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是个伪命题,其实与普通人无关

文章来源丨北京大学出版社

魏晋时期,虚无主义突出体现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怎么活有区别吗?这可是完全不同的,到这个时代,价值危机就已经深化到了价值本身受到了质疑。这种价值观取向最集中地体现在《列子·杨朱篇》里。

目前学术界普遍的看法,还是认为《列子》是魏晋时期伪造的一本书,那么《列子·杨朱篇》实际上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的精神气质,里面有一段话非常能体现这个时代的基本价值观:“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死了既然都一样,你活得那么努力干嘛?所以正确的人生态度就是及时行乐。干嘛呢,费那么大的劲?这是这个时代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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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的特点、精神气质又跟它特定的情况有关。我们不能不说,魏晋时期从整体而言,一方面是个迷人的时代,但它迷人的品质是非常小众的。如果一个念书人没有人民立场的话,他就会特别迷、简单地迷魏晋时代。为什么?比如有人评价魏晋时代,说这个时代是人的解放的时代。我们不能不说魏晋是一个极少数人解放的时代,而不是大多数人被解放的时代。又有人说这是文的自觉,人的自觉的时代。对不起,文的自觉、人的自觉都只集中在极少数真正的贵族,没有普遍性。

魏晋开了历史倒车

贵族风流只是作秀

魏晋这个时期从整体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反动时期,直接开历史倒车。本来秦废封建立郡县,我一直认为这是始皇帝历史上最大的功劳,贵族制度转为官僚制度。当然我们都打引号,比较粗略地讲,大致上大家有这个理解就可以了。贵族制转为官僚制,多伟大的一个突破,但是贵族制转为官僚制之后带来一个大麻烦就是人才选拔。以前重要的位置都靠宗法血缘,你的出身就决定了你的地位,你是一个贵族世家的嫡长子,你再不肖,你只要不犯杀父弑君这种大罪,正常情况下这个家族的一切就是由你来继承的,这个人才其实是好选拔的。实在不行,如果没有嫡长子,还有别的,还有嫡子。有一整套完全严格规定的、规范好的传承方式。

但是到了汉代废封建立郡县以后,问题就很突出了,那些重要位置的官员怎么选拔呢?西汉的时候还比较杂乱,大部分是出于军功,有的甚至是直接买的,然后就慢慢形成了乡举里选制度,那种尝试就是地方推荐制。当然乡举里选的尝试在西汉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是正常理性自然而然推出来的,但是它的问题在于什么?它的问题在于人才选拔,怎么选拔人才。于是乡举里选的制度推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到了东汉,这个制度成了最重要的一种选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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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推荐制的优点呢,是这个地方官向朝廷推荐的一定是他认识的,他知道的。所以如果推荐者有公心,那推荐上去的人当然就是很好的。但问题是你怎么能保证推荐者有公心呢?第二,再有公心的人,你想一个地方官在一个地方长期任职,你任职到一定时间,你一定要跟这个地方的世家大族有某种密切的关系,所以你推荐的官员,推荐到中央任职的官员,自然而然就是世家大族的弟子。然后世家大族的弟子到了中央任职,往往任到高官,反而提高了地方豪族的地位,于是这样一种制度到东汉末年实际上就延续不下去了。

这是中国历史一大关节,怎么再延续下去?地方豪族势力的兴起,东汉末年最大的危机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豪族之间的博弈斗争,所以什么宦官和士大夫,好像士大夫这边都是正人君子一样,开什么玩笑,相互吹捧出来的。有很多传奇的时代都是相互吹捧出来的,比如民国,那不都相互吹捧吗?偶尔出现个鲁迅比较实诚,骂一圈之后发现原来都是这些货,有什么?就一个个还在那儿说民国有多么了不起,甚至有人说民国是达到了先秦诸子的高度,请不要侮辱先秦诸子。有什么高度可言?不说了,懒的说这些东西。

大家都相互吹捧,世家大族之间都相互吹捧,你看到东汉末年那个吹捧之风,什么“八俊”之类的,就是我吹你家子弟,你家子弟吹我家子弟,然后咱们共同富裕,不就这个样子吗?那地方豪族势力兴起,中央集权贯彻不下去,那皇帝能靠谁?除了皇宫里这些人,皇帝还能靠谁?

