基不顾阿富汗作为民族问题复杂、部落力量强大的传统伊斯兰国家的国情,在国内实行“一刀切”的政策,招致部族、宗教首领和广大人民的不满,各地出现了自称为“圣战者”、旨在推翻人民民主党政权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新政权内部也矛盾重重。1967年,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终告分裂,党内分为塔拉基、阿明为代表的“人民派”和卡尔迈勒为代表的“旗帜派”。“人民派”首先清洗了政府内的“旗帜派”成员;而后自身内部斗争也逐渐凸显,塔拉基与苏联一同策划了铲除阿明的“九月事件”,但行动失败,塔拉基败死狱中。

因此,阿明上台后对这一刺杀事件耿耿于怀,不仅要求苏联撤回在阿富汗境内的专家顾问、逐渐疏远苏联,还提出“更为平衡的外交方针”,转而同美国缓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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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哈菲佐拉·阿明)

在政权反复又惨烈斗争之下,阿富汗国内的政治版图悄然发生着巨变。此时,阿富汗的穆斯林反政府武装已拥有4万兵力,控制了80%的国土。阿当局与反政府武装间的战火破坏了广大乡村的农田和灌溉系统,到1979年底,阿富汗难民人数已近80万,他们或逃往邻国,或加入反政府武装。

面对阿明政权的“失控”和反政府武装力量的持续壮大,苏联以协助镇压反政府武装为借口入侵阿富汗,推翻阿明政府,扶植卡尔迈勒傀儡政权。

苏联自以为打得一手好牌,却不料被拖入阿富汗战场泥潭近十年。这场战争不仅成为压垮超级大国的最后一根稻草,也为冷战后的国际安全埋下了极大的隐患。面对入侵,阿富汗的“圣战者”们暂时放下了长期积怨的民族矛盾与部落冲突,他们手持美国、巴基斯坦等国支援的军火,团结一致抗击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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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苏军在阿富汗的“坦克墓地”,这场战争中被阿富汗“圣战者”击毁的大量苏军坦克被抛弃到这样的废车场。)

苏阿战争期间,数以百万的阿富汗难民流亡邻国,为此巴基斯坦在边境地区建起难民营,并在沙特政府的支援下设立伊斯兰宗教学校。正是在这些“圣战者”和宗教学生中,一个组织的早期成员正在悄悄地成长,他们影响了冷战结束至今国际安全问题的走向。

这个组织,就是塔利班。

2

崛起:

从难民营走出的草根入主喀布尔

长达十年的抗苏战争虽然胜利了,阿富汗却没有迎来和平。

外敌撤出,各派“圣战”游击队又展开了争夺政权的内战。这场内战最初在拉巴尼-马苏德派和希克马蒂亚尔派两派之间展开,他们分别代表了阿富汗境内塔吉克族和普什图族的利益,争夺政治权力。

但像以往一样,阿富汗仍无法逃离其他国家的关注,尤其是俄罗斯、巴基斯坦和美国。

希克马蒂亚尔派在抗苏战争期间便深受巴基斯坦的青睐,是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着力培养的亲巴力量。美国采纳了巴基斯坦这个“阿富汗事务代理人”的意见,在阿内战中支持希克马蒂亚尔势力。作为对美国阿富汗战略的阻滞,俄罗斯自然选择支持拉巴尼-马苏德势力。就这样,阿富汗的战乱仍在持续。

战乱、落后、民不聊生,这种状况让一部分原已解甲归田、在坎大哈郊区重操旧业的曾经的抗苏“圣战者”们十分不满。扎伊夫,塔利班运动的创始人及领导人之一,便是其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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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扎伊夫 图源:航空知识)

1994年,他与其他的“圣战者”在帕什莫尔清真寺举行集会、讨论生存出路,决定“寻求其他圣战者和宗教学生的支持,并与他们团结起来清除街道上的无赖军阀和检查站”;扎伊夫还推荐自己的挚友、曾担任“圣战者”领袖的奥马尔为组织领导。就此,阿富汗塔利班组织初具雏形。

