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 （下）

四、蒋介石坚持反攻锦州之谜

如前所说，蒋介石于１０月１６日飞北平后，曾连电卫立煌迅速向锦州攻击，而卫既不令廖耀湘兵团西进，也不敢令廖耀湘兵团撤回新民。

１８日蒋介石再度飞沈阳，召集卫立煌、杜聿明、赵家骧等开会。我向蒋汇报了在新立屯视察中各将领共同的意见后，蒋介石说：“据连日空军侦察，‘共匪’大批向北票、阜新撤退。我料定‘共匪’不会守锦州，现锦州已没有什么‘共匪’。”他强要卫立煌将五十二军、六军全部调归廖耀湘指挥，继续向锦州攻击前进，协同葫芦岛、锦西间已集中的部队，一
举收复锦州。这时卫以历来会议上受蒋介石的责备默不发言。

蒋介石一再问：“俊如兄意见如何？”卫说：“请光亭（杜聿明）大伟（赵家骧）讲讲。”我说：“对于东北敌我情况，我尚未十分摸清，请大伟兄先作情况判断，然后再研究是否可能收复锦州。”

这时赵家骧站起摊开两张敌我态势图，判断：“敌人在东北约有８０万。目前使用于锦州、锦西、黑山、大虎山一带的有十一个纵队及若干独立师约六、七十万人；长春敌人的两个纵队（实际人民解放军是一个纵队及七个独立师）近１０万人，不久可能南下威胁沈阳。现沈阳附近仅有我第六军的二
○七师（三个旅，欠一九五师），第五十二军的第二师、第二
十五师，第五十三军的一一六师、一三○师，共计六个师。廖耀湘兵团所属新一军三个师（新三十师、第五十师、暂五十
三师）；新六军两个师附步兵一团（新二十二师、第一六九师、新六十二师一个团，该师主力在葫芦岛整补），新三军三个师（第十四师、第五十四师、暂五十九师）；第四十九军两个师一个步兵团（第一○五师、指挥第六军第一九五师，第七十
九师一个团，该师主力空运锦州）；七十一军两个师（第八十
七师，第九十一师）；共十二个师及骑兵师、炮兵团、战车营等。加上葫芦岛集中不完整的四个军（计第三十七军两个师、第五十四军三个师、第六十二军两个师、第九十二军一个师及独立第九十五师）。两相比较，敌军兵力超过我军将近两倍多，而且敌军无后顾之虞，可以集中兵力同我决战。而我军既要保卫沈阳，又要收复锦州，南北分进，既不能合击，有被敌军各个击破之虞。所以，继续向锦州攻击，是值得慎重考虑的。”蒋介石听了似乎不符合他的主观愿望，把胡须吹了一吹，愤怒地说：“我们空军优势，炮兵优势，为什么不能打？”

蒋又问：“罗参军（泽闿）看怎么样？”罗是完全仰承蒋的意志的，他说：“委员长的看法对的，我们空军、炮兵都占优势，可以南北夹攻一举收复锦州。”蒋听到了合乎他的主张，接着连说嗯嗯，表露出一点笑容。又问“光亭的看法？”我说：“赵参谋长的判断可能符合实际状况，目前敌我兵力悬殊，还是以守为攻，相机收复锦州为好。”蒋见我未迎合他的主张，虽然怏怏不乐，但并未作硬性的决定，只说：“你们研究研究再说。”当日又急忙飞北平。

这里要补说的是１５日蒋介石到沈阳时，带了他的联勤总司令郭忏、新闻局长邓文仪、军令部第二厅厅长侯腾同来。郭忏计划破坏沈阳兵工厂及搬运重要机器；侯腾布置特务电台，打算在蒋军被歼灭后，继续做他的特务破坏活动；邓文仪则是衔蒋之命，说服东北将领，放弃沈阳，将东北各精锐部队撤回江南，保卫南京。当时我不了解蒋介石在１９４８年８月南京军事会议曾经讨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１０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做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而蒋介石这次叫我到沈阳，也未告诉我这个计划，我也未向蒋介石问明白。所以，当时郭忏阴谋破坏沈阳兵工厂的计划我不同意，但搬走一部分重要机器，我还是同意的，并同沈阳兵工厂厂长陈修和谈过这个问题，希望他能够把水压机等由辽河运到营口转运上海。但陈坚决反对，他连搬运重要机器也不同意。对于侯腾布置特务我未参加意见。对于邓文仪宣传放弃沈阳，我曾认为邓的这种说法是毫无军事常识。我对邓说：“就是老头子（指蒋介石）决定放弃沈阳，也要开诚布公说服将领，有计划、有步骤地撤退，而不是老头子正在强令收复锦州之时，你在这里宣传放弃东北，放弃沈阳，而且不分党、政、军人员逢人便讲。你这样做是来东北泄气而不是打气的。”

１８日晚或者是１９日早晨，蒋介石来电要我同卫立煌一

齐到北平开会。我当时在飞机上同卫商议，两人共同的意见是决不同意马上攻锦州，两人商定建议蒋介石迅将廖耀湘兵团撤回新民，待将东北部队补充足额，整训完成后，再相机收复锦州，打通北宁路。万一蒋介石坚决要放弃东北的话，也只有从营口撤退，而不能照蒋介石的意志强攻锦州，让东北国军全军覆灭。前一个意见卫极同意，而后一个意见卫说见了蒋看情形再说。约在中午前到北平，我们两人各回家休息。

午后２时蒋介石即召集傅作义、卫立煌和我在东城圆恩寺蒋介石行邸开会。会议开了４、５个小时，蒋、卫之间仍然是两个对立的无法统一的意见。卫坚持要集中兵力守沈阳，而蒋则非收复锦州不可。我先同意卫的意见。蒋介石问：“宜生兄的意见如何？”傅说：“关系国家大事要好好地考虑。”蒋见没有人附和他的意见，急得头胀眼红，从沙发上起来拍桌瞪眼大骂卫一顿。然后又举起拳头来说：“马歇尔害了我们的国家。

