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一本来自三国时期的人力资源管理指南

曹魏刘邵所著《人物志》一书，是一本流传至今的中国古代人材学著作。它出现在三国时期，决非偶然。汉魏时期选官制度的时代需求，形成了丰富的人材学积累，而刘邵本人的政治实践与才华，也是不可忽视的。于是，一部全面系统展现中国人材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诞生了。经历了一千七百多年时间的考验，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刘邵像

《人物志》作者立足于三国时期丰富的用人经验，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吸收了先秦两汉诸子百家的人材哲学。在人材分类方面，将《黄帝内经》关于阴阳五行与性格分类的观点、《尚书》关于人品的“九德”说、《老子》关于圣人人格的论述融为一体；在人材鉴别方面，将《庄子》的“九征”观人法、《大戴礼记》的“六征”观人法、《吕氏春秋》的“八观六验”观人法甚至相术中的合理因素结合起来，建构了全面系统的人材理论体系。

该书全面论述了各类人材在生理素质、气质性格和政治才能方面的差异，以及适宜从事的职业，详细介绍了如何从形貌神态、言谈举止、为人处事等方面鉴别人材，并对鉴别中容易出现的失误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索，堪称中国古代人材思想之集大成之作。

该书分为上、中、下三卷，由十二篇文章构成，从十二个不同角度探讨人材问题，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人材理论体系。从内容看，可以归结为人材分类与人材鉴别两大领域：

其一，论述人材分类的五篇：《体别》《流业》《材能》《利害》《英雄》。其二，探讨人材鉴别的五篇：《接识》《八观》《七缪》《效难》《释争》。其三，兼有人材分类与鉴别内容的两篇：《九征》《材理》。

从篇目看，人材分类与人材鉴别内容各占一半，而从文字数量上看，人材鉴别比重大于人材分类。目录见下：

尽管这十二篇文章探讨不同的人材问题，但都围绕一个共同的学术主题展开——“主德”与“偏材”的关系。所谓主德，指理想的君主；所谓“偏材”，指关键岗位上的官员。显然，《人物志》的主题，是君主（主德）如何将不同性格与能力的官员（各种偏材）组织起来，建立王朝的核心领导班子。这一主题贯穿于《人物志》人材分类与人材鉴别的各个环节，以《体别篇》与《流业篇》为例。

其一，在《体别篇》中，刘邵依据阴阳分类法，将人类性格分为十二种，而且是一阳一阴完全相反的六个对子，指出了每种性格的特征、优点与缺点，以及任职特点。性格无所谓好坏，关键是能否放在与其性格一致的岗位上，放对了，是宝贝；放错了，是垃圾。例如强毅之人凶狠，适宜从事司法监察工作，不适合从事安抚群众的工作。柔顺之人善良，应当从事安抚群众的工作，不应当从事严格执法活动。

除了或阴或阳的十二种人格外，还有第十三种——不阴不阳的，或者说又阴又阳的。这种人格融合了上述十二种偏材性格，呈现出中性状态。关于“主德”的描述，是以儒家的“中和”思想解释道家的“无名”，“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九征》），“中庸之德，其质无名”（《体别》），但这种平淡，不是无性格，而是各种性格都有，且处于平衡状态。遇到不同性格的偏材，主德会展现出与对方相同的性格特点，与他们沟通，需要威严就威严，需要慈悲就慈悲。“能威能怀，能辩能讷，变化无方，以达为节。”（《体别》）正因为主德有客观的心，故能识别、使用各种性格的偏材，将他们安置在与其性格一致的岗位上。

其二，在《流业篇》中，刘邵将人的能力分为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和将帅十二种类型。其中文章、儒学、口辩、将帅四种，为技术人材。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八种，属于政治管理人材。其中清节家、法家、术家三种最重要，称为“三材”。清节家有感染力、凝聚力和归属感，具有做思想工作的能力：法家具有进行原创性政治法律制度建设的能力；术家具有从事战略谋划的能力。三材分别派生出三个亚种，叫作三材之流：清节家→臧否，法家→伎俩，术家→智意。三材组合起来，形成了复合型人材，从事综合管理工作：高层次的“国体”与低层次的“器能”。不同工作岗位，需要不同能力的人。例如从事思想教化工作，需要心地善良的“清节家”，凶狠的人干不好；从事严格执法工作，心肠过于柔软的人也不能胜任。