关于这一组织的早期事迹,大多是些传说与故事的结合。

有人说奥马尔与塔利班的传奇始于一次惩处恶霸军阀的行动;有人说这一组织的成员都曾是宗教学校的学生,所以外界称其为“塔利班”(阿拉伯语中“学生”之意,在普什图语中特指传统宗教学校的学生);也有人说虽然后来有大量的宗教学生加入,但塔利班运动早期的主力始终是那些曾经的抗苏“圣战者”。

1994年11月,塔利班打败了军阀萨勒赫,进而占据了坎大哈,接着又攻占了阿富汗东部地区。此后塔利班招募了大批宗教学生,又引入了部分原人民民主党“旗帜派”军人。他们重创希克马蒂亚尔势力,到1995年时已占领阿富汗近半壁江山。这时塔利班组织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仅仅寻求安定的生活,而是开始计划在“重建和平与安全”的口号下夺取阿富汗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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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抗苏战争中的“圣战者”)

这个来自阿富汗社会底层的“草根”组织发展势头之猛,看似惊奇,但实际上,这时的塔利班完全占据了“天时”、“地利”与“人和”。

抗苏战争的胜利,不仅让阿富汗人摆脱了苏联的长期侵扰,也促进了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在阿富汗地区的传播。塔利班正是高举着原教旨主义的旗帜,主张“复兴古老的‘民族’文化”“传播普遍性的宗教价值”,以“建立纯洁的伊斯兰政权”为目标。饱受战争折磨的教徒和普什图族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信仰的希望,塔利班因此而获得了大批民众的支持和认同。

除了基层社会的支持,塔利班早期的资金来源也十分充足。塔利班运动成型之初英国广播公司的普什图语频道便对其进行了报道,塔利班的存在迅速为人所知,并得到了来自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大量资助。而这其中,就有后来的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早期的塔利班领导人利用这些援助资金,或扩充队伍或贿赂军阀,很快就控制了巴阿边境地区。而在攻占了东部地区后,塔利班甚至直接控制了阿富汗近一半的毒品生产。阿富汗人民原本为在战乱下生存而发展起来的罂粟种植产业,反而成为了塔利班稳定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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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阿富汗的罂粟田)

来自境外的帮助更加速了塔利班的崛起。

塔利班组织成员多为难民营的宗教学生,本身就与巴基斯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观巴基斯坦此前支持的希克马蒂亚尔势力,不仅在内战中战绩平平、丝毫未显夺权之势,反而还涉嫌参与制造多起针对美国的恐怖事件,让巴基斯坦十分为难。究竟帮谁才更容易建立一个亲巴的阿富汗政权?

巴基斯坦最后的选择是塔利班。

巴基斯坦不仅在1995年的赫拉特战役、1996-1998年的马扎里沙里夫战役中直接为塔利班补充兵源,而且还通过三军情报处为塔利班提供武器和军事训练。

出于宗教原因,沙特也给予塔利班大量的资金援助。

而站在这两个国家背后的,其实是美国。

冷战后的中亚地区形势被重新排列,阿富汗紧邻新兴的中亚五国。在美国眼里,此时的阿富汗就好比是一个深入中亚腹地、威慑中亚五国、打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楔子”,甚至能在阿境内开辟出一条更为安全的油气通路,其战略价值无疑是上升的。阿富汗国内的三股势力,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个亲俄,美国自然是默许了巴基斯坦的选择——塔利班。

以巴基斯坦和沙特为代理人,美国实际上间接支持了阿富汗的塔利班运动:不仅在塔利班崛起之初就派驻巴大使亲自接见其代表,还积极促成了阿富汗武器禁运草案,阻断“北方联盟”的军援补给。