原来在抗战胜利后，我决定国军到锦州后再不向东北前进。以后马歇尔一定要接收东北，把我们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到东北。现在连守南京的部队也没有了。真害死人！”蒋介石坚持收复锦州之谜由此揭穿了。原来蒋介石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灵机”一动，决定在东北的劫收只到锦州为止，再不打算前进。的确在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０日前后我到锦州后，蒋介石接连电令我：“非有命令再不准前进”，并指定东北行营也设在锦州。当时我不了解，蒋介石也未明白告诉他的企图，我还怪蒋介石不让国军乘胜前进是失策。以后到１９４６年２月间，他完全听美国人的命令，将劫收东北的军队由两个军（第十三
军及第五十二军）增加到七个军（增调新一军、新六军、六
十军、九十三军、七十一军）。现在蒋介石的反人民战争在人民面前整个失败了，他又回想起当时的“灵机”，有了锦州就是他的胜利。所以他一意孤行，定要反攻锦州；任何人的意见不符合他的主观意图的话，他是不可能接受的。蒋卫双方的争执从两点钟一直争到５点钟左右，仍无法解决。

当时我的腰腿疼痛，觉得实在无法再支持下去了，回想了一下邓文仪在沈阳宣传要放弃东北和蒋介石刚才说的话，认为蒋介石已下定决心要放弃东北。但以我所了解蒋介石的心理，他为顾全他个人的尊严，顾虑到国际影响和国内的政治压力，他绝不会明令放弃东北撤退队伍，而是希望由他的喽罗替他出主意背过。因此我就迎合蒋介石的心理，建议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令东北蒋军有计划地迅速从营口撤退。

第二个方案是以营口为后方，以一部守沈阳，主力归廖耀湘指挥先转移到大虎山、黑山以南，将通营口后方掩护确实，再向大虎山、黑山攻击；如果攻击成功进而收复锦州，攻击不成功即逐次抵抗迅速向营口撤退。并先以五十二军占领营口掩护廖兵团撤退。蒋介石觉得我的第二个方案符合他的意图，马上同意。这时，卫立煌表现得很为难，闭口不言。傅作义在屋里转来转去，也未作声。蒋介石一再问“宜生看怎么样？”

傅犹豫很久后只说：“这是两条心。”就这样一直拖到６点钟左右，傅宜生说：“我还约他们几位吃饭。”蒋介石说：“好，好，你们去吃饭，吃了饭再来开会。”

傅宜生请我们吃饭后，我说：“我腰痛坐不住，不能去开会了。”傅说他不去了，卫说他也不去了。于是大家分手告别。

１９日夜晚我想：东北已弄得不可收拾，危在旦夕。徐州人民解放军即将发动冬季攻势，如果再在北平待下去，势将又弄得一败涂地。东北我可以不负责，徐州我不能不负责任。

所以，打算第二天向蒋介石要求马上回徐州，对付人民解放军的冬季攻势。主意确定后就睡了。

蒋介石见当晚各将领都未到他那里去开会，就派他的随从参军罗泽闿于午夜１２时来对我说：“老头子（指蒋介石）要你到东北去接卫立煌的事，要我来征求你的意见。”我干脆说：“我有病不能去。”罗先给我戴高帽子，大意说：“老头子认为东北只有你去才能执行他的命令挽回败局。现在卫立煌和各将领都不听老头子的话，不执行他的作战计划，所以弄得一

败再败。希望你去能替老头子多分担点责任，为国家民族及个人着想，还是去好。”我说：“卫俊如的能力见解都比我高，经验又丰富，还是卫在东北有办法。我在徐州还有任务，现在徐州各部队都沿铁路线摆着，万一共军发动攻势，来个措手不及，势将打得一蹋糊涂。”并对罗分析当时蒋军情况说：“东北失败的局面已经形成，谁也无术撒豆成兵，增加部队，击退共军的攻势。现在重要的是徐州，万一徐州再遭到一次失败，则南京亦危，我们连半壁江山也无法保存。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向老头子建议，赶快对东北下定决策，要守就让卫俊如守着，尚可能牵制东北共军主力不至于马上入关。如果不守东北，就干脆从营口撤退，免得一个一个都被敌人吃掉。然后集中兵力巩固徐州，相机击破敌人的冬季攻势。”罗见两人越谈越远，一直谈到午夜２时，仍未能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使命，就借老头子的命令来威胁说：“那么老头子的命令下来你怎么办呢？”我说：“就是下命令来我也不去。”罗见势成僵局站起来就要走。我心中非常恼火，觉得“你这个一
步登天的小鬼（因为罗是军校第六期），敢以老头子的命令来威胁我。”罗走时我睡到床上理也没有理他。

罗走后我翻来复去再不能合眼，想来想去，觉得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我给罗以极大的难堪，他回去可能加油加醋在老头子面前告我一状，也吃不消。于是在早上６点钟左右，我就到蒋介石行邸，等蒋一起床就向他陈述我的意见。果然蒋介石在７点来钟一起来就找罗参军，罗去后不久下来对我说：“老头子要你去。”我转身到蒋介石的会客厅，蒋已在那里等着我，手里端一碗早点吃，问我：“吃过早点没有？”我说：“吃过了（其实我并未吃过）。”

蒋介石首先问：“你昨晚同罗参军谈得怎么样？”我说：“我觉得还是卫俊如在东北，我回徐州比较好，详细情况及意见已请罗参军报告过。我想我还是赶快回徐州去。”蒋说：“徐州不要紧，重要的还是东北。你去接卫俊如的事，指挥廖耀湘打到锦州，一切都有办法。”我说：“东北我军士气不振，各军残缺不全，要打也得经过补充整训，才可以相机对敌攻击。”蒋说：“我们空军优势、炮火优势，为什么不能打？我认为可以打。”又问“罗参军看怎么样？”罗泽闿附和蒋介石的意旨说：“总统看得对，我们空军优势，炮火优势，可以同敌人决战。”我举战国时代秦王伐楚故事讽刺罗泽闿说：“昔日秦王伐楚问李信需要多少兵力，信说：‘不过二十万人。’又问王翦，翦说：‘信以兵二十万人攻楚必败，以臣愚见非六十

万不可。’秦王以王翦老而怯，不如李信壮而勇，遂用李信，而罢王翦。罗参军既有这样的高见，认为目前可以与敌人决战，请校长任用罗参军做卫先生的参谋长，既不变指挥机构，更可以收速战速决的效果。”这时罗大吃一惊，连称他“不能去，不能去”。蒋介石并未表示意见。