所以这是历代难破的局,这个时候你要理解曹操的失败是中国历史上那种重大的失败。我最近大概有几年时间,只要看到曹操争江南失败,我每次都感慨赤壁那妖风。若无赤壁的妖风,魏晋六朝的准贵族,向贵族制部分回潮的历史倒转,那一段反动的历史我认为有可能避免。因为曹魏政治集团最重要的国事,也就是基本国策,叫“抑浮薄”。什么叫“抑浮薄”?打击地方豪族,打击他们相互吹捧的劲儿,所以有人还在那儿瞎传说,所以历史有的时候是胡说八道的,历史都是读书人写的,所以你要真迷历史学,你十有八九不看不行,你也不要真迷进去,读书人普遍都是既得利益者,凡大有为之君一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所以中国历史上往往大有所为的君主,都是被诋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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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那儿编故事,说曹操要把位子传给曹植。怎么可能呢?我都懒的去考证,按道理推都不对。你看那曹植,曹植犯的是路线错误,曹植天天跟地方豪族混在一块儿,怎么可能让他承接?曹魏政治集团最重要的想法就是重塑中央集权,针对地方豪族势力的复辟,但是这个努力失败了。司马氏集团兴起,就是地方豪族势力的复辟,于是形成了魏晋南北朝的那个乱局,西晋的乱局其实在这里埋下了。中央集权不振,政治权威缺少足够的力量,也缺少足够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然后带来的结果是你那么差的技术条件,怎么统治?今天这个疆域,我们用这么先进的技术条件,都如此难以控制。当然这个技术条件是双方共有的,何况在那个时代。所以回到这儿,然后这个复辟带来的整个状况,就导致了整个两晋六朝“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皇权极度不振,门阀士族兴起,从整个大的局面来说,这个是要注意的。

由于魏晋之前东汉末年豪族势力兴起,而这些豪族势力行其道到一定程度,它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它导致客观上到魏晋时期,地方豪族的子弟占据了全面的优势。你去看看《世说新语》,普通士族家庭的人根本都在阴影里,没你们什么事,一切焦点全在豪族。客观地讲,这批人太优秀了,没办法,他没法不优秀,这批人普遍是权贵家庭出身,政治世家,所以从小耳濡目染,不用努力学习,就知道怎么管理国家,听明白了吗?人家那个淡定,那不是开玩笑的淡定,这是第一点。财富世家,名士普遍都以贪财为耻,之所以以贪财为耻是因为已经富裕到了无需贪财的地步,全都是大财阀,钱怎么会当回事情呢,那多俗呢。然后学问世家,艺术传承全在他们身上,关键是由于遗传基因的积累,他们普遍长的还漂亮。你去看看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对美痴迷到了扭曲的程度,而这个美主要是指男人。

那个时代特别著名的魏晋玄学奠基者何晏,历史上记载何晏,我猜这应该不是黑他,“动静粉帛不去手”,到哪儿都带着化妆包,长的特别白。《世说新语》有一段记曹丕、何晏两个人比白,曹丕就觉得你这个何晏白得不正常,一定是抹了粉,有一天请何晏来宫里吃饭,然后上一种特辣的,我也记不清楚什么了,随便说,上酸辣汤,何晏喝完了满头大汗。上毛巾,一上毛巾他抹完,一抹完之后跟刚才一样白,由此证明不是抹粉了。这个真是不服不行。

那个时代,整个《世说新语》,有人觉得是了不起的东西,没什么,《世说新语》就是那个时代的时尚杂志,没什么,那批人特别会秀,那批人整个在向那个时代的传闻在秀,所以口碑都是那么造出来的,彼此之间相互吹捧。你看嵇康,嵇康是罕见的,嵇康是这股浊流里面罕见的清流,但这个清流也有点刻意的麻烦,传嵇康说在他山中长啸,说他的啸声中有鸾凤之音,你蒙谁?你听过鸾凤之音?他死就死在这种地方,你身为一个普通人,声音有鸾凤之音,想干嘛呢?所以后来人家说他是“潜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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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精英的精神危机