说起这个“北方联盟”,它正是为反塔利班而形成。

当时塔利班势力的迅速壮大,引起了阿富汗内战各方的警惕。1996年以两派内战主力为代表,原本持续混战的各派军阀组成了“北方联盟”,以对抗势头正猛的塔利班运动。然而,失去了多方外援的“北方联盟”此时已无力夺回失地。在塔利班的攻势下,他们节节败退,最终只得留守于阿富汗北部山地。1996年9月,马苏德带着最后的部队撤回北方,塔利班就此正式入主喀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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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前“北方联盟”领导人马苏德)

早期的塔利班成员经历了抗苏“圣战”的洗礼,又在阿富汗内战的硝烟中迅速崛起,最终问鼎政权,走出了一条从难民营到喀布尔的传奇之路。历经战争之苦的阿富汗人民本以为终于可以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他们能遂愿吗?

3

执政:

“代表最纯粹的伊斯兰”?

1996年秋天,蓄着大胡子、戴着头巾的塔利班成员手持武器,在喀布尔的街道上巡逻。

首都的民众还没能适应这副打扮的新统治者,塔利班就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组织。人们似乎在等待着塔利班实现承诺,建立一个纯洁的伊斯兰政权。

然而,这时的塔利班却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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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正在巡逻的塔利班武装人员)

艾哈迈德·拉希德,是一位长期穿梭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的战地记者,他曾在著作《塔利班》中详细梳理了塔利班的政权结构与人员组成特征。塔利班政权的最高领导人奥马尔,是该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曾在坎大哈的宗教学校里接受伊斯兰宗教教育,是前“圣战”组织成员。高斯与哈桑先后任职塔利班政府的外交部长,两人均为坎大哈出身的普什图人,并且都参与过抗苏“圣战”。塔利班政府的教育、财政、卫生、国防、水利能源、交通、商务、国家银行等重要部门均由普什图人任职,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前“圣战”组织成员,或者曾在宗教学校接受教育。可见,塔利班政权的人员成分单一,实际上是普什图族人的政权。

这些掌握实际权力的政府高官,大多为边境乡村的农民或宗教学生出身,他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文化水平普遍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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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塔利班》中文本封面,重庆出版社出版)

事实也证明,号称“代表最纯粹的伊斯兰”的塔利班政权并没有给阿富汗带来和平与安定,反而成为了引爆新一轮战火的定时炸弹。

入主喀布尔后,塔利班严格按照伊斯兰教法规束各类社会活动,甚至更为极端——犯有盗窃罪的人会被剁去手脚,凶杀案受害者的亲属可亲手处决凶手。

音乐、电视、电影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内不见踪迹,一系列的表演艺术均被禁止,甚至连阿富汗传统的斗风筝比赛也因有赌博之嫌而被取缔。

所有人都必须按照伊斯兰教法穿着传统部落服装,男性必须剃短发、蓄长须,穿着西式服饰亦被视为违法;女性必须穿戴从头盖到脚的布尔卡,不得当众露出任何身体部位。

在没有丈夫或者男性亲人的陪同下,女性不得随意上街,商店也不得向无人陪同或未穿戴布尔卡的女性出售商品。

塔利班政权甚至专门设立了一个名为“恶习与美德部”的机构,用以监督、处罚违反伊斯兰教法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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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身披“布尔卡”的阿富汗妇女)

塔利班依靠罂粟种植起家,在掌握政权后依旧为阿富汗的鸦片贸易保驾护航,并从中收取大量的税款作为财政收入。不受控制的毒品贸易打乱了阿富汗周边国家原已脆弱的经济秩序,包括阿富汗在内,中亚各国纷纷陷入经济困局:贫困人口持续增长、吸毒人口高居不下。联合国本想出手干预阿富汗的毒品乱局,以国际援助为条件,换取阿富汗禁绝罂粟种植,但这一协议最终因塔利班执行不力而破产。多年的战乱早已将阿富汗的传统农田和灌溉系统破坏殆尽,原本贫瘠的土地上出现了巨大的粮食缺口。