这时我反问蒋介石说：“校长（这是我对蒋亲切的称呼）看收复锦州有几成把握？”蒋说：“六成把握总有。”我觉得蒋介石似乎老糊涂了，有六成把握就想同人民解放军决战；为了竭忠尽力维护蒋家王朝苟延残喘的局面，心里还有一种热气，觉得不能不对蒋介石讲明胜败之道。于是引孙子兵法说：“孙子说庙算胜者得算多，庙算不胜者得算少，多算胜，少算败（而况无算乎这句话我怕触怒了蒋介石未敢说出）。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这时蒋介石有些窘态，停了好久说：“你看如何才可以收复锦州？锦州是我们东北的生命线。我这次来时，已经同美国顾问团商量好，只要我们保全锦州，美国就可以大量援助我们。现在应该研究如何把锦州的敌人打退，将沈阳主力移到锦州，保全锦州。以后我们一切都有办法。”这是蒋介石必须收复锦州的又一个谜底的揭开。

我考虑很久，对蒋介石说：“我现在还不完全了解我们国家的政策，就是说是不是放弃东北。如果放弃东北的话，就干脆明令放弃沈阳迅速从营口撤退，预料‘共匪’两三日内尚不至于发现我军的企图。在两三日后既使敌人发现，我亦处于主动地位，边打边撤，有可能全师而归，将主力控制于锦西、葫芦岛、兴城间，先打通北宁路西段（锦西、山海关段）然后补充整训完成，再大举进攻收复锦州。如果要东北的话，就必须先巩固沈阳、锦西、葫芦岛等大据点，锦州与锦西战略上只五十与百步之差。然后以逸待劳，锐意整补。如‘共匪’先我发动攻势，我军应利用沈阳、锦西两大据点既设工事，摧毁敌人攻势后，然后一举出击，南北夹攻，收复锦州。如果在我整补完毕，‘共匪’尚未发动攻势，我即主动发起攻击，南北夹攻，收复锦州。”蒋介石听了我的说明，尚未完全违背他必须收复锦州的愿望，就问“这样你要多少时间？”

我说：“目前还不敢预定，要看兵员补充及训练的情况而定。

如马上将东北所有损失的部队补齐，三个月后可能向敌人攻击，否则半年也不敢定。”蒋说：“太久了，太久了！要赶快收复锦州，对我们有利。”我说：“孙子说：‘五则攻之，十则围之，倍则奇正并用；有奇无正，有正无奇，每战必殆。’以目前的敌我兵力比较，不仅没有五倍、十倍的兵力围攻敌人，而且是敌倍于我，不是我倍于敌，更谈不到什么奇兵正兵。相反地倒是敌倍于我，敌人有奇有正，并可能集中五倍十倍兵力攻我围我消灭我军的。所以，我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蒋介石这时说：“那么我把东北完全交给你好了，你自己发纸币，找粮食，扩充军队。”我说：“这样，我可不敢去，我从来未搞过政治、经济。还是让卫先生在东北。他在政治上经验丰富，又有现成的一套班底。我还是回徐州准备击破‘共匪’的攻势。”蒋说：“我已决定要你到东北去，你应该听我的命令，赶快去接卫的事。”我看到这种情况，就不敢违背蒋介石的命令，想了一想说：“既然校长已决心命令要学生去，学生当然要服从命令，希望校长对东北今后的军事、政治、经济完全同过去一样的由中央统一计划，并要尽先补充兵员，充实装备，恢复已损失的各军师部队，才可以完成你收复锦州的计划。”蒋介石这时又大发雷霆，他拿起拳头说：“为什么‘共匪’能打游击，就地筹粮筹饷，而我们黄埔生不能做呢？”

我说：“‘共匪’现占有整个的东北，而我们只有沈阳、锦西两个孤城，我就是想要就地筹饷筹粮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何况学生并不是个巧妇，何以能担当这样大的使命呢？”最后蒋介石再大发脾气，站起来面红耳赤地骂：“哼！你们黄埔学生都不服从我的命令，不照我的计划执行，懦怯怕匪，这样子我们要亡国灭种的！”把手一甩边骂边走上楼去了。

这时，我想溜走了，又慑于蒋介石的淫威不敢走，等着又深怕他硬要我去怎么办呢？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还是决定“等等再看”。如果蒋来了，我向他力陈利害，急回徐州。

等了一个多钟头之后，蒋介石又来了，这时他没有怒气，面带着笑容，一进客厅就说：“好！好！我们再谈谈！”我恭恭敬敬地站着不敢说话。蒋说：“有什么意见再谈。”我沉思了一下说：“我刚才的意见没有说完全。校长栽培我到东北接卫的事在个人讲是衷心感激的，也应该服从命令。可是从国家的‘剿匪’大计着想，目前我们‘剿匪’的主力是靠的黄埔学生，我应该不计名利地位，以国家民族为重，服从命令……”我的话未说完，蒋介石连称“好，好你既然……”。其实我不愿再到东北去，是感到在东北斗不过人民解放军，心中胆怯，怕被消灭掉，但又怕蒋介石钻我“服从命令”的空子，仍把东北套在我的头上，就马上抢着说：“在长春、锦州遭到全军覆灭的是我们同学，如果我再将沈阳送掉，势必舆论哗然，影响黄埔将领，影响校长的威信，甚至使校长无法重用黄埔同学，这是一。其次是东北胜败之局已定，目前攻既不可能，守则卫主张守，我也主张守，都一样是守，而且卫守比我驾轻就熟，只要守住沈阳、锦西两大据点，可以牵制敌人８０万大军，既可减轻华北压力，又可利用海路机动转运部分兵力，拱卫首都来增加徐州与敌人决战。第三，目前徐州之战胜负关系极大，原定攻击计划未能实施，如何以攻势防御击破敌人冬季攻势的计划也未定。因之，我觉得我有赶快回徐州的必要。”蒋听了我的话之后，把胡须抹了一下，并未对我的意见加以可否，反而仍回到他原来的主观意图说：“你既然深明大义，不计个人名位，那么就以原名义调到东北，任卫的副总司令兼边区司令官，司令部设在葫芦岛，你认为怎么样。”我觉得无勇气无理由再推卸了，只得说：“我认为徐州比较重要，如果校长认为葫芦岛重要的话，那就由您决定好了。”蒋介石说“葫芦岛重要，就这样决定，你到葫芦岛去指挥。我叫空军马上给你运参谋人员来。你午后就同俊如一道至沈阳去。”我说：“我先到葫芦岛看看再说。”蒋说：“你先到沈阳召集廖耀湘、周福成，把我的命令直接下给他们两人，要周福成守沈阳，廖耀湘带现有部队打黑山，收复锦州，并将二○七师也归廖耀湘指挥，五十二军还是先占领营口，掩护廖耀湘的后路。”很显然，蒋介石是不要东北了，但是他就是不敢明令放弃东北。我当时自命懂得蒋介石心理，他想把放弃东北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如果放弃了东北，激起舆论谴责，他就法办某一将领而推卸他自己的责任。我心中颤颤抖抖地不定，最后还是愿意替蒋介石背过，以挽救东北十余万军队。于是硬着头皮说：“既然校长的意见是这样（不敢直截了当说明蒋要放弃沈阳）的，那么是不是我去就同廖耀湘讲要他由新立屯向营口撤退？”蒋说：“你们对‘共匪’作战都丧失了信心，我料定只要我军主力从沈阳出来攻击，与葫芦岛各军南北夹击，‘共匪’必退，我们就可以收复锦州。万一把‘共匪’打不退，有五十二军占领营口掩护后路，再令廖耀湘撤退也不晚。你照我的意见同廖耀湘下命令好了。”