我们不能展开。所有的优势集于一身,所以这批人不做则已,只要想做其实真没有做不成的。这个时代的人,最典型的到东晋淝水之战,谢安的子侄就是所有的优势集中在身上。平时也就是纨绔子弟,但是真正一到战场上面临危机的时候,他们想发挥作用,想建功立业,能力全有。然后由于这方面的生活形态,又由于这个时代特定的时间观和死亡感受,导致这个时代的人在极度繁华当中,在什么优势的东西都集于一身的情况之下,又恰恰在一个此前没有出现的时间观念和死亡观念面前,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时间真短,青春真短。那个时代所有能跟时间流逝关联起来的经典,都按照这个方向来理解。

最著名的就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个“逝”从《孟子》开始就有阐发,那个阐发虽然不是直接的。到了汉代董仲舒、杨雄对这个也有阐发。没有人把这个“逝”解读为流逝,但一到了魏晋,那个“逝”都是解为往和尽的意思。所以“子在川上”,孔子在大河边上说,说的是什么?逝者如斯夫。一切前进的东西都要像这样,没有一点点伤感。修身进德,要像水一样。所以孟子那一段水则“源泉混混,不舍昼夜”,这个“不舍昼夜”更好跟《论语》当中的“不舍昼夜”相关联,“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那一段是讲人前进应该像这样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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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魏晋,你去看所有的感慨,只要跟时间、跟岁月的流逝、跟青春的消逝、跟生命脆弱有关的东西,都向这个方向发展。所以这一时期的 “逝者如斯夫”,普遍地被这个时代的学者理解为时间流逝。你看这个时代的诗歌,嵇康在他的四言诗里都流露出那种伤感。四言诗是最难写的,而且四言诗是最平正的,但是四言诗里面能安置特伤感的东西还挺不容易。后代有人评价嵇康的四言诗可以放到《诗经》里,虽然不在305篇当中,但是放在305篇当中并不逊色,但它确实有305篇里没有的那种时代感受、时间感受、伤感的东西。你去读阮籍《咏怀八十二首》,你去读那段时间的伤感。所以特定的时间感,特定的死亡观,再加上这样一个情况,导致这个时代出现了空前的价值危机。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切时代的价值危机,首先体现在士大夫精英层面,它不体现在普通人生活层面。其实到了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中国的知识界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以多种面相表现出来,在我们中国精神里面也是泛滥成灾的。你真正体会体会就知道了,这个我也不好多讲,讲多了又要批评人了,批评人难免就孟子上身,就不太好,我有年纪了,所以一个年近半百的人就不要太激动了。

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我们不多展开了。真正朴素的老百姓每一天面对自己具体生活的人,其实往往没有特别强的虚无感。你不信走在街头,你把一快递小哥拦下来,你问他有没有考虑过人生意义的问题,我估计人家会说能不能说点人话,别烦我行不行。每一天的繁忙当中,在最饱满的具体生活里不断地去奋勇生活的那些人,真的是让人致敬的人。

儒家一直有一个讲法叫“礼失求诸野”,真正的空虚反而是想事太多的人。想事太多的人,特别容易虚幻、特别容易空虚,真正有闲暇的人,特别容易虚幻、特别容易空虚,今天的中产阶级特别容易虚幻,特别容易空虚。我最近常常讲中产阶级的道德是最靠不住的道德,中产阶级普遍的虚伪,这个要注意,所以中产阶级的趣味是靠不住的。

我们现在要谈到的还不是中产阶级,我们要谈到魏晋时代真正意义上的精英,当他们真正开始陷入到虚无主义当中时,表现出来的形态就是对天下责任的莫不相干,这种对天下责任的莫不相干形成了他们特定的生活形态,这个生活形态就是清谈。东汉末年是清议,到了魏晋时代是清谈,清谈和清议这两个清是不一样的,清议的清对应的是浊,清谈这个清摆脱的是应该承担的责任,彻底把自己拔出来,所以莫不相关。天下治理的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活的那么累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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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前辈英雄那样活,天下不也就这样吗?哪怕像前辈最伟大的英雄那么活,最后不也是一堆烂骨头。所以这个时代门阀士族的生活其实普遍是极度奢靡的,而这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死是完全不被介意的。你们去看看《世说新语》里面讲王敦的故事,石崇请吃饭侍妾劝酒,只要客人不把酒喝干净,侍妾就直接被推出去杀掉。稍微厚道点的人哪怕不会喝酒也都把酒喝干了,这个叫王敦的就是不喝。侍妾推出去杀就是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我杀的。哪有什么人的自觉?没有。天下责任莫不相干,虚无主义达到极深的程度。