与毒品和贫困问题紧密相连的,是恐怖主义活动在阿富汗的滋长。

早在抗苏战争期间,便有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极端分子进入阿富汗境内。到阿富汗内战前期,已有来自43个国家的近3.5万名极端分子参与其中。他们集中在巴阿边境的宗教学校和训练营里,极端主义思想将其相互串联、结成一体,最终演变为“针对非穆斯林世界的攻击”。

本·拉登就在这些涌入阿富汗的穆斯林志愿者之中。他十分支持阿富汗“圣战者”,在内战期间就曾多次给予塔利班资金援助,帮助其讨伐“北方联盟”。

美国CIA曾有报告称,自1996年以来本·拉登共向塔利班提供了价值1亿美元的援助。与此同时,本·拉登还忙于建设“基地”组织,并于1995年在沙特成功策划了一起针对美国人社区的恐怖袭击。1996年,本·拉登再到阿富汗后,塔利班为其提供了一处位于坎大哈郊区的农庄作为“基地”组织的总部,继续策划恐怖主义活动。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在宗教理念上相通,又在发展之路上相互扶持、掩护,由此结缘。很多长期陷入贫困状态的阿富汗民众,也将希望寄托在极端情绪和恐怖思想上,参与恐怖组织者不断增加。

就这样,阿富汗陷入了贫困、战争与恐怖主义的漩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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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本·拉登)

20世纪末,世界经济已呈现出全球化发展趋势,信息技术正慢慢将人类社会引向全新的网络虚拟世界。而阿富汗却像是被隔离的区域,时间在这里似乎不进反退。阿富汗人的日常生活在极端化伊斯兰教法的控制下失去了自由,贫困、毒品和恐怖主义无不在阻挡这个国家融入世界发展大潮的脚步。

但这时的美国和巴基斯坦,却出于自身利益“无视”了塔利班治下阿富汗的状况。实际上,早在塔利班上台前,美国和巴基斯坦便计划修建一条贯通阿富汗的输油管道。为了创造稳定商业环境、保障管道项目的顺利实施,美巴寄希望于塔利班能够尽快结束阿富汗的战争状态。因此,只要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还能为美巴的石油政治获利、不影响两国的基本利益,两国对塔利班政权的国内政策就不予干涉。

这种“纵容”给予了塔利班政权足够的生长空间,阿富汗的“内政”问题也开始反噬巴基斯坦乃至美国。

美国虽已开始警觉,但彼时并未将矛头指向塔利班,比起极端宗教主义蔓延,美国仅将阿富汗问题定义在军事层面,因此聚焦于本·拉登。1998年2月,本·拉登发表声明,公开向美国、以色列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宣战。半年后,“基地”组织用炸弹袭击了美国驻肯尼亚和驻坦桑尼亚大使馆,数百人在这场袭击中丧生。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终于下定决心,对阿富汗境内的一个恐怖分子训练营和一家制造化学武器的苏丹化工厂发动空袭。然而这项仓促通过的空袭计划虚耗5500万美元,却丝毫没有影响“基地”组织的核心力量。

一计不成,美国转而求助“盟友”:首先找到了塔利班,塔利班自然是拒绝的,表示对本·拉登的行踪一无所知;转而去找巴基斯坦,可是巴方也根本没信心跟美国做什么保证。美国只得去找蛰居北方的“败军”——马苏德和“北方联盟”。然而,“北方联盟”的生命线也同塔利班一样是阿富汗国内的“民心”,相较于美国给的那点援助,得罪广大穆斯林民众显然是得不偿失。因此,克林顿政府为制服本·拉登制定的各种招数,收效甚微。

于是,这个难题,就移交到下一任总统小布什手中。但小布什政府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恐怖主义问题的严重性,对阿富汗、塔利班以及周边环境、利害关系不甚了解,也不在意本·拉登的行动,直到2001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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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9·11”恐怖袭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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垮台:

退守农村谋东山再起

那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发生后,当年9月13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本·拉登已被锁定为制造“9·11事件”的头号嫌疑犯。第二天,美国众议院便同意授权小布什对恐怖分子使用武力。