我说：“最好命令还是交卫下达，我再同廖耀湘商量详细部署。”蒋说：“你去替我给廖耀湘下命令，有我负责，我给俊如说这一计划归你指挥。”这时，我觉得心慌意乱说不出的难过，又想“算了罢，反正江山是他的，部队是他的，他要丢就丢，要送就送。万一我坚持我的意见，从营口撤退也不成的话，我就有杀头之罪。我做了他的部下，只好接受他的命令。”于是我站起来要走。蒋说：“你午后再同俊如一道来。”我唯唯诺诺而出。

五、廖耀湘全军覆没

１０月１９日午后，蒋介石在北平圆恩寺行邸召集傅作义、卫立煌和我再开会，大意说：现在要杜聿明任卫的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驻在葫芦岛，先同卫一道去沈阳给廖耀湘、刘玉章下命令，要廖耀湘以营口为后方以全力攻锦州，刘玉章先占领营口掩护后方，同时葫芦岛、锦西部队亦向锦州攻击。他并吹牛说：“光亭去指挥，我相信收复锦州是有把握的……”给我灌了一肚子米汤。我感到恐慌万分，但再无勇气向蒋介石申辩。卫立煌只表示欢迎我去，傅作义未发表什么意见。几个人面面相视，各有难言之苦。蒋见大家都没有什么话说，便说：“俊如、光亭什么时候回去？”卫看我，我看卫，最后还是卫说：“我们明天就回去。”蒋说：“好！好！你们早点回去实行。”

当晚，我处理了一些从徐州调遣僚属的电报，未及见卫商讨问题。晚间蒋介石即明令发表：“派杜聿明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并指定“冀辽热边区司令部设于葫芦岛”。

２０日午后，我同卫立煌同乘飞机赴沈，在机上我问卫：总司令接到作战命令没有？”卫说：“没有。”我说：“那么命令如何下达呢？”卫只说：“研究研究再说”，没有肯定下不下命令。于是两人谈到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并谈了１９日上午我同蒋介石争吵的经过。卫说：“不是今天的事，从今年春天起，就三令五申要打通沈锦铁路，将主力移到锦州。我一直顶着。蒋几次来沈阳都是不顾大家反对，不分皂白地骂人。我不同意就不参加意见，也不执行他的命令。”我听了卫的口气，要卫执行蒋的命令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我想顶回去也被蒋介石骂得无勇气了，于是问卫：“是否再把他的命令顶回去？”卫只是难过地不发表意见，考虑很久之后说：“我们打电报到沈阳叫廖耀湘、刘玉章来把他的口头命令讲给大家听，研究看如何办。”我说：“好罢。”就从飞机上发了一个电报叫廖、刘晚上到卫家中来开会。

大约午后６时左右卫同我到沈阳，我仍住在卫的家中。晚饭后廖耀湘、刘玉章、赵家骧等来到。在楼上卫的寝室外一
间小办公室里，我将蒋介石的口头命令下达后，刘玉章首先发表意见说：目前辽南敌人不多，打营口无问题；但对五十
三军守沈阳认为“守不久。”他并说：“将来长春敌人几个纵队南下，营口也受威胁。”我说：“你的行动要快，等长春敌人南下，我们的计划就不可能完成。”廖耀湘当时也说：“辽中现有我军一个师，盘山敌人不多，营口后路无问题。”对于黑山、大虎山的敌情判断如何，我记得廖未发表意见。最后我说：“实行这一计划主要的在于行动迅速，能战就战，不能战则退。”我请卫立煌向廖、刘指示；卫说：“蒋的命令要旨大体上是这样的，我没有什么意见。”接着大家同声慨叹地说：“不知老头子为什么一定要放弃东北！”慨叹良久，廖、刘皆不同意放弃沈阳，也无顶回蒋介石命令的表示。我当时站到个人的立场上是这样想的：蒋介石的命令我虽然不同意，但我不能不下达，希望卫、廖、刘能顶回去，那么我就可以向蒋介石回报说各将领皆认为不能执行，蒋介石要办就办大家，由大家负责。卫也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卫不敢说顶回去，我不敢说顶回去，廖、刘也不敢说顶回蒋介石的命令。那就是说大家皆认为蒋介石是失策，可是谁也不愿意承担起挽救东北蒋军覆没的责任，只是背后埋怨慨叹。这就是当时蒋军将领间的一般心情。

几个人谈到深夜，廖、刘二人才去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卫立煌仍然在这个小客厅里走来走去，不能安枕休息。我也同他一道转来转去，两人研究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出此一策，始终研究不出道理。我说：“廖耀湘要是行动迅速，打得机动，将黑山、大虎山敌人牵住，还有可能从营口撤退，否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卫说：“沈阳怎么办呢？”我说：“沈阳久守是无望的，你看出老头子的意思没有？”卫叹了口气未说什么。