如何将十二种不同能力的人安置在相应的岗位上呢？这取决于用人者（帝王）的素质。因此，在上述十二种人材之上，有第十三种人材，即中和了各种能力而表现为没有具体能力的“主德”。正因为“主德”个人素质中性，才能有一颗公平的心，去发现、识别各种人材，将他们安置在合适的岗位上，而不是自己负责某个职能部门或从事某种具体工作。“主德者，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是故主道立则十二材各得其任也。”（《流业》）如果“主德”具有某种突出特长并擅长某种具体工作，则属于偏材范畴，其识人用人则难以客观公正。按照物以类聚的规律，人们容易识别和重用与自己相同的人材，其他人材则得不到合理使用，导致行政运作紊乱。治国是各种职能部门协调运作，而不同部门则需要相应的人材管理，仅重用一种偏材，将破坏国家政治平衡。“若道不平淡，与一材同好，则一材处权而众材失任矣。”（《
流业》）

[明]《出警入跸图》（局部）

关于刘邵《人物志》的学派归属问题，历代学者有不同看法，从目录学著作的分类可见一斑。有归于名家者，以《隋书·经籍志》为代表；有归于杂家者，以《四库全书》为代表。汤用彤先生在《读〈人物志〉》中认为该书学术成分复杂，综合了儒道名法诸家，反映了曹魏前期的学术特点：“但魏初学术杂取儒名法道诸家，读此书颇可见其大概。”汤用彤先生认为《人物志》深受道家哲学影响：“《人物志》中道家之说有二：一为立身之道，一为人君之道。”但是对该书的学派归属，他还是沿用了《隋书·经籍志》的说法，认为属于名家。笔者以为，《人物志》应当属于道家，确切说，属于汉魏之际复兴的黄老道家。

老子逝世后，道家演化出多种学派，黄老道家是其中一支。自1973

年马王堆汉墓《黄帝四经》出土以来，学术界已据此研究了大量先秦秦汉典籍，在“黄老”道家的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认为战国后期诸子合流中的确产生了这一新道家学派，即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中描述的所谓“道家”。其特点为，将《老子》的“无为”改造为“因循”，作为治国的最高指导原则，随社会形势变化，灵活运用儒、法、术、名、阴阳等诸子管理学说，与时俱进。“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历史文献中一些归为杂家类的作品，被学术界重新定位为黄老道家学派，如《吕氏春秋》等。

汉魏时期官方政治思想经历了黄老→经学→黄老的螺旋式发展过程。东汉后期，随着名教破产与经学衰落，传统学术思想中的“非正统”因素被激活，表现为道家学说复兴，其中最有影响的道家学派，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老庄哲学，而是“黄老之学”。它不是战国秦汉之际黄老之学的简单重复，而是以“名理学”形式出现的新“黄老之学”，并一度成为曹魏意识形态的主流。笔者曾撰文《“因循”与建安至景初之际曹魏官方政治哲学》，认为汉魏之际“黄老”之学再次复兴，曹魏前期官方政治哲学的特点，是以黄老“因循”为最高原则，儒、法、术并用。纵观曹魏前期的理论著作，“因循”政治思想主要是通过对理想君主的人格，即“圣人”学说完成的。因为在中国封建政治体系中，君主处于绝对统治地位，掌握着最高权力。国家的大政方针、法律制度，均取决于君主的意志。君主的品德——君德，被视为政治得失的关键所在。《人物志》中描述的政治人材系统不过是黄老道家“因循”治国政策的人材版。通过论述“主德”（君主）与“偏材”（大臣）的关系，将君主“因循”政治哲学落到了实处。在这个系统中，清节家和法家、术家，都是治理国家所必需的偏材，负责相关的政府部门；在国家机器的顶端，是由中和各种性格才能而表现为无性格才能的“主德”君主控制。君主自身无特点无偏好，因此能“因循”人材规律—客观反映政治需要来选拔使用相关人材。君主最重要的选材工作，是将儒、法、术三种治国骨干遴选出来，安置在适合其才能的职位上，发挥他们各自的最大的效益。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物志》的学派归属不是杂家，因为诸子学说在刘邵理论体系中不是并列杂处的，而是在道家的统帅下，将儒、法、术各种人材整合到“主德与偏材”的人材理论体系中，受控于一个“无为而无不为”的君主；《人物志》也不属于名家，因为该书并不关心逻辑问题，只是运用黄老道家的“名理”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显而易见，刘邵通过“主德”与“偏材”关系的学说，从人材学角度发展了黄老道家的“因循”政治哲学，为融合道家与儒、法、术各家思想，提供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理论途径。由于古今文化背景的某些同构性，所以该书对各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在如何认识自我、了解他人、选择成功之路等方面都没有过时。近年来，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引起了各界关注，《人物志》的现代生命力正在被激活，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材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