但这时的美国还没有直接开战。美国首先要求巴基斯坦终止“基地”组织成员在巴基斯坦境内的活动、切断塔利班的能源运输。巴基斯坦对此全盘接受,并向塔利班转达了美方的要求。而塔利班方面始终不承认“基地”组织与恐怖袭击的联系,声称不知道本·拉登的下落。此后,小布什政府向塔利班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交出本·拉登,遭塔利班政府激烈拒绝。10月7日,以美军为首的联军出兵,阿富汗战争正式打响。

塔利班原本依靠巴基斯坦的援助和美国的支持打天下,其自身实力根本无法与美国相敌。“9·11事件”后,塔利班的“外援”丧失殆尽:迫于来自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原本支持塔利班政权的国家中,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相继断绝了与其的联系;巴基斯坦首先积极在美国与阿富汗之间斡旋,一面劝说塔利班交出本·拉登,一面对塔利班政权提供援助、制造舆论,但面对塔利班的软硬不吃,最终也放弃了,随即封锁巴阿边境并终止对塔利班的援助。

美国的这场反恐战争打得十分顺利,塔利班节节溃败,美国支持的“北方联盟”军队迅速占领了主要战略据点,随后攻占了首都喀布尔、贾拉拉巴德等重要城市和南部的一些省份。塔利班大势已去,奥马尔决定带领分布在坎大哈和南部省份的残余部队撤离,于12月主动将政权移交给当地部落首领,逃回巴阿边境地区。

塔利班政权就此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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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01年11月13日阿富汗反塔利班北方联盟士兵进入首都喀布尔)

塔利班政权虽已倾覆,但美国的攻势尚未停止。下一步,他们要重点清剿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残余分子,抓捕组织核心力量。美军以空袭围剿为主,利用空中轰炸将藏匿于山区的残余势力围困在很小的区域内,再对其集中轰炸、搜剿。在美军的猛烈攻势下,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残余势力受到重创,数百人或被炸死或被俘虏。12月,卡尔扎伊在美国的扶持下成立临时政府,阿富汗的塔利班时代正式宣告终结。

然而,塔利班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终结。

这时的美军不仅没能如愿逮捕本·拉登,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等人也一直在逃,塔利班的组织骨干依然保持完好。他们退回巴阿边境地区后,默默地积蓄力量、等待复苏。

两年后,小布什将枪口转向了伊拉克,大批的美军力量被投入到伊拉克战场上,塔利班残余势力也得以喘息。2005年,结束了漫长蛰伏期的塔利班卷土重来。经过重组与改造,卷土重来的塔利班核心层扩大,战斗力量猛增,他们不仅高薪招募新人,引诱儿童参加战斗,还通过解救或交换人质的方式回笼部分人员。据美国方面2008年6月估计,塔利班的成员大约为5千至2万人,兵力已明显恢复。其在阿富汗的势力也迅速复苏。据2008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报告,那时塔利班已经控制了阿富汗10%的地方;全国376个区中,共有36个是阿富汗政府官员、援助人员无法进入的;这些地区主要分布在东部、东南部和南部,是塔利班目前的主要聚居地。可见,塔利班虽然失去了政权,但他们的故事还仍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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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英媒报道的疑似塔利班训练“娃娃兵”)

为什么塔利班能够卷土重来?

据说,塔利班付给士兵每人每天12美元,而阿富汗政府军的军饷只有其三分之一。这对苦于贫困的阿富汗民众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诱惑。而在传统宗教的维系下,阿富汗南部和东南部地区有着强大的宗教与部落势力,那里的民众更愿意在部落首领的指示下听从塔利班的命令。那里塔利班的影响早已深深地植根民众,难以撼动。

另一方面,对面卡尔扎伊政权内部问题也是层出不穷。在一些阿富汗民众看来,卡尔扎伊政权仅仅是美国在阿富汗的傀儡。这些政府官员通常依仗着权力胡作非为、公报私仇,而不为民众解决任何实际问题。2011年,喀布尔银行行长涉嫌诈欺并逃往美国,这场令人震惊的银行丑闻案在卡尔扎伊政府时期陷于调查停滞状态。“同行”的衬托,实际上促成了塔利班民意基础的进一步扩大。