我接着说：“最好请‘总座’（指卫）准备一下，等营口立住足，再向‘老头子’建议将沈阳部队撤退，目前我还不能提出这个意见。因为他（指蒋介石）判断敌人要退，万一敌人真如他所料退了的话，我们不仅要碰钉子，而且成了放弃沈阳的罪人。”卫肯定地说：“敌人不会退，你看着吧！”我说：“敌人攻锦州轻而易得，伤亡不大，我也看不会退。不过老头子一定要这样做，也许他有什么神机妙算。”卫接着说：“新立屯的后路一断，盘山再过不去，廖耀湘危险得很。咱们叫工兵到辽中架几座桥，万一廖退不到营口，也还可以退回沈阳。”我说：“也好，马上交大伟（即赵家骧）去办。”卫马上就给赵家骧打电话说：“要工兵明天到辽中去架几座桥。”这里可以看出卫的意思还是尽可能地巩固沈阳，而不愿廖兵团从营口撤退。但卫又迫于蒋介石的淫威，不敢事先毅然决然将廖兵团撤回沈阳，等到情势危急再令撤回沈阳，在人民解放军四面八方包围下，当然是不可能的了。我是奉蒋介石的指示，要在打锦州不可能时再令廖耀湘向营口撤退的。但碍于同卫的私人情谊，卫又是我的顶头总司令，既不愿违蒋之命，又不欲强卫之所难，觉得我将命令下达后，卫如何决定，没有我的责任。蒋介石就是这样的指挥作战，他弄得各将领间矛盾重重，互相疑惧，无所适从。这样的作战指挥是未有不覆没的。后来的经过可以分三方面叙述如下。

第一，在葫芦岛方面：

２１日我回到葫芦岛，当日午后召集陈铁、侯镜如、阙汉骞、林伟俦、王伯勋等将领开会。我先要陈铁指挥所的参谋介绍了敌我情况，然后我讲了蒋介石必须攻锦的命令要旨。我见各将领都互相窥视，面有难色。我问他们侦察到当面敌人有多少？坚固工事在什么地方？弱点在什么地方？我应如何攻击，才可打下锦州与廖兵团会师？大家一哄乱嚷嚷地说：“当面敌人有两三个纵队（其实人民解放军只有第十纵队一个纵队），塔山敌人阵地坚固，曾经把两个军又一个师都打光了，现在还要攻，怕再送几个军也攻不下。”记得还有一位将领（记不清是谁）说：“我们现在伤亡甚重，守锦西都有问题，如果再要打，敌人一反攻恐怕锦西、葫芦岛都会丢掉。”大家对人民解放军的弱点及蒋军的攻法，谁也未提出意见。

我听了他们的意见后，觉得各将领全无信心，大家泄气，就想法子对他们打气，瞎吹了一阵。大意说：打仗要打巧仗，而不是打笨仗，要打活仗，而不是打死仗。你们从前攻塔山不是打巧仗而是打笨仗，不是打活仗而是硬碰死碰的死仗，所以伤亡大而任务完成不了。现在我们的第一个任务仍然要打塔山，但是我们不打塔山本身，而要选择敌人的弱点，突破一点迅速扩张战果，包围到塔山敌人的后方一举歼灭，这样可以牺牲少而战果大，这就是打巧仗打活仗，而不是同敌人死碰。这时有人说：“锦西三面都是‘共匪’，队伍一离阵地敌人就会窜进来。”我说：“我们的战法是稳扎稳打。所谓稳扎就是要大家先将现有阵地巩固，站稳脚跟，再找敌人的弱点去打，等到把敌人打垮后再以全力出击，包围迂回敌人。这时敌人自顾不暇，就不可能窜进来的。共产党也是人，不是什么天将神兵转眼就把打乱的态势整好。只要你们抓住他的弱点，打得猛，追得快，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就会把他打得稀烂，予以包围消灭的。可是也不要过于大意，不顾虑侧后方警戒搜索。警戒搜索的兵力要用得少而派得远，才可以预先了解情况。打的兵力要集中主力，一举击破敌人包围消灭。这就叫做打活仗打巧仗。如果像塔山正面那样的坚固据点，你们就看到不要打，而寻找敌人的弱点打，你们看好不好？”这时有的将领认为这样打是可以的，如阙汉骞就说：“锦西北面的敌人工事并不坚固，西面敌人并无工事，这样打是可以的。”有的还抱着怀疑的态度，我也不管他，就主观地下了命令，其要旨如下：

“（一）敌情如附图所示

“（二）军以协同我辽西部队收复锦州之目的。各军自２３日开始向塔山亘虹螺山以南占领阵地之敌攻击前进，重点指向于虹螺山以南山脚通锦州大道（原老锦西通锦州大道）方向。攻击奏功后即以主力继续向锦州攻击前进，以一部经×××（小地名现记不清）向塔山以东迂回，协同正面部队包围消灭塔山之敌。

“（三）以六十二军在现有阵地对塔山之敌施行佯攻，牵制敌人，待五十四军攻击奏功后，适时发起攻势包围歼灭塔山之敌。

“（四）以五十四军沿老锦西道两侧高地攻击前进，将敌人阵地摧毁后即向右旋转，主力经锦（西）锦（州）大道两侧向锦州攻击前进，以一部向塔山以东迂回，协同六十二军包围消灭塔山之敌。

“（五）以第三十七军向邢家屯、大虹螺山攻击前进，掩护军之左侧背，并准备不失时机以主力加入攻击锦州之战斗。

“（六）以后续之第九十二军及独立第九十五师为预备队，位置于锦西附近（以后九十二军主力并未运到），尔后随五十 四军攻击前进。”

以上命令口述，以后笔记补达，于２３日即开始向人民解放军攻击。

第二，辽西走廊方面：

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走廊方面的行动部署，原规定以无线电联络，我到葫芦岛后因无线电发生故障一直未同廖取得联系。但我心中对廖有一种信心，认为廖是善于打逐次抵抗仗的，又主张从营口撤退，所以还抱着一种奢望，认为廖能战就可能打到锦州，不能战也会退到营口，还不至于被消灭。所以在这一计划中始终未过问廖的指挥部署。同时也感到卫立煌坐镇沈阳，也不会使廖耀湘吃亏。

当时，我对蒋介石的命令的体会是以向营口撤退为主，对打黑山收复锦州，那只不过是摆摆打的架子。如人民解放军自动撤退，就向大凌河锦州攻击前进；否则即对黑山、大虎山人民解放军牵制，掩护主力向营口撤退。如果不对黑山、大虎山人民解放军实行佯攻牵制，即向营口逃跑，就是赛跑也跑不过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一天走一百二三十里路而蒋军只能走八九十里路。所以从我的主观上想，廖耀湘一出新立屯，一面以一部分部队在黑山、大虎山一带牵制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一面将自己的主力先转移到大虎山以南台安、盘山间地区，先以骑兵将两翼掩护确实，再向大虎山、黑山攻击。

