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美国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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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译:扎西旺姆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梁愿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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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信息

原标题:What Is White America? The Identity Politics of the Majority

来源:Foreign Affairs

作者信息

内尔·欧文·佩因特(Nell Irvin Painter),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历史学荣誉教授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总的来说,支持特朗普的大多数白人并不是出于经济利益而投票,而是出于他们对社会变化的不满,这种变化威胁到了他们在社会层次中理所当然享有的地位。确实众多自我认同为白人的人都不满意其特权遭受损失。但是这些特权取决于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扭曲,这种扭曲产生了一种白人身份世袭贵族制的感觉。人们只能希望,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可以认为,不应为了站在种族等级制度的顶端而使美国民主制度遭受破坏。

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改变了美国主流的种族意识形态。特朗普羞怯且边缘性的白人民族主义把从前普通意义上的白人变成了种族意义上的“白人”(“white

people”)——以基本的方式将其编码为白人,就如以基本的方式将黑人编码一般。许多观察家都逐渐观察到恰好为白人的公民以白人身份投票的政治后果。选举直接导致的是,评论员们匆忙地将特朗普的胜利归咎于美国腹地的经济混乱以及选民对事业和社会不稳定的不满。

记者、民意调查者及学者花费数年才找到更合理的解释:总的来说,支持特朗普的大多数白人并不是出于经济利益而投票;相反,是出于他们对社会变化的不满,这种变化威胁到了他们在社会层次中理所当然享有的地位。尽管大多数持有政治权力的人都是白人(且为男性),白人家庭的财富仍然是黑人家庭的6.5倍,以及由大学毕业生支撑的黑人家庭的财富比高中辍学者支撑的白人家庭的财富少33%,但是这些白人支持者仍感到不满。

有三本新书试图验证这一解释,并回答一些关键问题:这些白人想要什么?新书的作者认为,这些白人想要的是特朗普、英国脱欧、枪支、减税、共和党、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最重要的是,他们想保护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

那么这些白人不想要什么?移民、奥巴马医改计划和公立学校的资金。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希望被多元文化主义者称为“狭隘的人”( bigots);这种看法威胁着他们,并使得他们接受白人民族主义。他们无法想象一个多种族的社会中,白人如何和平地与非白人同占一席之地的情景。

这些白人是谁?这就是这三本书的内容,也是其在有趣的同时又令人烦恼的内容。三位作者似乎都认为,以本体论的角度去理解白人身份的存在(whiteness)是可能的。但是,种族更应被看作正在进行的话语(ongoing

discourse),而不是被看作实际的现实。尽管种族主义和随之而来的歧视显然具有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影响,但是种族应被描述为动词,例如“看似”(seem),而非“成为”(to
be)。相信种族的生物性或者固定特征性的看法正如多年前社会学家凯伦(Karen
Fields)在谈及对巫术的信仰时所说的一样:“没有什么可证明其存在。” 我补充的是,这一信念产生了明确的政治结果。

如果没有稳定独立的白人分类标准,如何能令人信服地声称白人身份的存在及白人的身份认同政治呢?对于众多作者来说,解决该问题的办法是转向数据测量及图表。埃里克·考夫曼(Eric
Kaufmann)、阿什利·贾迪纳(Ashley Jardina)及乔纳森·梅兹尔(Jonathan
Metzl)这三位作者都承认,只要白人身份与关乎自身的经济利益脱节,政治家们将自由地奉行有利于公司和富人的政策,但这对于那些普通的白人来说毫无益处。同时,这些书没有提及除了白人身份之外的政治问题——例如,在法律下享有投票权和平等待遇等。这3本书都没有为美国一直被白人身份政治所引导的危险领域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解决途径。

白人即为合理

考夫曼是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的政治学教授,也是北爱尔兰政治的专家。他为白人身份的研究主题带来了些许历史感,将其称作“白人民族传统主义(white

ethno-traditionalism)。他认为,种族是一个遗传事实,使人想起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科学家对基于种族的性情差异的看法,他认为其为具有某些可识别文化表现的“白拱型”(
white arch-type)。

考夫曼探讨了白人对于特定话题的态度,包括反对移民及难民,投票支持英国脱欧或支持特朗普。他认为其中大多数人并不渴望权力或反感黑人。他们只是感觉受到威胁并进行文化自卫的普通人。