美国阿富汗战争计划的“漏洞”也给塔利班“死里逃生”留下了机会。反恐战争打响之后,美军主要部署在东部地区,而在塔利班活动频繁的南部地区,主要是英国和加拿大的军队负责攻防。由于南部地区的整体兵力有限,联军实际上只控制了一些大城市和公路沿线。塔利班找准了这些“缝隙”,在广大农村和山地地区积蓄力量。而自美国计划入侵伊拉克开始,阿富汗战场更是逐渐被美国人遗忘了。截至2008年12月,美国在伊拉克驻军人数达148500,这是阿富汗驻军人数的4.5倍。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和国防部曾估计,2001年至2008年间,美国政府在伊拉克战场上的相关支出高达6420亿美元,而在阿富汗战争上的花费仅有189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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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阿富汗战场上的英军特种部队)

同时,随着反恐战争的推进,美国狂轰滥炸的打法逐渐引发了质疑和不满。战争初期站在道德制高点、博得全世界同情的美国,在人们心中的形象逐渐演变为了“以恐制恐、越反越恐”的始作俑者。那些在美军无差别轰炸中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的无辜民众,几乎是被“赶去”了塔利班的阵营。

此外,国际社会的热议和媒体舆论的宣传也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塔利班对阿富汗安全与稳定的危害。实际上,阿富汗境内其他武装组织冒充塔利班、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现象普遍存在。甚至有些部落武装势力以塔利班为借口向美方释放假情报,实则借美国之手来清除派系异己。

对美国来说,在无法对其进行彻底消灭的情况下,塔利班这个问题必须另谋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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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接着打”还是“试着谈”?

从“9·11”算起,美国与塔利班由友变仇至今已近二十年,历经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三位总统,至今仍未结局。美国为什么始终没有彻底消灭塔利班?究竟是打不了,还是不想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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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老布什国葬现场,图中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连续四任美国总统,都在处理同塔利班的关系上十分挠头。图源:视觉中国)

实际上,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不仅塔利班内部出现了新变化,阿富汗自身的发展亦存在诸多问题,美国政府的阿富汗政策也在调整。美国和塔利班花费多年才从战场走到了谈判桌,却又会突然剑拔弩张,形势变幻反复令人目不暇接。打,“打不死”;谈,似乎也没那么容易。美国究竟是如何应对的?

阿富汗战争打到2003年底,美国政府对塔利班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

小布什一边继续追捕塔利班骨干分子及残余势力,一边对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的和谈计划表示认同。实际上,美国只同意跟塔利班中的温和派坐下来谈判,并计划以和谈来分化塔利班。然而,塔利班的首脑奥马尔并不是温和派,他拒绝了卡尔扎伊政权吸收塔利班势力的条件,继续与美国相抗争。由于被伊拉克战争拖住脚步,美国在阿富汗战场上一直缺兵少将。

2005年后塔利班势力再起,阿富汗安全形势再度恶化。小布什终于意识到这个战略失误的严重后果,开始调整阿富汗政策:一方面增兵阿富汗,一方面将阿富汗和周边地区纳入美国的“大中亚战略”版图之中。同时,美国开始尝试通过国际合作处理阿富汗安全事务,并通过巴基斯坦来强化对巴阿边境地区的控制,打击藏匿于此的塔利班残余势力。但是,由于先前已经错过了清剿塔利班的时机,此时逐渐恢复元气的塔利班面对美国的招数显得游刃有余,还以更多的暴力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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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卡尔扎伊)

阿富汗战事久拖不止,美国眼看就要陷入同20年前的苏联相似的困境。小布什下台后,难题继续抛给了奥巴马。奥巴马的对阿政策基本延续了小布什政府后期战略调整的方向,并在对待塔利班的态度上更进一步:对顽固派坚决打击、对温和派尝试谈判,当然,最终的目的依然是分化塔利班。实际上,这时的美国已经在考虑结束战争、撤军与重建阿富汗的问题了。