但廖耀湘对蒋介石的命令体会可能有所不同，据廖耀湘最近回忆说：“与杜聿明会见后，我即下令向黑山猛攻，（新一军、七十一军加二○七师许万寿旅）……”这是２３日的事。

这时廖似乎并未派队掩护两翼及营口交通道路的安全。同时据郑庭笈回忆说：“廖耀湘原于２２日下命令以新一军、七十

一军之一部及二○七师许万寿旅向黑山、大虎山猛攻，掩护主力分三路向营口撤退。可是在２４日新六军亦投入黑山、大虎山间的战斗，而廖的司令部当时尚停留在黑山以东胡家窝棚。另据在黑山附近掳获解放军文件中说：令大虎山部队战到一兵一卒固守待援。因此判断解放军主力必将赶来，应迅速撤退。但是李涛认为二○七师打不下大虎山无用，要以新六军打下大虎山给许万寿看看。”郑又说：“我当时曾对新六

军军长李涛在电话中说，你要走不走？这样打我们就要到哈尔滨扫毛房去。”经过几天在大虎山、黑山间双方激烈的阵地争夺战，及２５日晚廖的司令部被人民解放军袭击，廖耀湘才跑到大虎山附近新二十二师师部电卫立煌请示，卫令廖向沈阳撤退。２６日廖令第四十九军掩护各军分头向沈阳撤退。这时人民解放军也到达台安、盘山等地，将廖兵团四面八方包围，沿途分段截击。黑山、大虎山正面亦被人民解放军冲垮，将廖兵团的五个军共十二个师截成若干块。廖部先遣到台中的一个师亦起义。各高级将领纷纷各自逃命（如潘裕昆、龙天武化装逃回沈阳），士无斗志，纷纷向人民解放军放下武器。在一个夜间廖耀湘的部队即全部完蛋。

蒋介石２７日清晨派专机到葫芦岛来接我到北平，蒋介石窘态毕露地对我说：“现在廖兵团电讯已失联络，罗参军有个很好的意见，马上调海军运输舰将葫芦岛的部队海运营口登陆策应廖兵团从营口撤退。你看怎么样？”我这时想蒋介石听了罗泽闿意见已将东北军队送完，现在又要送葫芦岛的部队，心中对罗愤恨已极，就转向罗说：“罗参军的意见‘真好’，是一个很好的战术作业，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调兵舰要几天？”蒋介石见我的口气不对，怕同罗闹起来，就接过来说：“我想两三天。”我又问：“由葫芦岛运到营口要几天？”蒋又说：“三

四天可能运完。”我说：“这就是说要将葫芦岛的部队运到营口，至少也要一个星期。在这一周内，廖耀湘要是存在的话，就可以自己打出来退到营口，否则一两天就完了。再把葫芦岛的队伍调去，不是等于送死么？”这时蒋介石完全没有前几天那种逢人便骂的威风，变得很虚心，甚至表现出对我言听计从的态度。他问我：“你看怎么办好？”我考虑了一下说：“我看廖耀湘已经靠不住了，只有赶快调船把营口的部队撤退。沈阳是否能撤得出来还有问题。”蒋介石说：“好！好！船我叫桂永清准备，沈阳叫周福成指挥五十三军第六军二○七

师死守（二○七师拨归廖指挥未出发），你马上到沈阳去见卫总司令，召集周福成、赵家骧（已发表为第六军军长）等部署沈阳防务，等部署完毕你再回葫芦岛。”我当时觉得罗泽闿可恨，蒋介石可怜。现在蒋既然信任我，明知无法挽救也只好再去一趟。我站起来说：“那么学生就去了。”蒋介石说：“你赶快去吧！”我又问：“你对卫总司令还有什么交代的事没有？”恰在这时来电话找蒋，我停住脚听说：据空军侦察报告，现有一万多人由辽中向沈阳前进。蒋介石说：“我料定是廖耀湘，赶快派飞机去同他联络”。蒋介石接电话后又对我说：“你到沈阳给周福成说，留到沈阳的部队都归周指挥，死守沈阳。”

我于２７日午后由北平起飞，路过葫芦岛降落，令锦西各部队停止攻击，退回锦西即设阵地，严防人民解放军反攻。这时在锦西的各将领觉得非常诧异，并有人问我：“塔山敌人已退，我军今天上午已收复为什么又不攻了？”林伟俦并给我打电话说：“敌人退了要马上出击。”我说“现在情况变了，廖兵团情况不明，敌人有可能来攻锦西，你们各退原来的阵地守着，等我从沈阳回来后再决定尔后的行动。”各将领这时恍然大悟，一致认为只有守再不能攻了。

蒋介石这一天得到收复塔山的消息后，又在各报上大肆宣传：“击灭共匪，收复塔山”，以欺骗蒋管区的人民，但对廖耀湘的完蛋则只字不提，真是自欺欺人。

２７日傍晚，我到沈阳仍住在卫立煌的家中。卫这时心绪缭乱，坐卧不安，只是重复地说：“我早就向他（指蒋介石）说，出了辽西走廊就会全军覆没，他不相信，我划个十字，他也不信。现在你看我说中了罢！”然后我们开始研究如何巩固沈阳防务或撤退营口。卫说：“从前我要守，他不肯守，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如何守法呢？”我问卫：“退营口怎么样？”他说：“长春敌人几个纵队已南下，退出去也马上完蛋了。”我替卫设想也的确是退守两难，就说：“老头子说要周福成指挥现有部队死守沈阳。”卫这时已令五十二军从营口回沈阳，刘玉章接令后未照实行。赵家骧初任军长还想将队伍带到营口撤退。经过分析当时情况后，一致认为调营口部队回来无把握，从沈阳逃营口也无把握。万一调不来，逃不掉，不是被俘就是被蒋介石惩办，还是照蒋的意见，叫周福成守好了。于是找周来，将蒋介石的意见告诉周。周本来是一个迟疑不决，好讲困难的人，可这次接受任务很痛快，就回去部署了。