考夫曼的主要论点为,右翼民粹主义形式的白人身份政治主要源于两个威胁:移民的多样化减少了白人占多数的比重,以及左翼现代主义反对主流的有害文化(an “anti-majority adversary culture” of “left-modernism”)。他声称,激进左翼现代主义者的“反白人论调”( anti-white narrative)已经把一些白人从仅仅反对移民的观点推向了“白人种族灭绝”( white genocide)的极端主义理论。

考夫曼防止极端主义白人身份政治传播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加速其认为不可避免的“白化”(
white shift)进程:衍生“白人身份”的新定义,包括具有不同基因且为浅色皮肤的人。这将同时保留白人存在的“核心传说和边界象征”(
core myths and boundary symbol)。然而我认为,扩大的白人身份界定实际上已经削弱了白人至上的地位,因为也存在一些富人和受过教育的人并不认同其为白人身份。

对考夫曼来说,“传统民族主义者”(
ethno-traditional
nationalists)对“失去他们所了解的国家”的担忧是合法且不应受谴责的。但是考夫曼并没有解释,随着新政体的影响不断深入以及不断扩大的白人规模,非白人应如何融入这个新政体。关键在于,他也没有反思这样一个政体在保护自由民主的基本价值时将如何表现。

恐惧因素

与考夫曼的书相比,贾迪纳的研究更少争议也更缓和,她是杜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其研究将多元回归应用于民意调查数据,研究的变量包括对黑人的怨恨、党派关系、性别、地区和政治意识形态,并试图衡量美国白人在多大程度上被认定为白人,排除了所有其他特征。她对白人身份的衡量有五大类,从“白人认为其身份不重要”到“白人认为其身份极其重要”,并检查这种白人身份是否可用于预测政治态度。而她的研究结果证实了其预想。

根据贾迪纳的分析,强烈的白人身份认同预示着对移民持消极态度以及对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以及特朗普政府政策持积极态度。但其认为,单独属性的身份识别并不能预测常以种族视角处理的政策及项目,比如反歧视行为(affirmative action)、社会福利及医疗补助。相反,对这些内容的反对与强烈的种族仇恨感相关,这与仅仅区分是否为白人是不同的。

就该研究的缺陷而言,最明显的问题是在确定因果关系时,某些变量的影响非常小,因此很难作出有信心的预测。第二个陷阱在于这种方法无法表征随时间变化的变化,以捕捉人群之间相互调整时的不断变化。此外,还有为了寻找积极结果而在可能的控制变量之间或在变量之间进行特意搜索的可能。

也许贾迪纳最重要的论点是, “白人的身份不是由种族仇恨论来定义的,进行种族群体认同的白人也不仅仅只有狭隘之人。同时她写道,许多自我认同为白人的人讨厌其表达身份行为被看作有问题或者种族主义。

 白人怎么了?

这种政治行为在何种程度上可在实际上使个人层面的白人受益?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社会学和精神病学教授梅茨(Metzl)通过数据分析及叙述探讨了这一问题,并发现至少在堪萨斯州、密苏里州和田纳西州,白人身份政治引发了对白人身体和智力的一些伤害。其还通过个人访谈,阐明了公共政策如何影响特定的人,以及他们如何处理其身体福祉与政治信念之间的冲突。他想知道为什么“中低收入的白人要对其自身的生物性利益及其经济要务进行投票。”

然而梅兹无法在白人身份的逻辑中找到拯救白人生命的具体方法。他的主要建议是,白人应该减少对社会变革的恐惧;他们应该明白,这不是一个零和游戏。

无路可走?

这三位作者都意识到,种族认同是一种很难动摇的信念。美国的历史表明,通过与非白人结合,使广大白人提高他们的经济利益的道路变得更加困难──这可能可以用于解释为什么他们都不愿意倡导根本性的政治变革,至少从短期来看是如此。

确实众多自我认同为白人的人都不满意其特权遭受损失。但是这些特权取决于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扭曲,这种扭曲产生了一种白人身份世袭贵族制的感觉。人们只能希望,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可以认为:不应为了站在种族等级制度的顶端而使美国民主遭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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