2011年5月,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国军方击毙;2012年10月,美国防部称已经重新控制了在2011年塔利班“春季攻势”中被占据的地区;2015年,塔利班组织领导人奥马尔亦被证实已于2013年8月死亡。美国的此次攻势似乎卓有成效,但国内对此却评价不一。自2001年以来,美国政府已累计为战争拨款7650亿美元,而阿富汗战争的支出有80%发生在奥巴马的总统任期内。奥巴马自然也意识到这一问题,2011年美国正式启动从阿富汗撤军进程。特朗普上台后,进一步推进撤军进程的同时,也尝试直接与塔利班谈判,以结束这场数十年的争斗。

然而,即便是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内部,关于与塔利班和谈的政策也争议不断。党内反对派认为,美国首先应首先确保结束与塔利班的冲突,而不是在没有保障的和平协议下仓促撤军。这不仅会给塔利班势力重新集结的空间,还会因为撤军形成阿富汗地区的力量真空,让其他势力趁虚而入,从而损害美国和盟友的利益。可是,美国也确实不愿继续在阿富汗战场上耗费精力,或许与塔利班和谈才是最“经济实惠”的选择。

与美国的犹疑不决相照应,塔利班在“和”与“战”上也是反复无常。

2018年6月,塔利班宣布在“开斋节”期间与阿富汗政府达成停火协议。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今年春天,塔利班再度发起春季攻势,向美国主导的北约军队和阿富汗政府军发起猛烈进攻。谈判桌上的塔利班态度也十分强硬,他们抓住了美国急于撤军的“软肋”,一边要求美国给出更为全面、具体的撤军时间表,一边对美方的要求不予理睬。

双方相互拖延,企图寻求更多的谈判筹码。

这条和谈之路,目前看来仍然是前途未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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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今年9月特朗普突然叫停和谈后,塔利班激烈回应“再战100年”的报道)

这样的僵局之下,作为阿富汗的邻邦,中国在促成塔利班与相关各方和谈、推动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中,正起到愈加重要的作用。

就在今年6月和9月,作为中方劝和促谈工作的一环,阿富汗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负责人先后两次访华,中国外交部主管官员同其就阿富汗局势及推进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交换了意见。

正如9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说到的那样:

“中方始终高度关注阿富汗局势,始终致力于推动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一直同涉阿富汗问题有关各方保持着接触和沟通。”

“中方一贯支持‘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广泛包容性和平和解进程,希望美国和阿塔保持谈判势头,支持阿人内部对话谈判,早日实现民族和解与和平稳定。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正因为与当事方无利益瓜葛,于各方不偏不倚,中国才能在其中扮演资源、对话平台提供者的角色。

如今塔利班谋求沟通、和谈与阿富汗追求和平和解的希望,更多地寄予中方,这并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

 参考资料:

1.[美]塔米姆•安萨利 著,钟鹰翔 译:《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第1版。

2.[巴基斯坦]艾哈迈德·拉希德 著,钟鹰翔 译:《塔利班》,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

3.刘啸虎 著:《帝国的坟场:阿富汗战争全史》,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年8月版。

4.朱永彪 著:《“9.11”之后的阿富汗》,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5.李晓亮 著:《阿富汗战争——苏联高层决策研究(1979-198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

6.何明:《塔利班政权的兴亡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7.贾春阳、杨柳:《阿富汗问题三十年(1979-2009):地缘政治、民族与宗教》,载《南亚研究》2009年第4期。

8.闫伟:《塔利班运动及其伊斯兰实践新探——兼论中东政治伊斯兰的“塔利班化”新动向》,载《西亚非洲》2016年第3期。

9.郑海琦:《特朗普政府阿富汗战略调整的动因与前景》,载《国际论坛》2019年第5期。

10.何明:《奥巴马时代美国阿富汗战略的回顾》,载《南亚研究》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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