周福成走后，赵家骧说：“我看周有问题（意思说周要起义，事实上周与人民解放军有联系，但并未起义），总部怎么办呢？”我说：“老头子只要周指挥部队死守沈阳，我问对卫先生有何指示，他没有讲。你先回去作全盘部署，过几天看情况再说。”

晚饭后，我同卫仍然在他的小客厅中谈论这次蒋军廖兵团何以完蛋的这样快。卫说：“我始终未给廖下过命令，他的攻击部署撤退计划，我都不清楚。到２５日晚，廖耀湘告急来电请示，我才决定要他退回沈阳来。电报发出去不久，联络就中断。２６日午后飞机侦察到他的队伍已混乱，今天（２７日）去侦察，上午还有一两个村庄有零星战斗，到午后就都完了。飞机只发现辽中通沈阳道上有万余人向沈阳前进中，可能是郑庭笈。”我说：“蒋判断是廖耀湘。”卫说：“要是廖耀湘能回来的话，郑庭笈早回来了。在２５日廖耀湘司令部被袭击后，我就令郑庭笈赶快撤回沈阳的。”我们正谈论间，卫夫人韩权华也来了，她难过地说：“为什么这样地把队伍送掉呢？”我说：“卫先生同我都不同意，一再争吵挨骂，他都不肯接受我们的意见。”大家这时你一言我一语，都为蒋氏王朝将要覆灭而垂头丧气。

到２８日上午，潘裕昆、龙天武二人只身逃回沈阳。他们说：“在２６号接廖耀湘命令，分路向沈阳撤退，四十九军在最后掩护，我们不了解情况，也未派队伍搜索敌情。一开始撤退，走了不久人民解放军就到处拦路截击，把队伍打得稀烂，谁也不能掌握部队了……”中午证实由辽中逃到沈阳的一万多人，既非廖耀湘也非郑庭笈的部队，而是当时由辽宁省政府派出到辽中、台安一带抢劫粮食的省保安部队及当地逃跑的地主富农恶棍等人。卫感到非常失望。我也觉得人民解放军马上就会到沈阳，跟着打葫芦岛的，我就赶快逃到葫芦岛，计划撤退营、葫的蒋军。

六、沈阳解放

我回葫芦岛后过了一天，到３０日上午，蒋介石又派了一

架飞机到锦西机场，带来一封亲笔信，大意说：“沈阳秩序混乱，你马上到沈阳找周福成将防务调整好，再回葫芦岛。”我当时就乘飞机前往，还未到沈阳上空，王叔铭从空中来电话说：“沈阳北陵机场已混乱，不能降落。光亭兄（我的别号）你到沈阳后千万不要降落，等我向老头子请示后再说。”不久王又来电话说：“老头子要你不去沈阳仍然回葫芦岛。”

我接到王的电话后心中想：沈阳已经完了，营口、葫芦岛如不急行撤退，一旦被人民解放军攻击，想撤也不可能安全撤退，就决定先到北平向蒋介石请示后再回葫芦岛。约１２时多到北平西苑机场，正遇见蒋介石披一件黑斗篷，满面通红，准备上机走。我向他敬一个礼，他很惊异地问：“啊！你什么时候来的？”我说：“刚到。我已到沈阳上空，王叔铭告诉我沈阳机场不能降落，叫我回葫芦岛，我有要事请示，所以来的。”蒋介石迟疑了一下说：“到里面去谈。”一同到空军作战室后，蒋到地图前面，问：“沈阳情况如何？”我说：“我只到机场上空，见机场以南有零散部队南逃，机场北部似乎有敌人窜到，但未见发生战斗，沈阳可能靠不住了。”蒋窘态毕露一句话也未说。我说：“对卫总司令的安全应该考虑……”未等我说完，他就问：“沈阳别的机场情形如何？”我说：“不清楚”。这时，王叔铭也下了飞机来到作战室，向蒋报告说：“沈阳已混乱，北陵机场已失，东塔机场也落炮弹，城内还有一个民航机场，我叫留一架飞机等卫先生。”蒋这时转过来问我：“你还有什么事？”我说：“以目前情况看，沈阳已无希望，请校长决定大计，营、葫队伍要赶快撤退，华北如何部署，而最重要的是徐州……”蒋听到这里站起来就向外走，边走边说：“你回葫芦岛等命令。”我说：“撤营口部队的船一直未到”。蒋说：“我催桂永清马上去。”这时已到飞机附近，我推了王叔铭一下上前去，王说：“是不是把卫先生接出来。”蒋说：“叫他到葫芦岛指挥。”于是蒋向南京飞去，我飞返葫芦岛。

我回到葫芦岛后不久，得到空军的电话说，卫总司令的飞机即将到锦西，我即同侯镜如等到机场接卫。飞机到时已近黄昏，卫下机后慨叹地说：“差一点见不了面！”他的飞机上挤满了赵家骧、董文琦等东北高级官员。

卫到葫芦岛后饮食不宁，坐卧不安，住了一个星期，奉蒋介石命令到北平居祝在葫芦岛时，卫、赵同我三个人一

起有时谈天，经常检讨东北失败的原因，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已经老糊涂，只要他到那里指挥，就一意孤行，谁的意见也不接受。蒋介石召集开会，也只是要别人附和他的意见，执行他的命令，谁不同意他就是骂人。卫立煌并说：“蒋介石的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东北失败我未下过一道命令，看谁负责。”我觉得卫似乎怕蒋介石追究失败的责任，就说：“东北失败与总座无关，是他（指蒋介石）自己命我亲自下命令给廖耀湘的，如要追究失败责任的话，那只有追到我身上。”

１１月１日前后，我还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大意说：据周福成来电话，卫立煌于３０日逃走。他现在正调整部署，竭力奋战，孤守沈阳待援。要我相机策应周福成的战斗。卫是蒋介石叫他到葫芦岛的，东北蒋军主力已经被消灭干净，蒋介石最后还将这一电报转来，可以看出蒋介石是如何的心机了。

他又于１１月２６日下令对卫立煌撤职查办，原令说：“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这就是蒋介石的指挥道德。

另据留在沈阳的东北“剿总”副参谋长姜汉卿一日晚来电说：“周福成降敌”。其实周并未奋战，也未降敌，而周的部下则降的降、散的散，只有二○七师戴朴顽强抵抗到１１月２日，也被人民解放军完全消灭了，仅戴本人化装只身逃走。