对于这个时代,我们不得不感慨,士大夫精英或者是士大夫阶层太不关心天下了,一定会亡天下,所以魏晋是士大夫对天下责任的莫不相干亡了天下。当士大夫太关注天下的时候,也会亡天下,这个有代表性的就是北宋,北宋士大夫普遍有超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感,这就带来了一个麻烦。当然我们说两个极端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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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这个地方来,时代的虚无主义,而这个虚无主义可以概括成一句话来:人怎么活着有区别吗?刚才我讲的,在这个时代开始出现了魏晋玄学的努力,魏晋新学风,魏晋玄学实际上就是魏晋新学风,而魏晋新学有别于旧学,有别于汉代的经学,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以为魏晋玄学是普遍的思想潮流,魏晋玄学是小众当中的小众,是真正意识到虚无主义、士大夫的虚无主义,并且要努力地克服这个虚无主义的,那极少数深刻的哲学家,当然代表性人物前有王弼,后有嵇康,当时普遍性的学风还是两汉沿承下来的旧学。

到了魏晋这个时代,由于价值危机深化到了生命的根基处,时间、死亡、人生的意义,所有这些东西都已经不在固有的经典范围内,不在固有的经典范围内能得到解决吗?比如关于死亡的问题,关于生死问题古往今来最明达的态度就是孔子的态度,“未知生焉知死”。有人老在说哲学关心的是我从哪儿来,我是谁,我到哪儿去,你到哪儿去你自己不知道?当然你肯定不知道你去的地方到底是啥。难道哲学关心什么是死亡的问题?如果哲学天天想什么是死亡的问题,那你哲学岂不毫无意义吗?你怎么努力都没用,因为你又没死过,死过的人都已经死了,再也没有回来过,你有什么证据,回到这里,对于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东西你能说出什么,所以“未知生焉知死”非常明达。

但问题是当一个时代死亡以如此凸显的方式呈现在面前的时候,时间已经变成朝向死亡单向度急速流逝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不去面对生死问题怎么可以?但是固有的经典传统当中没有解答,如果有的话就是易传的传统,但是易传的传统里面仍然不能发挥出安顿人的生死这一面的东西。回到这个地方来,这个时代就开始出现了新的思想,而这个新的思想,一方面经典依据发生转变,这个时代三部核心经典跟两汉的以“五经”为核心根本不同,根本的变化是这个时候开始以“三玄”为核心,而这三玄就是老庄易,《周易》开始得到凸显性的重视,因为这个层面的问题其他经典解决不了,你用《诗经》来解决生死问题?你用礼来解决生死问题?怎么可能,所以老庄易成了这个时代经典解释的核心。

那么仅仅用这些经典仍然不够,于是这个时代普遍开始出现了一种对自然之理的强调,也就是说你引用经典作为权威,这有的时候是有效的,有的时候是无效的。这里面最著名的一段辩论当中,权威的一段,大家有时间可以看《声无哀乐论》,嵇康就讲了一个观点,说要讨论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求知自然之理,自然之理已经明确了以后,再用“前言往记”以为证,用历史的记载作为一种佐证,但你不能把它作为根本的根据,所以这个时候对自然之理的强调开始凸显,所以这是魏晋时代非常明确的一个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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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这个字的出现,“理”这个字的强化,从魏晋这个发展里面,你看在王弼那里面,道理这个“理”出现的还不多,到嵇康写作的时候,道理的这个“理”出现的次数就非常多了,到了郭象的《庄子注》里面“理”这个字出现的篇幅是令人震惊的,就是郭象注里面出现的“理”比庄子本文里面出现的“理”这个字,这个是差距太大了,比例太高了,成多少倍地放大,这个我没有做过统计。这里面体现出的根本倾向就在于,这个时代最核心的哲学家开始关心如何在根本上重建价值,从王弼到郭象的发展,这个就是魏晋时期最核心的伟大哲学家,对那个时代的价值危机、精神危机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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