至此沈阳全部解放。

七、营、葫撤逃

蒋介石在１０月２７日即对我说马上调船来撤退营口的部队，可是大约到１０月３１日晚上才来了海军的一艘登陆艇，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并亲来同我决定撤退的办法。桂永清表示很负责的样子，亲率重庆号前往营口指挥撤退，但一直到２日这只登陆艇仍停止营口以外未入港。这时人民解放军已将营口包围，并对营口撤逃的五十二军攻击极为猛烈。该军军长刘玉章连电告急，并说船已到营口外海上一天多为什么不进港。我打电报给桂永清，桂复电说“船已进口，正在亲自掩护撤退中”，事实上到３日晚上才将后来的招商局一只登陆艇及另一只小商船驶入营口港。刘玉章见船少人多，分批撤退，残留部队必被人民解放军消灭，一次撤退又不可能，而当晚不撤也必被人民解放军全部消灭，于是他决心将车辆、马匹、轻重等一齐丢掉，用所有弹药集中火力向人民解放军反扑，掩护撤退。可是只有两只船，把人堆起来也装不了近两万人，最后连同在营口的民船也只装了一万五千左右人。有一只小火轮已因载重过量陷于河底不能开动，人民解放军的炮弹落在轮上，起火焚烧（有的说是机器加足码力也开不动被烧掉的）。官兵及船上人员争先恐后纷纷弃船逃命，被烧死、淹死、打死的又不知多少。据乘船逃回来的官兵说，有许多逃到海边的官兵，海军又把他们认为是敌人，用炮打死不少。官兵痛骂：“蒋介石桂永清无良心，自己打自己”。有的愤恨不过，转身向人民解放军投降。这一个军就这样的仅以一只船撤逃几千人。而海军的登陆艇则怕被人民解放军打沉，始终未驶进营口港内。桂永清回葫芦岛后还吹说：“这次营口撤退，‘共匪’追得很凶，一直追到海边，不是海军掩护的话，五十
二军会全军覆殁……”意思要我给蒋介石打电报表扬他的“功劳”。

当刘玉章最后用所有火力掩护撤逃时，人民解放军则对五十二军的攻击暂时停止。我向蒋介石谎报说：“五十二军将敌人击退，可能安全撤退”。蒋还复电奖励刘玉章，又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营口击退共匪，歼匪数千人”。

当１１月２日沈阳解放的消息证实后，我的心里诚慌诚恐，怕人民解放军马上来打锦西，使东北仅余的蒋军也无法安全撤退。我一面急电蒋介石催船，一面召集各将领商讨安全撤退的部署及准备工作；但表面上还假装镇静。在葫芦岛的各将领都成了惊弓之鸟，人人想争先脱离东北。有的建议立刻从陆路上经山海关向冀东逃跑；有的说陆路不安全还是海上安全；有的说海上固然安全，如果船来得慢，最后掩护部队势将无法撤退。大家议论之后，最后我还是决定照蒋介石的指示从海上撤退。但是部队撤到什么地方，我心有所私未明确地说出。有的问：“到底准备往哪里撤？”我说：“等委员长决定再说。”侯镜如有点着急，在散会后还对我说：“你应该当机立断快下决心，带着一起从陆上走，等船等到什么时候？”我同他握着手说：“不要急，老兄！一个长蛇阵摆到北宁路上又会被吃掉的，船来了我先送你的部队好不好？”

其实在我们开会之时，蒋介石到南京后已要国防部拟了一个《徐蚌会战计划》，派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亲自送来，并带一封亲笔信说：“目前徐蚌战役关系国家存亡，许副厅长带来的计划如弟同意的话，请到蚌埠指挥”。我见计划中规定的徐州主力撤退到淮河以南守备，认为这样以守为攻，尚有可为，但我又不愿意负放弃徐州之责，因之复信中略说：“我同意这一案，但须将葫芦岛部队指挥撤退完后，再去蚌埠。

徐蚌会战部署，请刘总司令迅速将部队调至蚌埠，否则有被‘共匪’牵制无法撤退的可能。”

正因为我存在着这样一种私心，同时也判断东北人民解放军一入关华北不能久守，增加几个军也不可能挡住人民解放军的压力，所以我就电蒋介石申述利害，要求将葫芦岛部队全部撤到蚌埠，希望自己将来到蚌埠可以多掌握一些部队，为蒋介石作最后垂死的挣扎。蒋复电说：“待向傅宜生商量后再决定。”过了两天，蒋介石来电略说：“华北情况吃紧，原调华北剿总之六十二军、九十二军及第九十五师仍归还华北建制，其余第三十七军，五十二军及五十四军全部撤至上海、南京”。

我接到这一指示后，即开始部署葫芦岛的撤退工作。为了缩短海运的日期，同侯镜如商量先将华北各军运至秦皇岛，然后再运其余部队。侯十分同意。

在这期间，我交代工兵参谋王传德（圣？）计划破坏锦西发电厂、炼油厂及残留在葫芦岛的火车头等，并接见过锦西发电厂厂长等负责人，指示他们必须彻底破坏。关于葫芦岛的自来水塔及码头等与桂永清协定归海军破坏，并规定陆海军各部队对于葫（芦岛）锦（西）间各工厂机器电动机等可搬运的物资，尽量抢劫运走，搬不走的则破坏。

蒋介石还令我在葫芦岛布置了一部特务电台，妄图在蒋军撤退后继续对人民做侦察破坏工作；并规定这个特务电台同我直接联络，报告东北人民解放军的调动情况。可是我从葫芦岛撤退后，再未得到这个电台的报告。

在蒋军撤退的这几天，葫芦岛的蒋军恐慌不安，怕人民解放军一来，无法逃命。锦西、葫芦岛的后勤机关以及行政人员尤为恐慌，这个来说有重要机器奉到主管机关命令要尽先撤退，那个来说他有档案文件必须让他先走。整天一群一

群地拥挤到边区司令部门口争吵不休。所幸人民解放军一直未发动攻击，给予蒋军一条逃命的生路。可是我仍然怕泄露机密，被人民解放军牵住逃不掉，下令时声东击西，给前方部队的命令是向人民解放军搜索攻击，给后方部队的命令说向某地转移，等部队到葫芦岛码头上，再给上船的命令。到１１月８日上午最后一批船到齐，我才由锦西机场同空军地勤人员一道逃到北平。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６册Ｐ８００—８２３，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